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

假如说在过去，我相信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识是一种缘分的话，那么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与一本书的相识，同样是一种缘分。甚至，一个人因为一本书，走近了另外一个人，则更是一种天大的缘分。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潮湿、溽热的夏季里，我读了一本书，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篇读书笔记，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正是这件小小的事情，才使得我生发出来以上的感慨。

我应该把这篇读书笔记抄录在此，否则就丧失了这篇小文的意义。这篇读书笔记的原文是这样的——

充满浓厚兴趣地去阅读《佩德罗·巴拉莫》这本书，当然源于马尔克斯。恕我孤陋寡闻，我知道《佩德罗·巴拉莫》以及它的作者、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时间并不长。只是由于马尔克斯的缘故，或者说由于马尔克斯的“虚张声势”——据说他能倒背如流《佩德罗·巴拉莫》——我才开始谨慎地“走近”胡安·鲁尔福。为什么要说“谨慎”呢？因为我担心会被某种文学之外的元素所迷惑，当下大量的夸大了的商业宣传，已经海阔天空般地充斥进了文学阅读之中，正在摧毁博尔赫斯所憧憬的“天堂应该是图书馆模样”的美梦，因为许多时候，“图书馆的模样”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那样了，已经被涂抹上了商业的浓厚油彩。

阅读《佩德罗·巴拉莫》之前，仔细看了关于马尔克斯“倒背如流”的神话，据马尔克斯自己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他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来到墨西哥城，在和一些作家朋友和出版家来往中，有人将一部中篇小说给了他，同时兴奋地“骂道”：“读读这东西，妈的！”这部中篇小说，就是后来让马尔克斯神魂颠倒的《佩德罗·巴拉莫》。

由于字数不多，薄薄的“清秀娇小”的一本小书——不像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厚砖头一样的《2666》，尽管是经典，但还是让人一上来就充满阅读恐惧——所以尽管是在溽热的夏季里，倒是没有任何的焦躁，很容易就静了下来，开始慢慢地阅读。

小说开始，还是让我震惊——“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百年孤独》的经典开篇。很明显，看上去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同的精美质感，或者说叙述姿态，抑或叙述腔调。梳理一下时间，马尔克斯真有可能受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启发——《百年孤独》发表于1967年，《佩德罗·巴拉莫》发表于1955年，而马尔克斯阅读这本书并推崇备至是在1961年。由此看来，马尔克斯赞美《佩德罗·巴拉莫》“它让我找到了我写作的道路”是真心实意的，似乎没有撒谎，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时受到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影响，从时间顺序上看，也应该存在这种可能。于是，我最初的谨慎和多虑，顿时消失了大半，开始完全投入到了心无杂念的阅读的心境中。

说起来，《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很简单：出身卑微的佩德罗·巴拉莫，依靠种种不光彩的手段，成为蛮横霸道的庄园主，他在一个叫“科马拉村”的土地上，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以致科马拉村成为荒村。最后佩德罗·巴拉莫在家破人亡之后，他自己也孤独地走向死亡。

故事真的很简单。我发现，外国经典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故事简单，但那又为什么能够称为经典、能够吸引读者去阅读呢？很显然，除了我们常说的那些“塑造了鲜明的人物”、“站在了人类历史的高度”、“反映了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生”等等之外，还在于发现和创造一种新的写作路径，所以能让读者在陌生的惊讶中，情不自禁的被诱拐进了作家制造的“叙述迷宫”中。

《佩德罗·巴拉莫》里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死人，但死人却与活人一样对话、回忆和讲述往事，活在同样的日光和月光中，可谓“人鬼不分”。其实这样的写作手法不是一个新鲜的手法，中国的古典小说《聊斋志异》要比《佩德罗·巴拉莫》更加极致。那么，胡安·鲁尔福的高明又在哪里呢？

有人说，胡安·鲁尔福是依靠对话的叙述方式来推动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叙事发展。我想，这也不是胡安·鲁尔福的高明，因为海明威早在1927年就写出了完全依靠对话来推动叙事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

其实，胡安·鲁尔福的最大贡献，是将多种时空状态——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同时置放在一个时态里，而且做得极为自然、从容、潇洒，几乎找不到任何磕绊的地方，甚至还带有几分神秘。我猜想，这才是胡安·鲁尔福让马尔克斯惊喜、敬佩的缘故。

胡安·鲁尔福选择了通过对话、自语、回忆、转述、梦幻等诸多方式，将多种时空巧妙地糅杂在一起的方法来进行创作，这的确很艰难，因为非常容易造成阅读的混乱。但胡安·鲁尔福没有，他梳理得异常清晰。

小说的讲述者——也就是死亡者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回到家乡科马拉村，他走在荒芜的无人的乡村土地上，身边有各种声音跟随着他，那些声音与他对话，但是读者只能听到声音（因为声音来自亡灵，而亡灵是没有驱壳的），那些声音随时随地出现，那些声音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转述别人的心境，甚至别人的梦境，许多人的故事和情绪，在一句话里，不断地叠加起来，并且不可思议地同时呈现。

我在阅读时，心情格外紧张，真的担心会迷乱，但是没有，因为作家严谨的掌控，丝毫没有混乱之感。比如，为了更加真实反映死者（母亲）生前的心境，胡安·鲁尔福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就异常清晰地完成了，“她给了我这双眼睛，她让我看到……”借用活人（儿子）的眼睛，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死者的生活呈现，但又让“过去”和“现在”，非常顺畅地打通，没有任何的阅读阻碍。

胡安·鲁尔福，应该称得上是一位“声音大师”，他不仅用“声音”打通时空，还用“声音”描写情境。譬如，“这人的声音在摇晃他的双肩，使他挺直了身躯”；还比如“过滤器里的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他在谛听……听到有人在行走”，作家用“声音”，把一个人从梦境醒来的过程，完全艺术地表现出来。

