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小鹏

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异风景。19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借鉴西方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小说题材范围、思想主题、形式技巧和创作理念上进行了全新探索，他们短期内开创的叙事革命和语言实验，打破了传统宏大叙事模式，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写作经验，大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力。短短几年，先锋之风形成了强大的创作阵容和声势，堪称奇观。然而，1989年之后的先锋派内部迅速显示出衰变的痕迹，除了北村此时还执着于语言迷津的创作外，先锋作家们开始了隐约地向外游移，到1990年代初期，先锋作家无一例外地降低了探索的力度纷纷另寻出路，有的陷入新写实的潮流，有的与商业文化结合，有的走向对传统和本土的回归或堕入古旧家族演变的叙述……但这期间，仍有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诞生，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苏童的《米》、北村的《玛卓的爱情》……这些作品奠定了上述作家的地位和声誉。

尔后，先锋派基本集体失语，马原在及早宣布“小说死亡”之后另操他业，终止小说创作长达二十年，余华在经历了十年沉默后，零敲碎打地维系他大师的声誉；苏童则沉迷于他阴柔而诡异的历史叙事，延续着他与主流写作和商业文化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格非在历经数度难产后，认为先锋的概念已经解体，先锋作家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已经解除，传统才是真正可以依赖的写作资源……回头看来，先锋作家的昙花一现和“自取灭亡”，本身就证明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凌空蹈虚缺乏根基，专注于形式创新忽视生存探索、自由精神磨砺，从而丧失其先锋的真义。

想当年，“先锋派”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们大多二十出头，赶上了一个崇尚自由开放的时代，可以激情拥抱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名著，新奇而大胆地解构生活，在集体纯情的阳光年代，在文学占据全民文化生活和精神空间重要位置的氛围中，他们的写作实验很快得到读者的关注，先锋作家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宠儿。“先锋派”基本出生于1960年代，其生活经历相对简单，“文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混乱、荒诞甚至好玩的记忆片段，所以他们既没有“右派作家”痛切的苦难记忆和心灵伤痕，也没有知青一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身份失落。由于“文革”的干扰，他们的学生时代文化基础教育都不太扎实，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自觉性不高，没有坚定的个人价值观和历史重负，反过来更容易接受外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蕴。现实经验的欠缺，也使得他们不再试图继续现实主义神话，而更倾向于以外来的文学经验为底色。他们的个人生活，又迎头遇上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城市生活、都市文化圈的召唤，类似崔健们的“一无所有”的精神迷茫和前路困惑，使其具备了青年圈内人的叛逆情绪，有意规避社会意识的“边缘人”、“局外人”心态，有意将现代派小说当作个人游离于社会群体的载体。好在他们的勤奋探索很快得到了理论批评界的推波助澜。蓬勃发展的文学期刊，更是“求变若渴”，先锋作家与北京、上海大型文学期刊保持着“密切互动”，这从程永新深具价值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一书中可以看出，先锋作家对编辑的敬仰和攀附与众多无名青年一样热烈。总之，1980年代，一个思想解禁与社会变革的特殊年代，造就了先锋作家的脱颖而出。

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正是市场化改革迅速深化，全民思想意识向多元化急剧转变，社会生存世相千姿百态，工业化时代特征初步显现的时期，为先锋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创作环境和解构对象。先锋文学借以依赖的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化背景，是工业化充分发展的历史产物，是现代性充分发展并呈现自身弊端之后，由其内部自然产生的。而更具颠覆性和反叛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起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思潮采取了背离和颠覆的姿态。但中国的先锋作家并未在社会文化中亲身体验到有如西方二十世纪那样的文化情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晚清开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飘摇，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左倾”政治带来的干扰，步履维艰。直到198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中国并没有一个现代化充分发展，并逐步暴露出现代性危机的过程。所以，与其说先锋小说作家们立足于本土现实文化情景和真切生命体验之上进行创作，不如说是在互文的意义上对外来文学形态进行的模仿与复制。这是急于突破现有文学模式，疏离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确立自身文学地位而进行的努力。

先锋作家并没有什么西学背景，也缺乏足够的国学基础，他们从踏上创作道路的第一天起，就彷佛受到西方作家神示般的感召与牵引，叙事模式、语象世界、主观感受、精神困境与西方大师如出一辙。马原从来不屑于阅读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没有表示过喜爱与敬畏；余华粗识文字尝试写作就是出于对川端康成的迷恋而进行的模仿，但他们始终自信与卡夫卡、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等建立了秘密的精神通道。正是基于这种错觉，先锋作家们一方面执着于精神真相的探查，又不愿放弃形式中的方法论，他们对形式的迷恋造成了对生活本原的遗忘，同时又在不懈张扬生命个体的盲目意志、非理性和虚无荒诞，将本原生命的不断扩张看作是存在意义实现的途径。结果，不论是语言狂欢，还是欲望的缜密书写，都未能真正企及生存的中心和腹地，一些更重要的有关民族精神匮乏的时代性话题，在他们轻率的戏谑中悄然滑走，他们仰仗大师传递的间接经验，由抽象到具体，再由具体到抽象，“不顾一切地标新立异”，只能如礼花一般瞬间绽放旋即沉没。

