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淑能

(厦门大学,厦门,361005)

《当代外语研究》多次索稿,盛情难却,于是想起《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9期“名家论要”栏目发表我的“与外语学生谈综合素质”这篇文章,现在加以增订,以此应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炜栋教授(2005:1)在“治学和科研的良师益友——祝贺《外语与外语教学》创刊200期”一文中对此文甚为赞同:“连淑能教授的《与外语学生谈综合素质》指导青年学人:(1)学会做人,即不但要具备传统的优秀品德,还必须具有新的素质,必须有开拓和创新的精神,善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2)学会做学问,即除了对所从事的事业持之以恒、专心致志以外,对所研究的事物要高度敏感、善于观察、满怀好奇、富于想象,并对未经证实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3)学会做多面手,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学习与外语密切相关的各科知识。这将激励无数的青年学子潜心向学,勇于探索,顺应时代的潮流。”

我从事英语这一行已50多年,其间教过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去过美国几所大学和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当过驻外大使馆和专家组的翻译,也兼任院系的主要领导职务,感触颇多,总感觉学无止境,必须不断增强综合素质,才能适应各种需要。

连教授在美国访学

1.学会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重做人的“明智之学”,重伦理道德,重人际关系。古代先哲主张“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做人之道。如今时代不同了,做人除了必须具备传统的优秀品德,还必须具有新的素质。大学生必须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还必须有开拓和创新的精神,善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学生应具备竞争意识、创一流意识和一专多能意识。

(1) 竞争意识:对于改革的持续和深化,重要的一项就是引入竞争机制。只有竞争,才有活力,才会出业绩、出成果、出人才。西方文化的一大特征是竞争精神。如今西方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高度发达,靠的就是竞争机制。从中外历史,直至当今社会的发展,从多方面看,只有竞争,才能促使个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必须有动力、推力、压力和毅力。所谓动力,就是要有理想、志气、雄心、抱负,这涉及到人生目的、爱国精神、发奋图强精神和穷则思变精神。所谓推力,就是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和同学的推动和鼓励。所谓压力,就是考试、论文、评比、评奖、批评和集体的学习风气所形成的力量。所谓毅力,就是对学业持之以恒、专心致志,有很强的自立精神。我们所提倡的竞争,是文明的竞争、平等的竞争。竞争要靠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本事,而不靠虚张声势、弄虚作假,不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竞争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名利而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而是为了创一流,创全班一流、全校一流、全国一流、甚至世界一流,为了振兴中华而竞争出一流的人才、成绩、成果、发明和创造！

(2) 创一流意识: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落在我们大学师生的肩上,教学、科研等各方面的成绩,样样都要拿到全国去比,争取一流水平。要把国内外一流大学作为追赶目标。一流不是自己吹出来的,而是与人家比出来的。我们的英语专业本科生要迎接教育部一年一度的英专四级和八级全国统考,要形成你追我赶、争创一流的局面。牢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3) 一专多能意识:留待下面讨论。

2.学会做学问

当代中国教育界的两大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我在牛津和剑桥的时候,从许多世界级的发明创造中悟出了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即对所从事的事业持之以恒、专心致志,对所研究的事物高度敏感、善于观察、满怀好奇、富于想象,并对未经证实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可是牛顿却从苹果掉下来的现象引出万有引力定律,弗莱明从未经清洗的废弃器皿中发现盘尼西林。这就是牛津和剑桥所提倡的创造精神(连淑能2011:6)。哲学告诉我们,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偶然性的背后蕴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牛顿的万有引力和弗莱明的盘尼西林似乎都始于一些偶然发现的现象,但却蕴藏着必然性,那就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

通过多方面的调查访问,加上耳闻目睹,亲身体验,我总结出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思想:“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激励个人的创造精神”(Detect、explore and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and encourage individual initiative.),注重综合素质,培养融会贯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在此办学精神的指导下,两校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学术环境,采用独特的导师制和学院制,在变革和更新中继承并发扬卓越的传统,走富有特色的办学之路。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所体现的是:

