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德新 楚永生

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们普遍认为的“道德冷漠”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刘曙辉、唐涛等认为，道德冷漠是一种病态的道德心理现象，是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膜和孤独化，这种心态具有相当的聚合性和持久性，反映了个体道德敏感的缺乏和道德判断的搁置，从而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冷淡、不信任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①李军、肖群忠等认为，道德冷漠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现代市场经济虽已改变了传统的熟人社会格局，但是重关系和背景的思维方式并没改变，尤其是传统礼教形成的处世哲学和关系思维成为道德冷漠的主要原因。②高德胜认为，道德冷漠是道德责任推拒和道德麻木，表面上看只是对道德责任的否定，实际上则是对人性的否定，带有非常严重的人性和社会后果。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冷漠具有一整套完备的生产机制，包括精细分工对道德的钝化、现代组织的去道德化、电子媒介对苦难的饱和性暴露等。③邓少岭则认为，中国正处于“未定型社会”阶段，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其权威都存在较大的脆弱性，道德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法律也同样无力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④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道德冷漠现象的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仅从单一维度或视角来阐释道德冷漠形成的原因，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对道德冷漠形成的外在环境(外因)与内在机理(内因)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较为深入的探究。道德冷漠，从个体表象上来看是人们对道德关怀对象的冷漠和麻木，体现为履行道德义务的不作为，而从本质上看则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道德危机在人们社会心理层面的普遍反映。因而，道德冷漠的生成机制既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背景，又具有道德系统本身运行的内在规律性。

道德冷漠生成机制的理论架构

系统论由美国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创立，这一思想已成为诸多学科开展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的独特功能在于，借助它可以将众多的至今无法列入逻辑范围的经验材料加以整理与分类。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与功能，研究系统、要素和环境三者的相互联系、作用特点以及变动规律，并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调整系统结构或协调各要素的关系，从而达到优化系统的目标。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挥着调节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其调节作用的机理是:由道德意识产生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生发道德意志和动机，而道德意志和动机推动人们进行道德实践，在道德实践和道德意识的基础上形成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既是对一定道德关系的概括，又是对一定社会或利益集团价值观的凝结和确立。它一经产生，又作为价值目标和道德准则，指导和制约着人们道德意识的发展变化和道德行为的选择，成为道德体系运行的核心。作为一定时期的道德调节系统，它一方面从宏观上反映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也从微观上反映个体的道德心理倾向。因而，这一体系或系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道德系统调节的社会结构分析，可以把社会结构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个体)三个层次，社会结构的每一层次既是道德调节的一种主体，也是道德调节元素的组成部分。宏观环境是道德调节的最高层次，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是社会整体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形成的基础;中观环境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等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并遵循的行业规则和职业行为规范等;微观机制是指在具体社会关系中个体对道德责任、义务的认识、实践以及自我行为的控制与自律。道德冷漠现象在微观上体现为个体对道德义务或实践的不作为，实质上是在社会宏观环境和中观环境影响下微观个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由此，可建立道德冷漠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道德冷漠生成机制理论分析框架

系统观语境下道德冷漠生成的环境因素分析

按照系统哲学的观点，任何系统都有环境，否则就不成为系统。系统与环境不断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流，环境既是系统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深刻影响系统内部的结构形式及其功能的发挥。

(一)道德冷漠生成的宏观环境因素

道德调节系统的宏观环境因素是一国或一个社会一定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社会风险最高、社会问题最多的时期，也是道德伦理发生冲突、过渡和更新的关键时期。首先，从经济上来说，急速启动并不断加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规范体系并未完全建立。市场经济造就了无数的利益多元化、分散化和独立化的经济组织和社会个体，这些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往往受市场利益的驱动与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进行约束，势必导致利益主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发生。同时，市场经济本身所导致的经济差异和社会不公又进一步成为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潜在的分解力量。美国学者阿瑟·奥肯指出:“当富人与穷人间的物质生活水平如此悬殊时，金钱对于权利的侵犯会成为犬儒主义(文明无用论)、激进主义和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⑤正是在这种物质利益的冲击下，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物化现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淡漠，一切向钱看、贪污受贿等道德失范现象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时尚而盲目追求。所有这些因素为道德冷漠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土壤。其次，从政治架构来说，健全完备的法制体系和正义有效的国家政治治理构成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合法性根基，也成为社会诚信的首要条件和刚性基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社会道德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而所谓系统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系统和国家管理系统，前者的主要运作媒介是货币，主要机制是市场;后者的主要运作媒介是权力，主要机制是科层制度。相对于系统而言，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领域，其运作的媒介是语言，主要机制是交往。在正常情况下，经济系统通过货币的运作追求效率和价值增值，政治系统通过公共权力的运作追求社会资源的公平正义分配，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人们通过平等的对话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使生活世界成为公民自由和自律的领域。然而，现实社会的生活世界经常会遭到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侵犯或奴役，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们急于摆脱贫困和落后状况，经济发展往往成为首要目标，如单纯强调GDP目标和发展速度，由此不仅带来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犯，而且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政治系统的腐蚀，尤其是在政治系统决策机制不完善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畸形交易。“权钱交易”一经形成又会反过来侵犯生活世界，带来生活世界的严重扭曲，并具体表现为人的物化、异化、功利化，进而导致缺乏道德责任的“情感冷漠”。再次，从文化上来说，健全深厚的道德文化资源是维系和促进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文化的消极影响不能忽视。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社会人际关系处理上，讲究人情和关系的亲疏，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这种由“关系决定爱”的思维方式经过长期积淀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人们只对自己的“熟人”或“关系人”负有道德义务，而对陌生人的需要无动于衷。第二，在处世哲学上，讲究和合思想和中庸之道，奉行自我保护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信条，在面对他人疾苦时，往往采取逃避的态度，缺乏挺身而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勇气。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但重关系、背景的熟人社会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同时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将市场原则嫁接到伦理道德之中，进一步伤害了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理念。这些因素成为道德冷漠现象深层次的文化根源。

