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波

（江西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各地区正在大力支持合作社的发展，根据《2011年合作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经达到52.17万家，入社农户4100万户。在这样一个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重视合作社的“数量”发展问题，更要注重合作社的“质量”提升问题，即合作社的绩效提升问题。但是，在关注合作社绩效问题时，特别需要关注那些决定绩效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那么，这一观点是否能够得到实证数据分析结论的支持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农民之间互助形式的松散组织，一方面，合作社必须像投资者所有企业（IOF）一样考虑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这也就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应该表现为多维的[1]。但是，没有优秀的合作社企业家就不会有绩效良好的合作社[2]。合作社企业家是指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合作社知识和献身精神的合作社发起人和带头人[3]。这些具有合作意识和合作知识的农村精英，拥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或比较能够获得要素资源，并且依靠自己的能力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领导农民共同致富[4]。

国外很多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Saatz（1987）从资产的专用型、外部性等视角出发，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明显降低农业资源的交易成本[5]；Ful⁃ton（1995）分 析 了 社 员 承 诺 对 合 作 社 绩 效 的 影 响[6]；Galdeano-Gómez等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效率，加强了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市场之间的联系[7]。在国内，学者对合作社绩效及其评价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例如，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2011）测量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平均效率水平较低，其主要根源在于纯技术效率水平低[2]；徐旭初（2009）建构了基于行为性绩效和产出性绩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并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样本进行了检验[8]；浙江省农业厅相关课题组（2008）从组织运行、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与社会影响等方面构建了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9]；黄胜忠、林坚、徐旭初（2008）基于有序概率模型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合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紧密相关[10]。

学者认为企业家能力表现为多维度的内容，例如，贺小刚与李新春（2005）认为企业家能力包括管理能力、战略能力、政府关系能力与社会关系能力等[11]；王庆喜（2007）认为企业家能力包括机会能力、关系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技术能力等[12]；程博（2010）认为企业家能力包括关系能力、概念能力、组织能力、战略能力、技术能力等[13]；另外，张晓山与苑鹏（2009）认为合作社企业家需要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因此需要特别加强相互团结的能力，这是合作社企业家能够把松散农民团结在一起的重要能力[14]。

纵观这些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家能力、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文献很多，并且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较少，实证数据分析与研究更少。实际上，由于合作社绩效表现为多个维度因素，另外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也表现为多个维度因素，因此，简单相关分析方法无法反映多维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典型相关分析模型确实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希望构在建评价指标体系与实地数据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相关分析模型来分析合作社企业家能力与合作社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一）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按照贺小刚与李新春等的实证研究结论：企业家能力可以分类为管理能力、战略能力、关系能力等方面，同样，合作社企业家在经营管理合作社的过程中也需要管理能力、战略能力、关系处理能力。

但是，合作社是保证社员与惠顾者身份同一性的制度安排，因此合作社企业家更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是他们能够把农民团结在一起的重要资本，这是把农民团结在一起的一种团队能力，这种团队能力有别于投资者所有企业（IOF）中的团队精神，这是合作社企业家能够把松散农民团结在一起的重要能力[14]。因此本文通过管理能力、战略能力、关系能力与团队能力四个方面来构建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管理能力有5个评价指标；关系能力有5个评价指标；战略能力有4个评价指标；团队能力有3个评价指标。

表1列示的是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1 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二）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多元属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因而绩效评价指标应当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众多学者都遵循这个原则来构建多维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以上多位学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对合作社绩效的评价都涉及了社员绩效、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等几个方面。本文综合他们研究的共同之处，试图从社员、组织、治理与社会4个方面来测量合作社绩效。

（1）社员绩效评价指标建设。从社员的角度来说，合作社绩效表现为社员由于参与合作组合的经济活动可以获得的收入规模。本文用“社员年平均收入（X1）”指标来反映，其中包括社员参与合作社盈余返还的第二次分配所得。

（2）组织绩效评价指标建设。从组织角度来说，合作社绩效的表现内容较多，本文主要采取留个指标来反映，包括：①合作社经营收入（X2）；②合作社经营盈亏情况（X3）；③合作社为社员销售农产品的比例（X4）；④合作社注册资金（X5）；⑤合作社基地建设情况（X6）；⑥加工企业建设（X7）。

（3）治理绩效评价指标建设。从治理角度来说，合作社绩效的表现主要表现在：①理事会成员数（X8）；②社员退出合作社的能力（X9）；③第二次收益分配方式（X10）；④社员对合作社运作了解程度（X11）。

（4）社会绩效评价指标建设。从社会角度来说，合作社绩效主要表现在：①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X12）①；②社员总数（X13）；③非社员的认知程度（X14）；④产品品牌的知名度（X15）。因此，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5个指标构成。