学生—自主性:学习者→创造者

导师—指导性:教导者→指导者

过程—研究性:接受知识→探求知识；

进知识→出知识

内容—前沿性:基础知识→前沿知识

目标—创造性:已知+新知 博学+创新

导师制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养成博览群书、快速阅读的好习惯；要经常写作、写论文、读书报告和实验报告；要独立思考,准备问题与导师讨论；要富有创见,让导师了解、满意。导师制要求教师有过硬的学术水平和业务素质,经得起学生的提问；要比学生读得更多、更广,钻研得更深、更透,才能引导学生去开拓、创新；要制定学生的学习计划、安排选修科目、指定阅读书目、指导撰写论文、检查学习成果。导师不仅要传授知识给学生,而且要传授他们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例如指导学生如何去查找有关的知识。

牛津的语言学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知识有两类:一是你已懂得并记住的知识,二是你虽没记住但懂得何处去查找的知识。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靠死记硬背来学习是不够的,但你如果懂得在哪里有你要的知识,并能准确地查找出来,那么,这些知识也可以算是你的,因为当你要用这些知识时,你可以马上查到,而别人却未必能够找到。牛津和剑桥都重视并强调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学院、科系的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信息,而学生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

牛津和剑桥废除标准答案,提倡独立思考,激励发明创造。英文educate(教育)一词的原义是“develop mentally,morally,or aesthetically”。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体制训练学生去寻找并吸收知识,形成并维护自己的观点;注重诱发人的潜力,重诱发必然重讨论,引导学生充分抒发己见,多提问题,鼓励学生难倒教师,甚至超过教师。牛津和剑桥都十分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鼓励“群言堂”。中国的教育传统重视标准答案,注重“传道、授业、解惑”,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听课、阅读、理解、积累、记忆、模仿,鼓励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只停留在理论上,在教学活动中常被忽视,或因大班制而难以实施。中国的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侃侃而谈,学生埋头笔记,很少提问,课堂变成了“听写课”和“一言堂”,学生往往是“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完全忘记”。

我的妻子是小学校长,那年暑假去英美探亲时,特地考察了英美的中小学,我便当她的翻译。有一次我们去听课,发现那里的中小学也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小学生分成小组围绕几张方桌坐好,教师像乐队指挥,不断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来的插班小学生乖乖地坐着听讲,不如英美学生活跃,也不善于提出问题,被人看作“呆子”。教师请他到讲台,问他能表演些什么,他把“九九乘法表”背念得滚瓜烂熟,一时轰动了全班,被老师看作“神童”。在美国访问时,我们又听了相当于我们初中一年级的课。老师问学生:“树上有10只鸟,用枪打死1只,还剩下几只？”如果我们的学生回答,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剩下的鸟都吓跑了。”可是美国的学生却提出了许多问题,如:“那枪是有声手枪还是无声手枪？”,“10只鸟是在一棵树上还是在几棵树上？”,“10只鸟中有没有耳聋的？”,“有没有鸟呆在鸟笼里而挂在树上的？”。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可能的问题,而不只是用一种答案回答问题。以上例子说明我们的学生从小就不习惯提问,而善于死记硬背,到了大学,还是如此。不会提问题,就不会发现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爱因斯坦(1999:59)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行。”海森堡甚至认为“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要发现并提出问题,就要突破原有理论的束缚,打破思维定势,具备有关的知识,深入寻找前所未有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概念、新现象、新问题、新事实,发现各种理论观点之间或内部的联系或矛盾,充分了解常规问题,善于发现反常问题。只有发现并提出反常问题,才是创造性思维。所谓反常问题,就是运用已有的知识不能解决,必须创立新理论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发现问题上,创造性思维表现为平中见奇、无中见有、有中见无、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善于从一般人不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上,创造性思维表现为以新的思路,从新的角度入手,采取新颖而合理的解决方法,创造出新成果。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如果在课堂上无法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师生就会觉得这堂课失败了。即使是以“一言堂”为主的课,教师也会留下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学生的成绩要参考平时该生在课堂讨论的表现而定。牛津和剑桥采用的是“启发式”教学,中国学校采用的是“注入式”教学。

牛津和剑桥注重开发学生的个人潜力,激发学生的个人才能。“自助餐”(选修课)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多样、学习灵活、思想活跃、业余爱好丰富。学生走上社会后,适应能力强,可以不断“跳槽”(job-hopping),是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的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共性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必修课多而选修课少,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主动性少,被动性多,虽刻苦用功但不善于活学活用,毕业后较难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往往要再学习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才能胜任工作。