须知，西方现代主义弥漫的种种人性“异变”的气息，绝不是大师们玄想后的顿悟，一种经典的精神概括和存在本质的发现，都是他们感同身受、深入骨髓的灵肉体验的必然结果。卡夫卡一生在压抑和恐惧中绝望挣扎，他不幸的婚约、悲壮的爱情，他的病痛和梦魇，他的焦虑和琐屑生活的无奈，这些人性的个体体验，才是他“最强烈、最深刻和天翻地覆的经验”，这些经验最终抵达形而上的层面，离不开他对古欧洲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精深领悟，以及对近代欧洲哲学的强烈兴趣。相比之下，余华笔下的孤独与冷酷，仍然是社会学层面生活形态的抽象演绎，平凡的童年记忆，平庸的青春生活，此时的余华满脑子都是出人头地的春秋大梦，他对人生的体验，对千百年因袭的民众灵魂底层的“异化”，尚且缺少足够深刻的体验与书写，仅靠通过大师“采气”，绝不是一劳永逸的捷径。疾病缠身的普鲁斯特，在闭抑的法国书房书写那些白日梦般的绵长细节，处处浸透着一个哲人的脉搏与呼吸，这是“活着的颓废和厌世”，而孙甘露们充满奇思妙想的哑谜，实在是“僵尸的乐观”。

还有博尔赫斯，这位先锋派共尊的导师，身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一生醉心于智慧和书籍的迷宫，当他双目失明时，八十万册图书，已经构成他生命中无以穷尽的深渊，他说：“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博尔赫斯的迷宫，是他和黑暗斗争的过程中无以抵达的彼岸世界。真正的思想就是无休无止的挣扎，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博尔赫斯的“迷宫”由此而来，这是一个伟大心灵穷尽一生的博弈轨迹，此“迷宫”和“圈套”岂是马原、格非们可以轻易效仿的？没有强大的内心，没有深刻的悲悯精神，没有对生存真相探究的高远追求，一种纯形式或私人化的写作宏愿终成无源之水。马原对于藏地风物的书写，虽然形成话语奇观，但他的解构常常是率性而为，他常用的一句话是“如此而已”，一种不求甚解的轻松姿态，让“写什么”成为一个不屑的话题。另外，他还喜欢用一句话：“谁知道呢”，略带玩世不恭的自负模样，贯穿于马原作品的始终。随着他因个人原因写作戛然而止，这让他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常常感叹在西藏的写作有如神助，离开西藏，写作的冲动荡然无存。虽然他做了一系列无辜的辩解，也没人会追究一个公民对生活状态的自由选择，但看看马原早期处于自由状态的先锋写作，谁能不为他感到惋惜？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刻主宰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社会关系，物欲膨胀与秩序消失共同构成新时代的危机，诸如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毁坏、理想幻灭、价值紊乱、媚俗横行，引起了人文知识分子深刻的忧虑。过去十年，当代人的精神被庸常虚假的商业文化全面侵蚀，中国迎来了真正的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境遇，先锋作家却逃离了现场。更可怕的是，这一批曾经意气风发的文坛才俊，要么失语，要么转向或明或暗的商业化写作，不仅如此，除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品牌效应带来了不错的市场预期之外，先锋作家寥寥无几的创作已经堕落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余华的《兄弟》基本已经跌破了一个严肃作家的写作底线，这部作品不仅谈不上价值追问的深度和基本的艺术品位，通篇看出的是作者的浮躁心态以及自负与懒惰，大量虚假细节、荒诞情节、油滑语言充斥其中，可以看出余华对时代本质的隔膜和对“畅销”的迷恋。面对批评，余华好几次怒目相向或嗤之以鼻，他表示自己对这部作品“很满意”，“还没发现什么缺憾”，“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现在，无数人在写我的评论，但我已经一篇也不看了”……他对批评已经相当不耐烦，甚至有些老虎屁股摸不得。

余华已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他放不下“著名作家”的身段，他“被精英批评家的饶舌和读者的殷切期待折磨得筋疲力尽”，《第七天》就是他痛苦挣扎的结晶，他要维护一名先锋作家的颜面，每有新作理应不同凡响，《第七天》的魔幻氛围与鬼蜮世界，让作品充满阴郁和沉闷，在七日轮回的神秘框架内，让人乏善可陈。至于新闻素材的大量繁殖借用，暴露了作者生活狭窄、思考肤浅、单纯依靠想象的书斋书写本相。

