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常海波

(宁夏大学，银川750021)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生活着55个少数民族，他们同汉族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观念，为丰富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和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汉族而言较为落后。特殊的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使得各民族在道德生活中善于利用和谐的理念来面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并且能够把人、自然、人类社会三者置于一个整体之中去考虑，如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都将民族平等、反对侵略、共御外侮、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和睦相处、公平合理、遵守秩序、保护生态等作为其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观念通过宗教信仰、伦理思想、著作文献、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习俗礼仪、口口相传等形式进行传承和延续。而这些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很多方面是相适应的，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的当代中国社会极具借鉴意义。

重新认识和考量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其所蕴含的内容为当前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资源，只要加以梳理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就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蒙古族传世经典《成吉思汗的箴言》，因其反映了蒙古各部和封建秩序确立时的时代精神，以及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忠诚等优良品德，被蒙古族历代统治者奉为修身标本的“必立克”(训言)，书中提出的“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那颜们都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等反映了蒙古上层统治者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追求。

明末清初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学者、伦理思想家王岱舆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充满了宗教伦理思想的著作中，以伊斯兰教教义为轴心，提出了前定与自由的善恶起源论，正心、克己、习学的道德修养论，对伊斯兰教信徒之间的诚信友爱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提出了新的道德主张，在回族宗教伦理思想和社会道德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通过广大民间艺人们近千年的口耳相传，塑造了一个惩恶扬善、充满智慧、维护正义的半人半神的旷世英雄形象，集中反映了藏族封建农奴制下广大底层社会对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等道德愿望和道德主张。

哈萨克族在其长期的游牧生活方式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礼俗规则，蕴含着丰富的诚信友爱、人与人和谐共处等伦理道德观念。哈萨克族谚语“祖先遗产中的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只要进入哈萨克草原，哪怕你走一年，也不会挨饿”“如果在太阳下山时放走客人是耻辱”等真切地反映了哈萨克族重视礼节与礼仪、相帮相济的道德观念。

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形成和谐的社会生活，这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道德生活上表现出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道德生活的多样性，既表现在宗教道德的不同上，也表现在社会习俗道德生活的特殊性方面，还表现在各民族道德思想的丰富性上。这种道德生活的多样性既使各民族、各地区道德生活互相区别开来，又使他们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汲取、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道德生活中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并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各地区和谐的社会道德生活。

中国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与汉族的道德生活能够和谐共处，还与历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所采用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无论是汉民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处理各民族关系时大多实行“文化多元”“一国多制”的政策，强调“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等。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也多采取多元和包容的态度，从而保证不同宗教信仰之间能够和平共处，共同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所以能够在道德生活上和谐相处，还与他们在语言文字、法律和价值观层面的一体化特征有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改革，具体表现为“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通过礼的统一、政令的统一和制度的统一来维护秦王朝的政治。在中国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历代统治者均试图通过对法律法规、文字使用、共有价值观等方面的统一，进而来维护整个国家的统一，而事实上这些做法确实在凝聚各民族及海内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汉族与各民族在生活和文化上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载体。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使得北方和南方之间、各民族之间、使用不同方言体系人群之间，在心理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正是汉语言文字成为彼此连接的文化载体，它不仅作为大多数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架通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桥梁，而且使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也成为大多数民族的主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观。

总体而言，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中蕴含了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丰富理念，这些理念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为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塑造社会成员和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要对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汲取其中积极、进步、革新的方面，摒弃其中消极、保守、落后的方面，就有可能进一步丰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正是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大多长期处于边疆地区，交通的不便、信息的闭塞，使得各少数民族长期依赖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从而形成了各少数民族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唯古至尊、小富即安、效率低下等伦理道德观念，这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不相吻合的，也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和谐社会“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科学内涵。

因此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和社会和谐关系中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把少数民族道德生活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文化置于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去思考，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元素，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集体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各民族都倡导个体的奉献精神，都有向往和平、反对战争，向往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的传统，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要赋予各少数民族道德中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以新的内涵和意义，继续弘扬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献身的时代精神。二是充分发掘和引导各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有效衔接。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各少数民族还大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发展经济仍是各少数民族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变民族地区面貌、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展市场经济和少数民族道德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因此，我们要注重将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进行发掘和引导，使其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而创造出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实现和谐社会与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