牛津和剑桥创世界一流的精神,来自于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传统,我把它概括为“牛文化”。鲁迅写道,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牛津和剑桥吃的不是草,而是知识,很多知识,不断吸收、消化；挤出来的不是牛奶,而是人才、成果、发明、创造,自己也长得体壮如牛,而且八百多年生生不息。走进牛津和剑桥,你会时时处处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人人一心追求学问、追求知识、追求成果,比贡献、比发明、比创造,蔚然成风,师生员工人人讲究高效率、高水平、高质量。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城里,人人为一个字忙碌:“书”(理工科包括实验)。写书(著名学者云集)——出书(有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卖书(牛津有100多家书店,包括世界一流的Blackwell)——藏书(牛津有100多个图书馆,包括世界一流的Bodleian)——读书(师生博览群书成风)——教书(辅导+上课)。

在做学问的十大环节(听、说、议、读、写、译、记、做、用、创)中,牛津和剑桥乃至整个西方大学教育传统,都十分注重“议、读、做、写、创”(学外文不仅要会“听、说、读、写、译”,还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以“写”来带动其他环节,并体现成绩和成果。从入学、考试、毕业,获得学位、职称,直至成为专家学者,都离不开有创见的论文或著作。“写”这一环节,除了上课之外,主要靠大量阅读和导师辅导(包括讨论、评审)来促进。“议”,处处可见,导师制就是师生之间的“议”,课堂教学也常常是师生之间的“议”,学生之间也常常在小酒馆“议”,揭示生命之谜的DNA就是在小酒馆的交谈中得到启发而发现的。“做”就是要勤做实验,要善于观察,富于敏感、好奇和想象。这五字中,“读”是基础,“做”是手段,“写”是中心,“创”是目的,而“议”就是启动器。我们的传统教育注重“听、读、记”,以迎接“考”。教师满堂灌,学生紧抱课本、死记硬背、被动应考,无暇博览群书、独立钻研,更难产生创见、创新。这一套在中小学还算行得通,但到大学就落后了。

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教育只达到做学问的第一大阶段——吸收前人或别人的知识,基本上未进入第二大阶段——发现未知的知识或创造新的知识,即只管“进”知识而不管“出”知识。即使在吸收知识阶段,我们的学生也大多忙于上课,围绕教师和课本转。牛津和剑桥的上课时数少,课堂只起启发和引导作用,大部分时间要靠学生自己去钻研。当今知识爆炸,除了大量的书刊资料需要阅读外,电脑联网后,全世界的知识资源已开始共享,都需要时间去查阅。牛津和剑桥注重个人见解,教师重启迪,学生重质疑。学习不靠死记硬背,而靠积极的智力活动。我们的学生则善于“模仿+记忆、复制+粘贴”。如今我们的学生(尤其本科生)写毕业论文十分艰难,到了毕业前,人人忙于找工作,抄袭移植、七拼八凑来应付论文,形成不良风气。我们何时才能有世界一流的发明和创造？我们的科技跟不上人家,长期以来连语言学都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学派,直至80年代中期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写有创见的论文是我们的弱项,也是与一流大学的重要差距。

我在牛津和剑桥时,看到一些中国留学生很勤奋,但不得法。首先是书读得很慢,一周读不完一本书。如此下去,何以博览群书？外语学生可以充分运用所学到的快速阅读技巧,对要读的书分门别类,然后做出选择:是通读、选读、精读、泛读、速读还是闪读？要做到有目的地迅速抓住所读的精华,零散的资料可作卡片,整段整页的可复印、下载,整本书都好的就买下来。如此像饿牛吃草,吃了再慢慢消化。外语学生除了精读与选题相关的论著,还要博览古今中外的有关名著。我要求我的博士生3年内至少读1000本,硕士生至少也要读500本。当然,有的书可精读,有的书则快速浏览。一位心理学家说过,“Learning is more effective when more sense organs are involved”。学外语要动用脑、耳、口、目,还要动手(做笔记、卡片,上网查资料)、动脚(常去图书馆、书店)。

