张奠宙

有幸率先听到李文林先生的“历史与未米——关于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若干问题浅议”的演讲。内中提到，数学教育在三十年代有巨大发展，并称之为1930现象。我对此说深有同感。这里补充一些看法。

李文林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华罗庚和陈省身在三十年代的成才故事。其实，和陈省身同龄的钱学森（1911-2009），也是在三十年代涌现的科学巨星。那是一个“科学救国”的年代，追求学术卓越是人们的共同追求。“科学救国”的理想，远超过今日的“应试功利主义”。

至于基础教育的情形，可以从钱学森回忆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的一句话窥知一斑。他说，听傅（种孙）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祁淑英、魏根发著《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第15页）。这是二十年代初的事情。

傅种孙先生（1898 1962）是一位数学家、1922年翻译出版了罗素的《罗素算理哲学》（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lly）。接着又在1924年翻译出版了形式主义数学哲学创始人D.希尔伯特fDavid Hilbert 1862-1943）的名著《几何原理》（今译《几何摹础》）。1929年，他联合附中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厂甸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用丛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初、高中数学课本，他自己任总编辑，每本书都经他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足资楷模的一套数学教科书。他自己著的《高中平面几何》即是其中一册，1933年初舨，到1937年共印四版。采用它的教师都说用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这样一来，傅先生成为三十年代的中国数学教育的领袖人物，那是一件幸事。

陈建功先生也曾参与中学数学教科的编写。我在1948年读高一时的平面几何教材，就是陈先生编写的。陈建功先生在身体力行的同时，注意到美国数学家不写数学教科书的怪异现象。在“二十世纪的数学教育”（中国数学杂志，1952（2）），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

“哥仑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司内屯竞这样说：‘消费者的数学——算术的一部分——自然人人所必需不可以省略。但是中学校的代数和几何，未必人人所必需，不必作为正科，应改为随意科（选修课）。至于数学的陶冶价值，几乎无穷小……我们于此可以断言：美国数学教育的特色，是在培养‘小市民性。美国的数学教科书，是富于小市民的实用性和学习心理的色彩。所以美国没有一本数学教科书是数学专门的人写的，著者大多是教育工作者或是心理学者。”

仔细寻味，可知这些只认可数学为消费性的商业服务的错误主张正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三十年代的中小学数学教育，没有受到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太多影响，是和廖世承（教育家）的名字分不开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形。杜威教育理念标榜以科学与民主精神为核心，正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潮流相一致，因而受到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普遍欢迎。但是，教育理念虽然诱人，教学效果却不佳。

在教材和教法等课题上，杜威认为：“学校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讲是学校安排科t种作业，把基本的人类事物引进学校里来，作为学校的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他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根据这些思想，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fW。H。Kilpatrick）提出“设计教学法”、帕克赫斯特（H.H.Parkhurst）倡导“道尔顿制”、华虚朋（C.W.Washburne）则有“文纳特卡制”等具体的教学模式。柏克赫斯特、克伯屈、华虚朋本人还先后于1925年7月、1927年3月和1931年2月访问中国，宣传他们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道尔顿制与传统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打破了班级制和年级制，特别注重个别敫学+它倡导一种自由活动的精神，允许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决定学习的内容和进度，自由地支配时间，希冀通过协调教与学的矛盾，促使学生的个性和群性和谐自由地发展。

道尔顿制强调三个基本原则，即自山、合作和计划。它是一种自学辅导的组织形式，学生在校主要以自学为主，不再是讲授者而是辅导者。道尔顿制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在国内风行一时，大有替代班级授课之势。南京的一项研究使得道尔顿制迅速沉寂下去。

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是一所名校，当时主持校政的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在他主持下的道尔顿制实验，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他们得出结论：道尔顿制的特色是“自由与合作”，但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廖世承据此实验写成的《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一书，认为根据中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道尔顿制的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也成为我国教育实验史上一部经典著作。1926年以后，中国的道尔顿制实验热潮急速衰退，实施实验的学校越来越少。在曾经实施过道尔顿制实验的学校里，原来的班级教学形式大幅度地复辟，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名噪一时的道尔顿制实验从此偃旗息鼓；使三十年代的数学教育，免受杜威进步教育思想的负面影响，保持着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杨振宁、李政道、吴文俊、邓稼先、王淦昌等一大批中国学者，正是在三十年代接受的基础教育之后，走上国际科学巅峰、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