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旗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化转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学生人数的快速扩张带来了高校用地紧张的普遍问题。考虑到资金与地价等因素，大部分高校将新区选建在城市的郊区位置，与被征地的农村形成了邻居关系。虽然农村的垃圾污染问题前人已有很多研究，然而关于高校周边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中的农村垃圾污染问题的研究较少。网络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关联性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通过深度跟踪调查来全面分析复杂网络背后的运行机制，综合客观地考虑各个异质行动者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这为分析各类复杂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分析方法。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证研究及评述

行动者网络的构建是通过“转译”来实现的。它是指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用自己的兴趣、语言或问题通过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兴趣、语言或问题翻译出来，以使之纳入到网络中来。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际应用做了相关研究。张环宙等以浙江浦江仙华山村为例，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乡村旅游的内生式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转译”建立了乡村旅游开发的行动者网络，发现仙华山村旅游发展难以持续的原因是“有力行动者”发生了“伪取代”，导致网络内部缺乏沟通渠道，各行动者缺乏对等意识，最终使网络缺乏活力、趋于僵化[1]。朱剑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分析了2008年 “问题奶粉”事件中涉及的科技问题，认为在行动者网络的框架中，“凯氏定氮法”是乳制品生产销售消费网络中的一个积极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分析技术，正是由于它的参与才导致了网络中各种关系的变化,最终促进了技术本身的发展；他提出如果仅将科技作为受动的客体而将社会分离于科技之外，不去深究其产生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原因，不把其作为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必将引起许多无法预知的社会—科技问题[2]。朱峰等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对旅游知识的生产及旅游的研究对象加以审视，并将其在当前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做了介绍与评述，将其与其他范式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比较，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于研究那些由异质性事物组成的对象，旨在发现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结和过程[3]。陈琳等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译过程对建筑低碳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揭示了各个行动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建筑低碳化的动力因素[4]。

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尝试借鉴ANT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但总的来看还比较表层化。由于ANT的应用建立在对研究问题相关资料详尽地掌握和充分地理解的基础上，强调跟随行动者，而不是预先假设他们的行为及可能的结果，所以要求所要分析的案例有比较强的可进入性和原始资料的详尽性。由于田野调查方法及资料完整性的影响，使得很多案例分析只能简单地套用ANT的方法，因此不管是分析的过程还是结果都难免浮于表面，而这正违背了ANT的初衷。其次一些案例研究把结果归结于网络建成与否上，这偏离了ANT的主体思想，过程才是研究的重点，而不是网络的连接形态，网络只是分析的工具，不是结果。

二、垃圾污染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一）案例区选择

考虑到调查的可行性与对案例区的了解程度，选择位于开封市河南大学金明校区旁边的郭庄小东街一带进行调查。郭庄位于开封市西郊，与金明校区一门之隔，脏乱差的环境与校园整洁的卫生显得格格不入；生活垃圾及废弃物随处可见，有些地段污水横流；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摆乱卖、乱倾乱倒的现象随处可见；烂纸、破布、塑料袋等废弃物滞留路面，被风一吹到处飞扬，树枝上常常是挂满了“白色装饰物”。

（二）相关行动者调查分析

由郭庄的发展情况及笔者在河南大学学习生活6年的经验分析，对郭庄环境卫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行动者应该包括：在校学生，各个商贩，河南大学校方，郭庄村民，郭庄村委会，清洁工，还有造成环境污染的“垃圾”。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分别对各个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及行为局限进行梳理。

1.对学生的调查

通过问卷发放和访谈的方法随机调查学生的环境意识及对小东街垃圾污染的看法。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力求比较全面地把握学生群体这一主要行动者的相关信息。为确保调查结果的普遍性，分不同日期的不同时段进行随机抽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2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100%。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环境态度端正，也有良好的环境意识，但环境行为有一定的依赖性，滞后于环境意识。大部分学生对小东街的垃圾污染都持有意见，但是没有人尝试去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逐渐默认和接受了这一现象，这样的环境条件又冲击着他们的环境意识，最终在不同的环境空间中塑造出不同的环境行为，而学生本身又是这种环境空间的一名塑造者，这种互塑的过程最终趋于稳定状态，学生自身难以应对垃圾污染，等待其他行动者有所作为，结果使垃圾污染持续存在。