外语类写作像做饭菜,先当采购员到市场调查、选购,把原料取回后,在厨房细想如何按照自己的菜谱选择、加工、改造、提炼、补充、发挥,经过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创造出美味佳肴。创新是研究生论文的灵魂,牛津和剑桥的精神,就是要求学生在好奇和需要的诱导下创造。只要有创见,就值得鼓励,但如果在别人创造的基础上加以重复或整理,他们就觉得这不是牛津和剑桥之作为。出自剑桥的牛顿观察苹果掉下来的现象,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你也跟着论证梨子、桔子、葡萄等等也会掉下来,那就没有什么创见了。但如果你反问,为什么月球、太阳和星球不会掉下来,那就值得研究了。如果你再进一步观察,发现了一颗新的星球,或论证宇宙中尚未发现的规律,那才是有所作为。牛津的一位教授意味深长地说,“Oxford teach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此话幽默、滑稽,字面上看,似乎两校什么也没教,其实它的含义是:“牛津教你有中之无,剑桥教你无中之有”。这就是牛津和剑桥的开拓与创新精神。

要创新就要有创造性思维,那就是,在需要或好奇的推动下,以新获得的信息和已储存的知识为基础,综合地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克服思维定势,经过对各种信息、知识的匹配和组合,或者从中选出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或者系统地加以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或者借助直觉、灵感、类比、联想等,创造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概念、新思路、新方法、新办法、新结论,从而使认识或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卢明森1994:315)。创新能力又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把头脑中那些被认为是毫无关系的信息联结、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互不关联的信息之间距离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也就越新、越奇。创新能力就是对已有的、新发现的信息再加工的过程。假如头脑中没有大量的信息存储,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牛津和剑桥所培养的创新型人才是“╋”型的:“━”型人才知识面宽,但缺乏深入研究；“┃”型人才在某方面知识较深,但知识面窄；“┳”型人才知识面宽又深,但不能冒尖,没有创新；“╋”型人才不仅知识面宽又深,而且能冒尖,会创新。

科学研究有三步曲:人云亦云、另辟蹊径、继承创新。我们的科研较多的是“人云亦云”,缺乏自主创新。如今的普遍现象是“拿来主义”:洋人发明、创造,我们拿来使用、模仿。盗版、抄袭、冒牌、假货、学术造假,这些弊病说明我们缺乏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思维,其根源在于缺乏创新的教育。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外语看作是工具。“外语工具论”使外行的人把外语学科看作附属于其他学科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是一种“技能”,自己无“学科”,只能做些口译、笔译、交际、介绍、引进和教学工作。外行人这么看,内行人也这么做,因为“语言是一门工具”,天经地义,自认使命,没有自己的学科就是了。许多外语毕业生因此改行,去研究别的学科了。

从事外语的人真的没有自己的学科可研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的不说,就说一例。没有外语和母语的研究,也就没有语言学这门学科。正如赵元任先生所说: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而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各行各业都需要,如没有语言学,就谈不上数理语言学,更谈不上电脑翻译。外语界的许多科研成果,都证明外语科研有广阔的天地,不仅有自己的许多学科,而且大有可为。

外语科研不乏论著,但模仿洋人和前人的理论观点,整理别人和自身的心得体会较多,缺少自己的学科理论和观点,更不用说有自己的学派了。中国翻译学者有各种著名的译论,但较多是总结、归纳、搜集、整理实用性的经验、体会和方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也是外语科研创新的一大突破口。

如何加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何创建新理论、新学科,这是外语科研创新的最大难题。要突破这一难关,涉及许多因素,包括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就主观方面看,首先必须克服思维定势。科学理论形成之后,人们易习惯于按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方向、方法、方式、程序思考问题,造成思维的惰性与惯性,形成思维定势,这是创新思维的大敌,不克服之,难以突破。要创新,就要突破理论权威和已有成规,产生新的思路。创新离不开两个过程:量变和质变。再现性思维多属量变过程,是模仿,再现已有的理论、规律、方法、程序,只是量的扩大和增加；创造性思维多属质变过程,是发现、产生新理论、新规律、新方法、新程序,是知识质的突变和飞跃。再现性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而创造性思维是再现性思维的发展。其次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从“传统”转变为“现代”,从“保守”转变为“创新”,这是核心因素,也是克服思维定势的根本。中西思维方式各有长处和短处,现代思维方式已形成中西互补的发展趋势,即人文与科学、综合与分析、直觉与逻辑、形象与抽象、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归纳与演绎、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等等的综合运用。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就必须借鉴西方的思维方式,如注重客观性、分析性、逻辑性、实证性、精确性、求异性、前瞻性、外向性等科学认知型的特征(连淑能2010:283-345),同时也要继承并大力改革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如注重主观性、整体性、直觉性、意象性、模糊性、求同性、后馈性、内向性等政治伦理型的特征,其中我们的求同性和后馈性思维尤其不利于科研创新。

