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武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310018)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国外学者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系统研究却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助于社会成员的意见交流，增强政治稳定性，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政治体制、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心理对于政治参与均会产生影响，具体体现为:(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民主化的提升有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1］;(2)政治参与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可以产生，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会产生真正意义的政治参与［2］;(3)社会经济地位高以及个体心理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较高［3］。

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影响，国内学术界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截至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政治学领域，并且大多停留在政治参与的含义、特征、方式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等理论探讨阶段［4］。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有效途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在中央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导向下，有关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并且涉及的学科从政治学扩展到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许多学者研究了农民、私营企业主、中间阶层、农民工、大学生等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尽管研究观点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总体上可以说，现阶段我国公民仍然缺乏民主意识，政治参与较少，并且往往只是建立在工作经验和习惯的基础上，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随意性［5］。对于现阶段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有些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所提观点，基本与上述国外学者的观点相似，即政治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6］，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能够提升政治参与水平［7］。如何促进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提升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国内学术界尚未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以及我国的社会现实，本文打算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三个部分:(1)政治参与的现状;(2)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3)促进政治参与的对策。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迪厄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此时的社会资本特指人们的关系网络［8］76，后来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扩大，将关系网络、人际信任、社团参与、互惠原则、规范遵守等均看做社会资本，并用于实证研究。其中，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从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方面定义社会资本，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于政府绩效的影响。帕特南的解释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依照互惠规范参与的网络越密集，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起来，进而培育相互间的信任，增强参政议政的热情［9］156。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胡荣运用这一理论，于2008年实证分析了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为自己或者同事的利益与单位领导对话，为自己的合法利益向政府部门投诉和通过网络发表言论表达意愿，而在人际信任、关系网络和社团参与三个社会资本的指标中，社团参与对于人们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0］12。那么，这样的政治参与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呢?社会资本对于公民整体的政治参与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2年2月在浙江省奉化市、温州市、杭州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地区涉及乡镇、县城、地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等不同的行政区域。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抽取样本3560个，其中奉化市823个，温州市1067个，杭州市1670个。在3560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3326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3．4%。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别为48．9%和51．1%，两者的数量基本相同。在年龄方面，18～50岁的中青年居多，所占比例高达71．6%，而50岁以上年龄层的样本比例为28．4%。在学历方面，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样本比较多，比例分别为30．1%、32．8%和31．0%，而小学及未读书的样本比较少，比例仅为6．2%，但是样本的学历基本依照乡镇、县城、地级城市、省会城市的顺序依次提高。另外，从政治身份看，普通群众、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比例分别为67．2%、9．3%、23．0%、0．4%。

本文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首先以平均值的形式明确当前人们政治参与的现状，其后运用因子分析明确政治参与的特征，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OLS)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政治参与的影响。

二、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其特征

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实际的行动，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自愿的还是受他人策动的［11］。胡荣在《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一文中，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十一种类型，分别是:(1)为自己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2)为自己合法权益向政府投诉;(3)给媒体写信表达对问题的看法;(4)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5)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国家大事;(6)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问题发表观点;(7)到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8)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9)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10)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去投票;(11)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候选人竞选［10］13。根据这些已有的研究并结合本文调查地区的社会现实，本文一共设计了十一种方式的政治参与，具体包括:(1)为维护自己或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2)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向政府部门投诉;(3)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给报社、电视台等媒体写信或打电话表达不满;(4)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意见;(5)在网络上讨论国家大事和热点问题;(6)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7)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8)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找领导对话;(9)到法院起诉政府或公安部门;(10)通过怠工(工作不认真、不积极)表达不满;(11)通过罢工(泡病假、破坏公物等)表达不满。每一种方式的答案均设计为“经常”“较经常”“一般”“较少”和“没有”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低，则说明政治参与越少。

表1表示的是人们的政治参与现状。可以发现，每一种参与方式的平均值介于1～3之间，说明当前人们的政治参与水平介于“没有”和“一般”之间。但是不同方式的参与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为维护自己或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的平均值较高，分别为2．44和2．04，说明在当前，这两种方式的政治参与较多一些，而其他方式的政治参与的平均值均在1－2之间，说明政治参与较少一些。