(二)道德冷漠生成的中观环境因素

道德冷漠生成的中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公信力、经济组织(企业)的诚信守法、社会团体的行业规则和职业操守。现代社会有两个强势组织，一是官僚机构或政府组织，二是经济组织。首先，政府组织是一种拥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这意味着政府组织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行为目标，其行为应成为广大民众的示范和表率。人类行为伦理的历史表明，在道德体系中，诚信应当是一项基本义务，是实现其他道德规则的基础。在社会诚信链条中，政府诚信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政府诚信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诚信状况，也关系到政府的权威。我国诚信体系建设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应该是政府诚信，政府应成为整个社会诚信的示范者。⑥政府诚信不仅关乎政府形象，而且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它是政府取得民众认同并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政府诚信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政府的责任性。然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某些地方政府，由于受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的双重困扰，极易出现诚信缺失行为。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借公共利益之名，行谋部门利益之实;二是政策、措施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受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四是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这些负面因素产生了恶劣的公共示范后果，严重降低了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公信度，也构成了道德冷漠形成的中观环境因素。其次，经济组织(企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外，还应该是一个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具有良好道德声誉的经济实体。著名管理学家克拉伦斯·沃尔顿(Clarence C．Walton)认为，企业经理人应该用一种全局观念来看待企业的责任。因为在这种观念之下，企业被看成是讲诚信、讲声誉、讲道德的组织而不是赚钱的机器。然而，由于转轨时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对违反经济信用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经济组织对违反信用缺乏理性认识，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经济组织违约、欺诈、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现象不胜枚举。这些因素也是道德冷漠生成的中观环境因素。此外，非政府组织尤其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缺失，也是当下广大公众产生道德冷漠的中观环境因素。

系统观语境下道德冷漠生成的微观机制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行为科学认为人们遇到突发事件并需要采取道德行为之前一般经历四个步骤:第一，道德主体必须注意到突发事件，意识到有人需要帮助;第二，道德主体认为自己负有帮助的道德责任;第三，道德主体具有提供帮助的技能;第四，道德主体具有较强的道德意志。对于单个道德主体来说，社会运行过程的宏观环境、中观(或组织)环境是影响道德主体行为选择的外在因素，而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等则构成了道德主体的内在因素。因此，从道德主体内在因素来说，道德冷漠是道德主体对受助者缺乏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从而在道德实践上选择不作为。其微观生成机制可概括如下:

(一)个体道德抑制机制的受损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是一种“平庸的恶”⑦。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现代社会广泛存在一种恶，这种恶的特征就是不思考，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虽然这种作恶者偶尔会良心不安，但他们往往会求助于体制或者组织规章来为自己的道德冷漠辩护，从而心安理得地逃避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如医生有见死不救、漠视生命等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当面对公众的指责时，常常以“这是医院规定，我也没办法”作为开脱。这种道德冷漠的出现主要在于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C．凯尔曼(Herbert C．Kelman)指出，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有三个条件:一是通过拥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本身被赋予权威;二是通过规章的约束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行动被程序化;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行动者被剥夺了人性，被当做“非人类”。只要具备了其中一个条件，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就会受损。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进一步指出，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来自两方面:第一，组织规则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取代。在组织中，要求其成员消除自我个性，无条件地服从和忠诚组织章程，通过荣誉、纪律取代道德责任，组织规则成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符合组织规则的事情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其中，组织成员的良知是没有位置的，即使偶尔良心不安也可以通过上级对我的行为全部负责来得到缓解，至于组织成员行为是否道德，无须自我做出判断。第二，行为与后果之间的中间环节较多，行为的道德特征不可见。行为意图与行为后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中间行为和中间人。这些中间环节使行动者无法看到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由此避免了在个体道德标准与行为后果之间产生道德冲突，道德主体也无法体会道德困境的两难选择，从而失去了对自我行为的审视以及对自我行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道德抑制机制受损是组织中成员产生道德冷漠的重要原因。