杨振宁曾经指出,东方哲学最大的不足在于:所培养的学生过于胆怯,迷信书本,迷信权威,怀疑精神不够,驯服于权威,不敢向权威挑战,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缺乏。外语科研必须有创造性思维,首先要克服求同性、后馈性,增强求异性、前瞻性,才能有创新的意识和成果。

3.学会做多面手

我当过大使馆和专家组的翻译,应付过各种场合:大至陪大使与总统、总理会谈,小至陪专家看病、购物,也当过歌舞团、杂技团、考察团、展览会的翻译。这要求我既要懂国内外政治时事,也要懂如何把专家的技术资料口译或笔译出来,既要在外国大学用英语讲学术或技术性的课,也要能在几分钟内把当天厚厚的英文报纸简要地用中文讲给大使听。所涉及的知识面之广,可想而知,没有平时的积累,难以应付。我在牛津、剑桥和美国几所大学的那几年,既研究英语、西方文化和电脑翻译,也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可谓涉及古今中外的跨学科研究。回国后,我与计算机系合作,承担了自然语言理解与机器翻译的国家“863”计划课题。这些经历,都使我深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当今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之处往往可以迸发灵感,产生新意。外语科研正处在从微观到宏观、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时期。微观研究的对象是外语内部结构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如语音、词法、句法、语法等;宏观研究把外语内部结构系统与外部领域结合起来,进行跨语言、跨学科研究,如外语与汉语、一门外语与另一门外语、语言与社会、心理、文化等。宏观研究是当今外语科研创新的生长点和孵化地,跨学科研究所产生的“杂交优势”是创新成果的摇篮,最易突破与开拓。然而,外语科研不仅存在着外语与汉语不相往来的“两张皮”问题(吕叔湘),而且存在着外语与其他学科不相往来的“多张皮”问题,即外语科研只局限于外语学科领域,热心于引进、评介、解释、借鉴外国的理论观点和信息资料,但不联系和研究语言学内部各分支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也不联系和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更不联系和研究哲学、文化学、思维学、逻辑学、心理学、脑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知什么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更不用说其他自然科学了。

这里必须指出,外语学者须知语言学历来与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外语学者热心于引进外国的语言学理论,但对中国汉语界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却不感兴趣,更不用说把它引入外语界,建立外国文化语言学或中外文化语言学了。许多学者注重吸收洋人和前人的知识,忽然发现未知的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即只管“进知识”,不管“出知识”,更不管综合多门学科的知识来创新。培根(1620:86)曾说过:“我们不应该像蚂蚁一样只会收集,也不应该像蜘蛛一样光会从肚子里吐丝,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百花来酿蜜。”“多张皮”问题以及“厚洋薄中”、“厚此薄彼”是当今外语科研创新难以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综合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之间互相交叉、渗透,形成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许多重大问题几乎都要靠多学科的互相结合、共同协作才能解决。通过跨学科研究来促进创新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交叉学科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创造性、动态性、灵活性、互补性、互感性、实用性等许多特点。跨学科的交叉复合效应极大地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增强了人们对知识结构的相关性和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跨学科研究可以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系统地加以综合、交叉、渗透,进行归纳与概括,产生“杂交优势”,并能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对象,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1+1>2≠2)的整体效应,使认识达到新的层次和高度。学科之间的互相启发、借鉴、类比、移植、改良、碰撞和摩擦产生了灵感的火花,增强了人们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人们对新学科的产生比较敏感,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跨学科研究还能促使人们打破常规的和传统的学科界限,吸收相关学科研究的思维方法,兼收并蓄,互相利用,打破思维定势,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对各种思维方法进行整合、重建,产生质的飞跃,使思维方式更具广阔性、深刻性、批判性、独立性、灵活性和敏捷性。与传统学科相比,新兴交叉学科处于社会需要与学科发展的交点上,有更宽广的开采领域、更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多样的生长点,因而更富有活力和创造力,是科研成果的孵化地,是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摇篮。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963:2)指出:“两个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具有巨大的创造科学和复兴科学的价值,但必须具有下列前提:至少有一位科学家代表越过边界,长驱深入,并能把邻近科学的思想吸收到一个有效的思考计划中去。”他在《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1948)中又说:“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如果把自己的知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视野不宽,就很难有大的建树。纵观古今中外,许多大科学家和专家几乎都是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如牛顿、爱因斯坦、李四光、钱学森、林语堂、赵元任、吕叔湘、王力、王宗炎等。