表1 居民的政治参与

那么，当前人们的政治参与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如表2所示，本文运用主成分法对于十一种方式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变量最大化旋转，共抽取出两个因子。其中一个因子包括八种方式的政治参与，即:(1)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意见;(2)在网络上讨论国家大事和热点问题;(3)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4)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5)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找领导对话;(6)到法院起诉政府或公安部门;(7)通过怠工(工作不认真、不积极)表达不满;(8)通过罢工(泡病假、破坏公物等)表达不满。这八种方式的政治参与，就目的和动机而言，更多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向政府组织或者相关部门表达诉求，因此称之为“集体维权参与”。另一个因子包括三种方式的政治参与，即:(1)为维护自己或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2)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向政府部门投诉;(3)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给报社、电视台等媒体写信或打电话表达不满。这三种方式的政治参与，就目的和动机而言，更多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向政府组织或者相关部门表达诉求，因此称之为“个人维权参与”。也就是说，当前人们的政治参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集体维权参与和个人维权参与两大类别。那么，在这两大类别的政治参与中，人们又偏重于哪一种类别的政治参与呢?本文运用平均值的方式明确了这一问题。分析得知，集体维权参与的平均值为1．56，而个人维权参与的平均值为2．08。因此可以说，与集体维权参与相比，当前人们更偏重于个人维权参与。

表2 政治参与的因子分析

三、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

迄今，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尽相同，相关的经验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具体操作也存在差异。比如，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概念时，仅仅将一个人拥有的关系网络作为指标［8］76，而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扩大，在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又将信任、规范纳入其中，并且关系网络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还包括人们参与的社会团体(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政党团体等)［9］156。胡荣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时，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通过关系网络、人际信任、社会团体的参与三个变量测量了社会资本［10］12。另外，林聚任考察山东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时，则具体通过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关系网络五个指标测量了社会资本［12］。本文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我国居民的生活特征，具体通过关系网络、社会团体的参与、人际信任、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四个变量测量社会资本。四个变量的操作化设计分别如下:

(1)关系网络。该变量是指人们拥有的关系网络的总量，具体通过日常生活中实际保持亲密交往的人数进行了测量。

(2)社会团体的参与。社会团体是指校友会、同学会、同乡会、战友会、行业协会、宗教团体、学术社团、趣味性团体，参与方式可以是聚餐、旅游、参加活动等，具体通过实际参与的社会团体的数量进行了测量。

(3)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体现在社会交往中，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对象概括为十类，分别是: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单位领导、单位同事、邻居、亲密朋友、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社会上多数人。对于每一类交往对象的信任均采用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不信任、很不信任五个尺度，并分别给以5、4、3、2、1的分值。人际信任是取人们对于十种交往对象信任的平均值。

(4)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社区的公共事务具体分为五种:工作单位事务、居住小区事务、社区居委会事务、本市/本县事务、国家事务。对于每一类型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均设计了很关心、较关心、一般、较少关心、从不关心五个尺度，并分别赋予5、4、3、2、1的分值。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是对于五种类型公共事务关心的平均值。

表3表示的是，以性别、年龄、学历、政治身份作为控制变量，考察的关系网络、社会团体的参与(以下称为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社区公共事务关心对于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

表3 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的回归分析

在性别、年龄、学历、政治身份与政治参与方面，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显示的统计结果如下:

第一，在政治总参与、集体维权参与、个人维权参与三个方面，男性比女性的非标准化系数(B)分别高0．123、0．146和0．069，但均不具有统计意义，说明男性与女性的政治参与没有显著的差异。

第二，年龄每增加一岁，政治总参与的非标准化系数减少0．004，个人维权参与的非标准化系数增加0．008，但这样变化不具有统计意义。但是年龄每增加一岁，集体维权参与的非标准化系数减少0．012，并且具有统计意义(P＜0．05)。该统计结果说明，年龄与政治总参与、个人维权参与不存在显著关系，而与集体维权参与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第三，学历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大。在政治总参与方面，小学及未读书、初中、高中学历者的非标准化系数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分别低为0．290、0．368、0．205，并且均具有统计意义，说明学历与政治总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集体维权参与方面，小学及未读书、初中、高中学历者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低0．450、0．342、0．212，并且均具有统计意义，也说明学历与集体维权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是在个人维权参与方面，初中学历者的非标准化系数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低0．328，并且具有统计意义，而小学及未读书、高中学历者的非标准化系数虽然也低于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但不具有统计意义。该结果说明，初中学历者的个人维权参与少于其他学历者。