(二)个体道德奖惩机制的失衡

当代行为科学研究表明，引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最根本动因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结果的预期，这种预期建立在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酬赏与代价分析基础之上。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认为，道德的力量常常是与人们用以奖赏它的快乐程度成正比例的。道德奖赏是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或道德责任后，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和受助者对道德行为的回馈，可分为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道德奖赏以利益机制为杠杆，通过利益回馈给予道德行为奖赏，可以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履行道德责任的积极性，将履行道德责任转化为内在动力，并增强社会成员履行道德责任的幸福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斯曼在解释人的行为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时，借用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认为人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投入—产出”的权衡，是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比较，是处于社会交换总体格局中的取舍。在社会交换理论中，他进一步提出攻击与赞同命题:首先，当个人的行为没有受到期待的报酬或者受到没有预料到的惩罚时，就可能产生愤怒的情绪，也因此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其次，当个人的行为得到预期的报酬甚至超过期待值时，或者没有得到预期的惩罚时，他就会感到高兴，心理上也会赞同这种行为，而且行为结果的价值也会增大。这一命题明确指出了报酬期待必须与实际报酬相一致，否则就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将导致道德主体无法获得内心的快乐。假设道德主体履行道德责任被奖酬的概率(P)为定量时，那么道德主体是否选择履行道德责任与被奖酬的力度(X)有关(其博弈模型如图2)。假设道德主体不履行道德责任的收益为Z，履行道德责任后的奖励为X，Y为履行道德责任所承担的成本，则道德主体在X×P－Y≥Z时，更倾向于选择履行道德责任。道德主体不履行道德责任的收益Z越高，履行后的奖励X越小，则履行道德责任的积极性越低。道德奖惩机制失衡将会打破人们对德福一致的信仰，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道德规范受到价值多元化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选择的务实性和功利性，使履行道德责任的个体更加关注道德奖赏对道德行为的回馈。如果善举得不到社会认可或补偿，就会导致人们在面对道德行为选择时顾虑重重，进而带来道德冷漠现象的日趋泛滥。

(三)个体道德心理机制的缺陷

在社会公共道德事件中，个体的“从众心理”和“匿名心理”对道德冷漠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处于群体中的个体极易受到群体行为趋向的影响，当他或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群体不一致时，就会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个体极易形成从众心理或者大众人格。这种复杂的从众心理，往往使得个体在面对履行道德责任时选择“不作为”，使处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个体变成了一个个道德冷漠、麻木的“旁观者”，主体的道德人格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同时，群体中的个体也会存在一种“匿名心理”，即在匿名状态下，个体可能会规避社会文化和道德规范赋予他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行为科学实验证明，社会公共道德事件中围观者临时构成一个“陌生人群体”，而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处于无身份标志的匿名状态，他们往往会把临时群体作为屏蔽社会舆论和道德责任的盾牌。随着围观者数量的增加，道德责任不断发生扩散，如果现场只有一个旁观者，她或他就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有两个旁观者，每个人各自承担50%的责任;旁观者的数量越多，他们承担的道德责任就越少。因此，当旁观者的数量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反而减少了，即使采取行动的人，他们在行动之前的反应时间也会比平时要长些。个体的道德责任由群体来分担，将导致道德责任分散，好像是每个个体都应平均地承担道德责任，其实也就等于每个人都没有责任。在这种匿名心理状态下，个体会从心理上说服自己逃避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也就解释了在社会群体道德事件中为什么会出现“集体道德冷漠”的现象。

图2 道德主体行为博弈模型

基本结论及启示

系统观的核心思想是整体观念。一定时期的道德调节系统，一方面从宏观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反映了个体的道德心理倾向。从系统观的整体思想去思考道德冷漠这一现象，首先，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转轨、政治架构和文化建设构成了道德冷漠形成的宏观因素，是道德冷漠出现的宏观社会背景;其次，政府公信力、经济组织(企业)的诚信守法、社会团体的行业规则和职业操守构成道德冷漠生成的中观因素，对道德冷漠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再次，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等构成了道德冷漠生成的微观因素，而道德冷漠实质上是道德主体对受助者缺乏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从而在道德实践上不作为，其微观生成机制主要有个体道德抑制机制的受损、个体道德奖惩机制的失衡和个体道德心理机制的缺陷。因此，对于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我们应客观分析，要改变这一现象，应在坚持和强化传统价值伦理并赋予其新的内容的同时，积极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和制度支持体系，为个体选择道德行为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法律支持，从而为构建良好、理性的社会秩序提供制度基础。

①刘曙辉:《论道德冷漠》，《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4期;唐涛:《道德冷漠现象的心理学解读》，《求索》2008年第2期。

②李军:《道德冷漠现象的文化根源》，《廉政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肖群忠:《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道德问题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高德胜:《道德冷漠与道德教育》，《教育学报》2009年第3期。

④邓少岭:《“未定型社会”中的规范难局及其解决》，《东方法学》2012年第1期。

⑤［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⑥张维迎:《产权、政府、荣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⑦“平庸的恶”是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指作恶者并没有害人的意图，只是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对自己的冷漠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自觉意识。

⑧Herbert C．Kelman，“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Reflections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Victims and Victimizers”，Journal of Social Issue，1973，29(4)，pp．25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