至于马原，骨子里就有自由率性、随遇而安的气质，一方面喜欢冒险、勇于挑战，另一方面又主观自我，自恋自负，自以为是。他最早关于“小说已死”的惊世之论，终归是慑于大众文化和商业媒介的强大威胁，感觉到“小说这个行当”不好混了，这种明哲保身的投机心理，与他心仪景仰的西方文学大师判若云泥。自觉放弃文学干预生活、启迪心智的追求，放弃探究存在危机的责任，他的内心革命终结了，陷入了形而下的价值迷茫，去做电视、开公司、当教授，二十年来各种事情都做过，但都是有始无终。但马原一直保持着身份错觉，始终自信仍是小说这个行当的高手，2012年，复出文坛的马原信誓旦旦，决心要开辟小说写作的第二春。对于他的重现文坛，有人用“王者归来”呼唤他再展雄风，其本人也踌躇满志，高调推出了《牛鬼蛇神》，但除了一帮先锋旧友帮忙吹捧之外，再就是个别编辑、评论家表示了“震撼”、“震惊”、“神奇”之类的虚妄夸赞，绝大多数的读者反应稀松平淡甚至不乏诟病。马原则一脸深沉地说，回到小说创作是因为“害了一场病”，“让自己成了哲学家”，小说仿佛是他宣泄人生豪情的神器，为自己的一次委屈写五车书，似乎就可穷尽人生真谛，实在是轻薄而矫情的文人病。《牛鬼蛇神》处处洋溢着追求形式创新、突破文章法则的急切心情。章节由“3”到“1”倒排，第“0”章煞有介事的谈玄论道，足见其对先锋骨骸的迷恋。冗长的叙事处处设置令人紧张的神迹鬼影，但不能读出马原急于表现的深刻和沧桑，情节虽极尽纵横跌宕，但人物依旧平板干涩。更令人吃惊的是，将七万字的旧作翻出来原封未动插进小说，自己还宣称：“其实我很为自己骄傲，一辈子离心很近，一辈子不关心更广大的人群，我只关心喜欢我的人，关心喜欢我的读者，我只为他们写作，我在二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拿出来还不过时，这就让我很满足。”他引用这七万字“就是因为我看到觉得特别好，有神通的地方，索性就直接拿过来了。所以你看，我哪怕重读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的小说都仍然会给自己投赞成票，更何况是我十年前的文字”。马原今年再次推出了长篇小说《纠缠》，在此之前他自称与大师卡夫卡不约而同地“取得了某种联系”，但我们在文字背后，只能看到一些平庸的日常经验，感觉不到马原当年简练、突兀与充满理想色彩的先锋取向。如今的马原生活滋润，满眼洋溢着和谐自足，除了秀恩爱、夸儿子，还会面对媒体兜售一些貌似深刻的心灵鸡汤，当然还有一些雷人的狂言：“《冈底斯的诱惑》也许能留一百年，但是《牛鬼蛇神》我相信能留几百年……我特别有信心，因为他探讨的是根本问题……”这种“我真的还想再红五百年”的雄心壮志，与疏离主流意识形态、注重个性经验与个体关怀的先锋写作背道而驰，与他们念念不忘的卡夫卡们相比，则更显其精神之渺小浅薄。

人的存在本质是什么？人与现实如何实现和解？终极存在到底是什么？这些永恒命题的追索是每一个有良知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作家的自觉担当。马原的自恋，余华的自负，洪峰的自轻自贱，格非的怡然自得，让先锋彻底走向终结和没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论怎样掩饰，怎样寻找借口，怎样假扮庄严，先锋大腕们实际上已经斯文扫地，核心原因是他们早已放弃了独立思考，放弃了勇敢担当，放弃了内心修炼，没有使命感，没有目标，没有原创性的精神产品替他们高言大志增辉添彩，他们习惯于追腥逐臭、拜金捞钱，然后故作神秘粉墨登场，心里还老惦记着不朽，如此若能修成大师，只能等待奇迹出现。

先锋精神是物欲泛滥、精神沉沦之后，艺术发展的自觉选择，民众的无奈叹息，知识阶层深切的忧虑，乃至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峻切召唤，都是当代中国规避沉沦、寻找和重铸民族精神的热切意愿。怀念先锋、追问先锋，不是对上述作家个人创作吹毛求疵的苛责，我们不希望这个空前庞大的写作者队伍，一个个温水煮青蛙般自我放逐，我们要固执地呼唤当代写作力求保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和诗性品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继续在混乱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