三、样本数据获取与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调查

本问卷设计除了合作社及社长基本情况介绍以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16个指标组成，另一部分是由合作社绩效测量指标体系的16个指标组成。

在处理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16个指标时，本文都是以5分制Liketer量表测量，数据处理分别用1～5的整数替代。但是，在处理合作社绩效指标体系时，还是可以由被调查者可以具体填写数字的，一概由社长根据去年的情况来填写。这部分指标全部在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社员年平均收入”、“合作社经营收入”、“合作社经营盈亏情况”、“合作社注册资金”、“理事会成员数”、“社员总数”等6个指标，在做统计分析时用实际数字处理。如果合作社社长无法写出具体数字的指标，都用单独设计。对于“合作社为社员销售农产品的比例”指标，本文设置了0%、20%以下、20%～40%、40%～60%、60%～80%、80%以上等6个等级，在数据处理时分别用1～6的整数替代处理。对于“合作社基地建设情况”、“加工企业建设情况”指标，设置了无建设、较差、较好、非常好4个等级，数据处理时分别用1～4的整数替代处理。对于“社员退出合作社的能力”指标设置了很弱、较强、很强3个等级，数据处理时分别用1、2、3数字替代处理。对于“第二次收益分配方式情况”指标用“有”与“无”来区分，数据处理时用1与0表示。“产品品牌的知名度”指标应用分为“无品牌”、“区域品牌”、“省级品牌”、“国家级品牌”4个等级，数据处理时分别用1～4的整数替代。对于“社员对合作社运作了解程度”、“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非社员的认知程度”等3个指标分别以5分制Liketer量表测量，数据处理分别用1—5的整数替代。

问卷发放时间从2012年7月下旬至2012年8月下旬，发放对象是江西省南昌市、吉安市、九江市等地方合作社的社长等。本轮问卷发放共131份，取得有效样本90份。其中，调研组成员亲自到现场调研71份，收回有效问卷68份；通过电子邮件发放50份，收回有效问卷14份；委托江西省星子县农业局干部调查10份，收回有效样本8份。在90份有效样本中，江西省南昌县32份，吉安县15份，高安市12份，星子县8份，南昌市高新区5份，瑞昌市4份，九江市庐山区3份，靖安县3份，武宁县3份，都昌县2份，鄱阳县2份，湖口县1份。其中养殖合作社56家，种植合作社34家，具有加工企业11家。

（二）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分析

利用软件SPSS17.0对1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0.774，Sig=0.000，说明这些指标数据特别适合于因子分析。按照有关专家的意见，如果某个指标在两个主因子上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5，或在每个主因子上的相关系数都低于0.4，则删除该指标，根据这个原则，本文删除了Y9、Y16两个指标。然后，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重新选择因子的个数，运用斜交旋转的方法得出了4个因子（见表2），它们共同解释了样本总体信息的77.899%。

其中，第一个因子包括：Y1、Y2、Y3、Y4等4个指标，根据指标与第一因子的载荷系数，可以命名“管理能力”因子，它解释了整个样本信息的32.770%。第二个因子包括：Y5、Y6、Y7、Y8等4个指标，根据指标与第二因子的载荷系数，可以命名“关系能力”因子，它解释了整个样本信息的25.367%。第三个因子包括：Y10、Y11、Y12、Y13等4个指标，根据指标与第三因子的载荷系数，可以命名“战略能力”因子，它解释了整个样本信息的10.545%。第四个因子包括：Y14、Y15等2个指标，根据指标与第四因子的载荷系数，可以命名“团队能力”因子，它解释了整个样本信息的9.217%。

表2 企业家能力指标因子与各指标的载荷矩阵

（三）合作社绩效分析

第一，对于社员绩效，本文只是把社员去年平均收入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第二，对于组织绩效，6个指标X2、X3、X4、X5、X6、X7首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之后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一个主因子的分析发现:KMO值为0.763，Sig=0.000，这个主因子对经济维度贡献率达到51%，同时6个指标的因子载荷都超过了0.65，说明这6个指标归为一个维度来表示组织绩效是合理的。第三，对于治理绩效，本文对4个指标X8、X9、X10、X11首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之后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一个主因子的分析发现:KMO值为0.734，Sig=0.000，这个主因子对经济维度贡献率达到58%，同时4个指标的因子载荷都超过了0.71，说明这4个指标归为一个维度来表示治理绩效是合理的。第四，对于社会绩效，本文对4个指标X12、X13、X14、X15首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之后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一个主因子的分析发现:KMO值为0.780，Sig=0.000，这个主因子对经济维度贡献率达到62%，同时4个指标的因子载荷都超过了0.73，说明这4个指标归为一个维度来表示社会绩效是合理的。