第四，在政治总参与、集体维权参与、个人维权参与三个方面，普通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的非标准化系数虽然高于或者低于中共党员，但均不具有统计意义。该统计结果说明，政治身份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政治参与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上述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存在相同之处。已有研究表明，西方社会男性与女性的政治参与差异不大［13］，学历较高者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较高［14］，而史天健于1997年研究了北京市居民的政治参与，也获得了同样的研究发现［15］。另外，胡荣2008年对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人，政治参与越少。这一方面说明，居民个人的社会特征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我国社会都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说明，在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人社会特征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基本是相同的。但是，政治身份对于政治参与不具有显著影响，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那么，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和社区公共事务关心，对于政治参与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模型1显示，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人，政治总参与的非标准化系数则减少0．002，人际信任每提高一个分值，政治总参与的非标准化系数则减少0．052，但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但是，社团参与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社区公共事务关心每提高一个分值，政治总参与的非标准系数则分别提高0．117、0．109，并且均具有统计意义。该结果说明，关系网络与人际信任对于政治总参与不产生显著影响，而社团参与和社区公共事务关心却对于政治总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模型2显示，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社区公共事务关心对于集体维权参与的影响，与模型1显示的它们对于政治总参与的影响相同，即关系网络、人际信任对于集体维权参与的影响均没有统计意义，而社团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关心对于集体维权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模型3显示，关系网络、社区公共事务关心对于个人维权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而社团参与、人际信任却对于个人维权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外，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决定系数(Adj．R2)分别为0．126、0．092和0．055，说明模型1和模型2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模型3统计结果的解释力比较弱。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根据奉化市、温州市、杭州市几个不同地区的调查数据，首先明确了当前人们政治参与的现状与特征，其后进一步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统计结果说明，当前人们很少进行政治参与，但是对于本文所举的十一种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比较而言，现阶段人们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维护自己或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第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

这一研究发现，基本上与胡荣于2008年明确的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现状一致［10］12，说明与几年前相比，当前人们的政治参与仍然很少。但是统计结果又说明，当前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正在呈现多元化。既有“为自己或者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参与方式，也有通过各种媒体向政府部门投诉或者发表观点这种时代特征较强的参与方式。因此，在人们的政治参与方面，也体现出了当今我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但是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正在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因此可以预测，今后网络媒体必将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届时会有更多的人借助这一平台表达利益诉求和对于社会热点的关切，进而对于政府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并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进入“网络政治参与”的时代。但是，如何使得人们理性、有序地利用网络媒体讨论社会热点，实事求是地发表见解，无疑成为政府部门认真思索解决的问题。

另外，根据人们的政治参与的目的动机，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集体维权参与和个人维权参与两大类别，并且与集体维权参与相比，当前人们更多地进行个人维权参与。政治参与是普通百姓向政府组织或者权势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行为，因此这样的政治参与特征一方面说明，当前人们更多为了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向政府组织或者权势阶层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说明，当前我国居民个人主义意识浓厚，维护集体权益的意识比较淡薄。另外，尽管“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找领导对话”“到法院起诉政府或公安部门”等方式的政治参与是法律上许可的政治参与，但是人们却较少以这样的方式维护合法权益。这说明，我国居民对于这样的政治参与方式存在恐惧感，同时在更深层次上说明，在我国，有关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现有的制度还不能够保障参与者的合理的利益诉求，甚至人身安全。

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是，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均具有此影响。在本文设计的四个指标中，关系网络对于政治参与不产生显著影响，而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社区公共事务关心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尤其是社团参与对于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和全面。这是本文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其理论意义在于，作为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不仅仅是迄今国内外学者所说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心理，还包括一个社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另外，研究发现的现实意义在于，在中央提倡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背景下，明确了促进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途径。在当前，要使得人们积极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第一，需要努力培育更多的社会团体，人们只有通过参与社会团体，才能将生活中的“个体”转化为“团体”，形成团体的力量，进而培育出热心公益的公共精神和平等意识;第二，要大力推进和谐社区的建设，增进社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使得对于社区失去归属感，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关心的居民，重新回到社区，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进而使他们产生关注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已显示，以社会团体、人际信任、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关心为基础培育的公共精神、平等意识和责任意识，正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稳定力量［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