科研要创新,还必须把各种思维方式综合起来运用,如主体与客体、综合与分析、直觉与逻辑、意象与实证、模糊与精确、形象与抽象、定性与定量、纵向与横向、归纳与演绎、收敛与发散、静态与动态、平面与立体等等,包括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巧妙结合。直觉的洞察与灵感的迸发、想象的发挥与模型的构想、类比的跨接与思路的外推、归纳的概括与假设的试探、演绎的联接与溯因的沟通、分析的还原与综合的归纳、反馈的利用与控制的运筹,最后通过不断的试错与逼近,形成新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章士嵘1986:83)。创造性思维尤其是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的有机统一,其核心是发散性思维或求异性思维。所谓发散性思维,是从已知的信息中产生新信息,从同一的信息来源中产生各式各样的多种输出,并可能发生转移作用,其模式是“1→多”,也就是思维主体从不同的方向、角度、侧面、层次、方法等进行思考,寻求新的方面、新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新办法,重视追根穷源,不断处在“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这种无限的反复推进的过程。思维的发散面越广,量越大,就越能发现问题,解决的办法就越多。创造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发散,但必须用收敛过程来补充。收敛性思维是思维主体把思维对象的不同侧面、角度和层次集中起来统一思考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必须以此为基础,基础越深厚,发散面就越大。如果拥有的知识不多,或相当陈旧,思维就无法发散；另一方面,收敛性思维是发散性思维的归宿。思维的目的是通过思维的发散,从多种方案中寻找最佳方案,这就离不开收敛性思维。思维的发散与收敛必须互相转化、互相补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创造性思维。所谓求异性思维,是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但又不受其局限,对新情况、新问题,力求其新本质、新的解决方法,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前人和他人之处,看到其一般性、普遍性,又看到其个别性、特殊性。

创造性思维有两条标准:一是思维成果具有开拓性、突破性、原创性(originality),二是思维过程没有现成的规律和方法可循,思路选择、思考方式、研究方法新奇独到。创造性思维还表现在:发现问题异常敏锐,分析问题求异忌同,提出假设丰富多样,验证假设独特有力,结果表述富有创见,解决问题新颖合理(连淑能2002:117)。

外语学生要广开思路,不仅要精通外语,熟悉所学外语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要学习各科知识,尤其与外语密切相关的外国文化、语言学、文学、汉语、中国文化、哲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脑科学、电脑科学等等。如今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纯语言、纯文学的人才需求量较少,大量需要的是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科技、法律、新闻)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1998)。外语人才应是外向型的,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知人处事能力、协作能力、适应能力、组织能力、灵活应变能力和善于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博古通今、见多识广、通百艺而专一行的“通才”。

Bacon, F.1620.Novum Organum, Book Ⅰ.Quoted in F.S.Taylor.SciencePastandPresent[M].London and Toronto: William Heinemann.

爱因斯坦、英费尔德.1999.物理学的进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戴炜栋.2005.治学和科研的良师益友——祝贺《外语与外语教学》创刊200期[J].外语与外语教学(11):1.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1998.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Z].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发的通知.

连淑能.2002.外语科研的创新问题[A].张后尘.来自首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C].北京:商务印书馆.112-26.

连淑能.2010.中西思维方式[A].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83-345.

连淑能.2011.牛津剑桥之谜[A].吴国良.外语应用与研究[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14.

卢明森.1994.思维奥秘探索——思维学导引[M].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维纳,诺伯特.1963.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章士嵘.1986.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

连教授在剑桥大学

附文:

牛气今犹在剑锋不可挡——连淑能教授专访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研究生会宣传部

周 璐 姜 筠

这个题目是连淑能的恩师林纪熹教授赠送连老师的70岁生日题词。连老师曾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研究,所写的考察报告《牛津剑桥之谜》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应邀到许多大学作了200多场报告。题词中的“牛”指的是牛津,“剑”指的是剑桥。题词赞扬连老师自强不息,学术成果丰硕,锐气不减当年。为探索大师的学术生涯,外文学院研究生会宣传部对连教授进行了访问。