为了检验本指标体系的可靠性，本文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还进行α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总指标体系的α信度为0.823，除了社员绩效以外，其他三个维度α信度分别为0.778、0.737和0.723，均大于0.7，因此说明绩效评价所用指标体系是可靠的。

四、绩效与能力的典型相关分析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探索出4个因子表示企业家的管理能力（b1）、关系能力（b2）、战略能力（b3）与团队能力（b4），并通过描述性统计与因子分析模型分析得到合作社绩效综合指标4个，分别是社员绩效（j1）、组织绩效（j2）、治理绩效（j3）、社会绩效（j4）。然后把这8个综合指标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其中企业家的管理能力（b1）、关系能力（b2）、战略能力（b3）与团队能力（b4）是原因组，而合作社的社员绩效（j1）、组织绩效（j2）、治理绩效（j3）、社会绩效（j4）是企业家4个能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组。

（一）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原因组的管理能力（b1）、关系能力（b2）、战略能力（b3）与团队能力（b4）4个指标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除了自身之间相关系数以外，其他最大的相关系数为0.3147（见表3），这说明原因组的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不高，因此相互之间的信息重叠性不高，说明这4个指标可以一起作为原因组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同样，结果组的社员绩效（j1）、组织绩效（j2）、治理绩效（j3）、社会绩效（j4）4个变量之间的最大的相关系数为0.3609，相互之间的信息重叠性不高，可以一起作为结果组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在原因组与结果组变量的两两关系中，企业家的战略能力（b3）与合作社的组织绩效（j2）、治理绩效（j3）、社会绩效（j4）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003、0.5247与0.5415，说明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对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的提升具有非常明显影响效果；管理能力（b1）与组织绩效（j2）的相关系数为0.4457，说明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对合作社的组织绩效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另外，对社员收入绩效的影响来说，团队能力的影响最大，相关系数为0.2029。

表3 因子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二）典型相关系数及其检验

SPSS统计软件所输出的典型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第一，对典型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a=0.01），典型相关系数为0.944；第二，对典型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a=0.01），但是典型相关系数为0.468，没有超过0.7003；第三对典型变量与第四对典型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a=0.01），因此，原因组与结果组之间存在着典型相关关系，能够用企业家能力数据解释合作社绩效数据，可以取第一对典型变量进行典型关系分析。

表4 典型相关系数及检验

（三）典型变量系数

为了分析两组因子在形成典型变量时的相对作用大小，来自企业家能力的原因组第一典型变量为：

M1=0.299b1+0.251b2+0.806b3+0.020b4

对于企业家能力原因组的第一典型变量，b1、b2与b3的系数为正，且相对较大，因此可以近似概括为企业家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能力。来自结果组的第一典型变量为：

N1=0.291j1+0.474j2+0.432j3+0.530j4

很明显，对于合作社绩效的结果组第一典型变量，4个指标系数比较均衡，因此可以表示合作社综合绩效。

（四）典型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是依据因子在典型变量上的负载系数，见图1所示，j1、j2、j3、j4在绩效结果组M1上负载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在j2、j3、j4的负载系数较高，分别为0.803、0.545、0.628，因此4个绩效变量与结果组的第一典型变量M1正相关，并且与j2、j3、j4的相关程度很高。b1、b2、b3在原因组的第一典型变量N1上负载系数都比较高，分别为0.499、0.352、0.950，而在b4上负载系数不高，说明原因组的第一典型变量N1反映企业家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能力。由于第一对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达到0.944，说明每当企业家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能力上升1%时，就会提升合作社绩效0.944%，反之，每当企业家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能力下降1%时，合作社绩效就会损失0.944%。这种作用体现了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对合作社绩效提升有着显著的因果影响关系。

图1 第一对典型变量结构关系

但是，在第一典型变量结构关系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能力对社员绩效（即社员收入）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根据典型变量结构关系，如果企业家经营能力提高1%，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分别可以提升约0.76%、0.51%、0.59%，但是，社员绩效（即社员收入）提升约0.17%，它只占到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提升幅度的约21.79%、32.11%、27.87%。但是，一般认为，如果合作社的组织、治理与社会等绩效很好时，社员的收入应该也会随之很好。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一般社员收入绩效贡献度偏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合作社收入分配机制造成的。

（五）冗余度分析与解释能力

冗余度（冗余系数）（redundancy）是一组当中形成的典型变量对另一组观测变量总方差的解释比例，是一种组间交叉共享比例。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表示两组典型变量间共同变异的百分比，可进一步分解为各自的解释能力。