2.对商家的调查

大部分商家对小东街垃圾污染表示不满，固定商店每个月要向郭庄缴纳千元左右的物业管理费，流动摊贩每个月也要缴纳700元的摊位费，但是垃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几乎所有商家都是把每天产生的垃圾倒到小东街及其旁边，等待清洁人员的处理，然而清洁人员只有在早上工作，通常做法是当街焚烧，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空气质量。商家们表示他们也想把垃圾妥善处理，但是周围没有环卫基础设施，只能堆到街上。商贩们表示村委会应当对此事负责，同时希望学校能够有所作为。对于学生的态度，商家们表示同学们的环保意识良好。商贩们认为大学旁边不应该出现频繁的垃圾污染及焚烧的情况，希望村委会尽快解决。

3.对校方的调查

校方表示，新区的建设已经使河大的财政情况捉襟见肘，且维持校园的清洁卫生已经花费了学校很多财力，目前校园的卫生清扫外包给了外面的物业公司，有将近30名清洁工每天工作7个小时来保持校园的清洁。校方认为小东街属郭庄管辖，且校方每年要向郭庄支付租赁华苑和东苑公寓等的巨大费用，而小东街正位于华苑旁边，理应由郭庄村委会来解决垃圾污染问题。

4.对村委会的调查

通过对村委会相关负责人的访谈，得知村委会的垃圾治理模式如下：村里有专人收垃圾，共5个小组，每个小组10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每人每月700元。村民及商贩有固定的垃圾倾倒时间，也就是晚上10点之后可以倾倒在自家门前或店前的街道上，次日早上6点左右经村里的清洁工打扫汇集到一起以后，由垃圾车运送到市垃圾回收站进行处理。村委会每月向商家收取30到50元的垃圾清扫费用，而村民则拒绝缴纳任何垃圾清扫费用。村委会每年治理垃圾要支出10万元左右的经费，这些都出自村里的集体资金。村委会认为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很难，一是缺乏卫生基础设施；二是因为人情关系等原因使得违规惩罚制度难以实施；三是由于村民的老观念，难以增加治理资金来源。村委会表示垃圾治理确实应由其负责，但只有国家加大财政投入或者加大硬件设施的建设才能逐步改善农村垃圾污染的问题，而村委会只能尽量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资金不足的问题。

5.对村民的调查

随机调查20户非小东街商户的村民。大部分村民认为农村不像城市有足够的资金去投入到环保事业上，农村人目前更注重的是生活保障问题。村民表示希望大学的周边能够有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因为这里同时也是他们的居住区域。他们认为村委会和校方应该对此有所作为。

6.对清洁工的调查

小东街的清洁工只有两人，每天上午工作。主要是清扫大路，把从各个商家店前的垃圾集中到一起后，进行焚烧处理，最后由相关人员运走。清洁工认为小东街人员流动过大，垃圾产生速度极快，各个店铺尤其是网吧和饭馆每天都有很多垃圾要清除，进行焚烧处理可以大大缩小垃圾的体积。他们认为小东街缺乏环卫基础设施，且自己的工作任务很重，无法顾及污染的问题，认为增加环卫投入才能解决污染问题。

7.对垃圾的调查

早上7点左右大部分商家开始往街道旁倾倒前天产生的垃圾，清洁工把街道上的垃圾也清扫到街道旁边和商家的垃圾汇总，接下来就是对一堆堆垃圾的焚烧，而此时，街道上又会逐渐出现新的垃圾，而这些将是清洁工明天的工作。数堆垃圾经过焚烧后，和街道上两处大的垃圾堆被车辆运走。

（三）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

建设美丽村庄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每个理性的行动者都希望自己周围有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因此以上行为主体的强制通行点（OPP）是小东街垃圾污染的处理。垃圾处理网络中的主体与OPP（见下图），显示了各行为主体在网络中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所需要克服的障碍。

垃圾处理网络的主体与强制通行点图

（四）转译过程分析

转译是行动者网络建构最重要的部分，基于对案例区的调查及对各个行动者的深入了解，根据卡隆总结的“5个转译的关键”来呈现垃圾处理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

（1）问题呈现：网络中各个行动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能解决小东街垃圾污染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环境卫生网络逐渐形成。