自强不息永不止步

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连教授在古稀之年,仍然勤于学术,笔耕不辍,退而不休。自2003年退休至2010年这7年间,连教授出版了三部著作:《英译汉教程》(学生用书、教师用书)和《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这三部著作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前者是“十一五”国家级教材,6年内已重印14次；后者是获省、部级奖的精品著作,1年半已重印4次。连教授还应邀在全国诸多高校做了200多场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广泛论题,如:牛津剑桥世界一流的教育传统、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科研的创新问题、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外语学生的综合素质、当代国内外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趋势等,深受高校师生的欢迎,每场报告都座无虚席,掌声和笑声不断,气氛热烈。连淑能和易中天两位教授还经常一起应邀到厦门市委党校作学术报告,至今已作了8场。除此之外,兴趣广泛的连教授还涉足右脑开发的研究,最近出版了《密码速成英语语法》这部多媒体教程,并向各地的幼儿园园长作了80多场报告,倡导开发儿童的右脑,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

在访谈中,连教授回忆起昔日的求学生涯。那时不论食品多么匮乏,生活多么艰苦,他都不会停下学习的脚步,力求做到一专多能。有个令人感动的例子:60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有限,学生每到了上午第4节课时,饿得什么事也做不了,年仅20岁的连淑能却在通读《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ALD),直到把整本词典读完。在牛津和剑桥做访问学者时,他仍是坚持着日读8-12本英语书的习惯。据他介绍,他是动用右脑,飞快“闪读”,迅速获取书的精华。如今他已白发苍苍,仍然对学术孜孜不倦,永不停息。对他而言,一个明确的目标“止于至善”是驱使他“自强不息”的重要动力,也是他生生不息、追逐生命意义的力量源泉。无论是青春年少或是白发苍苍,他都能够虚怀若谷,不断吸取各专业各方面的新知识充实自己,依旧胸怀天下,追逐着生命的最终意义。

求真创美专著典范

连教授将平生所学化作了他重要的学术产出,一本本著作都凝聚着他的点滴心血。

连教授2010年出版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就是他自强不息的极好证明。1993年《英汉对比研究》原版出版,年年重印,至2010年重印16次,仍供不应求。著名语言学家、外语界老前辈、博士生导师王宗炎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认为作者在英汉对比研究领域“身居前列,奋勇争先,成绩比许多人好”。他“继承了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传统,同时又汲取了外国学者O.Jespersen,H.W.Fowler,R.Quirk等等的精华,加以消化熔铸。脚踏实地,取精用宏,这是他的成功诀窍”。应出版社和广大读者要求,2010年该书增订本问世。增订本不仅扩充英汉语言对比的内容,而且探究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另外还开辟新专题,论述中西思维方式,从而追根穷源,扩大了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订本从此升级为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交叉性对比研究,涉及中西哲学、中西文化、思维方式、英汉语言、翻译方法、写作技巧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因素。全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与实例并茂,宏观与微观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此书完美地响应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重要题词:“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连教授甚为赞赏培根的名言并以此指导写作:“我们不应该像蚂蚁一样只会收集,也不应该像蜘蛛一样光会从肚子里吐丝,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百花来酿蜜。”《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正是连教授采百花所酿出的蜂蜜,着实甘甜可口,令人受益匪浅。

增订本出版之后,获得了专家学者、广大师生和普通读者的极高评价,见于许多书刊和网站的评论,例如:“增订本是至今我所读过的最深刻、最权威、最令人启发的英汉对比研究的专著。”“其中论述的中西思维方式对各行业的人都有启发,值得推荐。”“增订本内容好、质量高、意义大,无疑是一本需要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以求咀嚼消化的好书。”权威刊物《中国外语》(2012年第2期)发表专家的书评说,“有人说,这本书在内容上拓宽加深,字字推敲,是求真的典范；也有人说,这本书在形式上精雕细刻,句句斟酌,是创美的标本；两种说法互补,全书堪称真与美的完好结合。”“求真创美,《英汉对比研究》无疑是深具学术价值的专著典范。”

面对这许多来自于专家、学者以及师生、读者的“非常”评价,连教授谦虚地说道:“我还要修订,只希望在我百年之后,读者仍然爱读我的书。想到这个,就觉得很满足了。”在访谈过程中,他还数次谈到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三百六十五里路》,以及一句歌词:“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正是这样质朴谦和的学术态度引导着连淑能教授不断探索新知,创造辉煌。对外文学子而言,连教授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丰硕的学术成果,更是激励我们孜孜不怠、自强不息、永不止步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