有人说，《佩德罗·巴拉莫》因为用了太多的对话，导致作品缺少了精致的描写。的确如此。但也不尽然，虽然景物、人物、环境、心理的描写极少，但胡安·鲁尔福，就是在这种极少的描写中，依然显示了他描写的强劲力量。“房间里，那个站立在门槛边的女人，她的身躯挡住了白昼的降临，只能从她双臂下才能看到几小块天空，从她的双脚下透进几缕光线”；“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手指上仍保留着他睡着了的双眼和心脏跳动的感觉”。这样带有抒情般的描写，就像蓝天上的白云，虽然不多，但又恰到好处，呈现出来一种阔大、疏朗的美妙感觉。

应该承认，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叙述难度极大的小说，是一部需要绷紧神经来创作的小说，哪怕稍微有一点松弛，小说的整体结构就会松动，而一旦松动一个地方，整部小说立刻就会坍塌。所以，说它是一部经典小说，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但我还是充满疑点，或者说小说之外的疑点，也算是“题外话”吧。胡安·鲁尔福对马尔克斯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假如有的话，《巴黎评论》的记者在1981年采访马尔克斯时，他为什么只字没提胡安·鲁尔福和《佩德罗·巴拉莫》？难道是采访时间的限制？不会，《巴黎评论》的严谨的采访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仅主动给自己留下采访前的大量功课，同时也给被采访者留下充足的思考时间，况且《巴黎评论》那次对马尔克斯的采访，用去了三天时间，如此充足的时间，马尔克斯不应遗忘重要的问题。那为什么马尔克斯不提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呢？真的是因为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马尔克斯1961年阅读的《佩德罗·巴拉莫》），这部小说在他心中的影响力已经消退？

我之所以“纠缠”阅读之外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阅读经典时，不能盲动，在尊敬大师的同时，还要勇于叩问、勇于怀疑——这是我们挑战阅读难度的根基之一。

阅读《佩德罗·巴拉莫》另外的收获，还让我们明白了惯性创作的可怕。挑战写作难度，首先应该警惕惯性写作。在这一点上，胡安·鲁尔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写完《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再也没有创作新的作品，我想他一定是在没有找到崭新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段之后的“自我罢工”，他宁肯“断腕”，也不愿意重复自己——现在想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种精神。

所以，我还是以这篇小文的标题来结束我对《佩德罗·巴拉莫》和胡安·鲁尔福的敬意——为什么没早些认识“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表述，已经完全表明了我的观点。

阅读胡安·鲁尔福，是源于看到马尔克斯的访谈，写完这篇读书随笔，我以为《佩德罗·巴拉莫》已经变成养料，正在慢慢深入到我的精神中，正在逐渐沉淀在我创作的思考中，留待来日慢慢变成我写作的营养，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却还有下文。

当我接到这篇文章的样报《文艺报》后，发现与我这篇文章同在一版发表的，还有我的文学朋友、旅居英国的著名诗人杨炼的文章——《大海的第三岸》，这篇文章是杨炼介绍他和一位英国诗人共同主编的中英文对照的当代中国诗人诗选《玉梯》的序言。

我和杨炼是十多年的朋友，他每次回国，我们都能见面，都会彻夜畅谈几日。杨炼1988年出国，在出国前，他就是一位知名诗人，当年他的一首长诗《诺日朗》震惊诗坛。如今想来，在当年朦胧派诗人中，顾城驾鹤西去，北岛诗作很少，只有杨炼和欧阳江河还在写作，而且近几年，杨炼以每年一到两部的速度，不断推出新作，新作的视野越发阔大，不断给人以惊喜，并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作已经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去年获得了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从评委会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手中，取过了在欧洲颇有影响的诺尼诺文学奖的奖杯。

前不久他再次回国，我把登载我和他文章的报纸给他，他看见了我写的这篇读书随笔，没想到他非常感慨，立刻讲述了一段关于严文井的故事。

1982年，杨炼去看望严文井。那时候严文井住在北京火车站不远处的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当时年轻的杨炼，经常去看望忘年交“老严”。记得有一天，严文井不小心被老伴锁在了屋里，门锁又不能从里面打开，“老严”就困在里面，正好赶上杨炼去看望他，于是“老严”从窗户里扔出钥锁，杨炼从外面打开门进去，两个人又像往常一样，开始畅聊起来文学——就在那天，严文井激动地告诉杨炼，有一篇小说的写作手法令他格外激动，随后他讲了大致的内容，并且立即推荐给了杨炼。这篇小说，就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

我没有见过文学前辈严文井，他在我的固执的印象里，是一位卓越的童话文学作家，似乎与《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小说“毫不搭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胡安·鲁尔福的这部小说，令严文井先生如此激动，就像当年马尔克斯激动一样。

三十多年过去了，杨炼依然记得当年严文井讲起《佩德罗·巴拉莫》时兴奋的神情。这部小说让严文井如此激动，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因为，我至今无法把严文井——这位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作家——和胡安·鲁尔福联系在一起；更是无法把《小溪流的歌》和《佩德罗·巴拉莫》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我沉静下来之后，却又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能。可问题是，这种可能性又在哪里交叉、碰撞呢？

从胡安·鲁尔福到严文井，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联想过，但是今天却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我想，接下来我可能要去阅读严文井。我要去寻找严文井对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热烈、激动”的缘由——那将极有可能是一种新的发现。

我想，这才是阅读的乐趣，仿佛下跳棋，从一个作家、作品，跳到另一个作家、作品，然后再回头端详这两者之间相连的那条线，从中思考、寻找出来其中相连的缘由，继而探寻出人生、文学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