（2）征召：根据征召的要求，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都必须被赋予彼此可以接受的任务。首先是在校学生作为先进思想的代表群体，关注环境问题是他们理应具备的思想素质，从自身做起保护身边的环境卫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商贩们作为消费资料的提供者受郭庄村委会的管理，他们的环境行为受到监督，合理处理垃圾是可持续经营的前提；由于郭庄和河大的地理界限模糊，相互影响剧烈，河大校方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对自身周围的环境给予应有的关注；郭庄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人，在规范自身环境行为的同时应该坚决抵制他人破坏村容村貌；村委会雇用清洁人员对环境卫生进行定期打扫，并组织相关人员突击检查环境卫生状况；清洁工按照要求按时打扫卫生；上述各个被征召的主体，又直接或者间接地创造或者处理（征召）着垃圾。

（3）利益赋予：这是行为主体之间为了稳定其他行动者完成任务的手段。在校学生可以享受良好的生活及消费环境；商贩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同时享有好的工作环境；河大校方可以获得社会的肯定，给学生提供健康整洁的生活环境；郭庄村民能够享有健康卫生的居住环境；村委会在完成自身任务的同时，得到上级部门及村民的肯定；清洁工完成了工作又不必担当环境的破坏者，工作环境也得以改善；垃圾能够得到有效的归置和处理。

（4）动员：卡龙在电动车案例一文中提出只有达到动员这一阶段，一个成功的网络才算构建完成。例如，学校每年开展多次环保宣传活动，动员大家从自身做起来改善环境现状；学生团体通过组织环保活动动员大家关爱环境，并通过与商贩沟通，动员他们合理处理垃圾；郭庄村委会通过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宣传环境卫生知识来提高村民环保意识。

（5）异议：通过对各个行动者的深入调查可以发现，垃圾处理网络中存在很多异议成分，在校学生由于受到不良环境行为的示范效应影响，加上不愿承担保护环境带来的不便，在成为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为污染的创造者；商贩们鉴于村委会的管理力度不强，由于垃圾产生过快且倾倒不方便而选择将其任意堆放；河大校方在管理本校环境卫生中已经花费很多物力财力，希望郭庄能通过自身努力去解决垃圾污染问题；郭庄村民认为这是村委会的失职和商贩的不自觉造成的；村委会已经派清洁工定时打扫街道，由于垃圾产生时间较快，不可能时时刻刻有人打扫，对商贩的监督又碍于人情关系，且安置环卫设施及对其进行管理都需要资金来源；清洁工只能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持久的清洁；垃圾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四处散播，造成了环境卫生的破坏。

（五）社会的重构

垃圾污染行动者网络是在河大与郭庄及各个行动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网络形成的过程也重塑了各个行动者的角色，行动者当前角色的稳定造成了网络的稳定，同时决定了问题的稳定存在，也就是垃圾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河大没有进驻郭庄时，不存在当下的垃圾污染问题，以上各个行动者也没有形成利益联盟。随着河大在郭庄征地到投入使用，生源逐渐增多，消费需求日益增大，而学校本身又无法满足学生的消费需求，于是郭庄村民及一些商贩开始尝试接纳学校巨大的消费市场，密集的物质及能量在这里迅速交换，学生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学校因此减少了很大压力，村民及商贩也变得富裕，但是垃圾污染问题也逐渐显现，各个行动者开始在网络中塑造自身的角色。学校与郭庄的关系变得不融洽，学生对商贩及清洁工的做法很有意见，商贩对于村委会的垃圾管理非常不满。总之，垃圾污染重新定义了各个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重塑了这个小型的社会。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垃圾污染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垃圾处理问题不能依靠单个行动者的力量，而应反思以往研究中把政府当做责任主体的做法，尝试平等看待各个行动者，充分发挥各个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各个行动者的行为权利和行为局限不同，应该合理确定核心行动者，核心心动者并不是意味着其在环境保护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是通过他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通过结成利益联盟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再次，把垃圾作为行动者纳入到网络中来，体现的是人与非人的对等性，为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的去中心化”，避免科学研究走向绝对主义，只有在关注非人行动者的同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对称”，才能够理解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5]。结合垃圾污染问题，如果把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的主张作为农村环境保护的行动理论依据，能够更加强化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当性[6]。把垃圾看做能够对网络产生影响的行动者，分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原因，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受动的客体，这样也许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的社会环境问题。

[1]张环宙.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浙江浦江仙华山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8（2）：108-112.

[2]朱剑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37-41.

[3]朱峰，保继刚，项怡娴，等.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旅游研究范式创新[J].2012（11）：24-31.

[4]陈琳，李书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建筑低碳化动力机制研究[J].2012（1）:87-92.

[5]贺建芹.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质疑—反思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J].2012（3）：78-82.

[6]李承嘉.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乡村发展之研究[J].地理学报，2005（3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