由表5可见，第一对典型变量中原因组与结果组被自身解释的比例分别为32.2%、34.2%，原因组典型变量被对方典型变量解释的比例为28.7%，结果组典型变量被对方典型变量解释比例为30.4%，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表5 解释能力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分析结论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90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进行调查，通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统计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合作社整体绩效影响很大，但是对社员绩效影响较小，因此合作社分配制度存在不合理现象。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合作社绩效提升有着显著的因果影响关系，其相关程度达到0.944，但是对社员绩效（即社员收入）的贡献度偏低。如果企业家经营能力提高1%，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分别提升约0.76%、0.51%、0.59%，但是，社员绩效（即社员收入）提升约0.17%，它只是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提升的约21.79%、32.11%、27.87%。组织绩效的提高表明合作社对外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经济效益却没有使得社员的收入增加，这说明，作为社员惠顾者的企业，合作社存在分配制度不合理的现象。在我国，一些合作社存在一股独大，或者几个核心社员控制合作社的现象。正是企业家控制了合作社的经营与分配，按股分配模式占了主要地位，而按照交易额分配模式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出现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非常明显，但是社员绩效却没有显著提高的现象，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15]。反过来，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普通社员缺乏积极性，可能存在“搭便车”现象，加剧社员绩效提高的难度。

第二，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很大，但是普通社员能力的影响力却很小，因此合作社成员之间存在很强的异质性。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合作社绩效相关程度为0.944，这说明，如果企业家能力越来越小时，合作社绩效将会显著越来越差，这意味着合作社绩效太依赖于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而普通社员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显得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合作社绩效严重依赖企业家，而普通社员的作用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严重的异质性问题。这个异质性问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投资实力差异导致的异质性，投资差异导致资金股份在合作社控制权上的不平衡；二是能力差异导致的异质性，这是异质性最重要的表现。能力强的社员自然走向合作社经营管理层的核心，没有能力的社员只有在合作社“服从一切安排”。在异质性强的合作社中，合作社企业家或者经营大户控制了合作社的经营制度与分配方式，因此合作社企业家更积极性提高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而对社员绩效的关注度降低偏低，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能力对社员绩效提升的贡献不明显的原因。因此，合作社有利于企业家和大户农民寻求市场机会，但是增加普通农户收入是非常困难的（张晓山、苑鹏，2009）。但是，由于即已存在的异质性，如果没有企业家或大户农民组织成立合作社，就不可能有成功运行的合作社（张晓山、苑鹏，2009），因此可能造成普通社员只要收入有增加就会满足的现象。

第三，合作社企业家团队能力与社员绩效相关关系明显，但是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合作社企业家的奉献精神还需要提高。由于合作社分配制度不合理等原因，合作社企业家能力对社员绩效的影响相对偏低。但是，相对来说，合作社企业家的团队能力对社员收入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企业家是否具有奉献精神对社员收入的影响非常重要。在一个异质性明显的农民群体中，具有企业家能力的大户农民成为合作社的带头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否则合作社就没有办法对外产生经济效应，也就没有运行与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合作社成立时，带头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却显得非常重要，却忽视带头人的奉献精神，或者对带头人的奉献精神重视程度不够。这样容易造成带头人把合作社看做是“自己的合作社”，而不是看作“社员的合作社”。

（二）政策启示

合作社存在的这些问题是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具有自身规律。但是，这些问题单凭合作社自身是不能够解决的，也不会在短期内自行消失，它需要政府站在整个农村发展，甚至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其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解决农村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降低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在以上所分析的问题中，农民的异质性是合作社所有问题存在的根源。我国有8亿农民，但却没有得到合理开放，绝大部分农民没有市场观念，更没有企业家才能。当企业家能力成为合作社的稀缺资源时，合作社就很难成为惠顾者的企业。把社员收入的增加全部寄托在一两个具有企业家能力的带头人身上是不现实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解决农村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是根本，这是解决社员绩效的基础。政府可以通过几个方面的思路来开展培训工作。改革完善乡村制度，强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职能；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强化农民技能和转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健全农村产业结构，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产业基础；加强农民思想引导，鼓励农民开拓创业[16]。当农民的市场观念增强，农村的企业家能力不再非常稀缺时，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是农民平等加入合作社的条件，这是合作社成为惠顾者企业的前提与基础。

第二，引导合作社企业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提高他们的奉献精神，提升合作社社员经济收入水平。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合作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因此，合作社企业家的能力是无法替代的资源，如果仅仅按照资源市场配置法则，稀有资源的使用需要合作社付出高额费用，如果这样，就可能使得合作社偏离经济利益分配的宗旨，那就导致交易额在合作社分配中地位将会动摇。因此，如何提高合作社企业家带领农民一起致富的奉献精神，是当前合作社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从目前合作社企业家群体情况来看，他们的眼光更多注意经济利益，总体上还缺乏更高层次的追求。因此政府需要引导他们思想。一方面，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政府需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引导合作社企业家加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17]。因此，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农村合作文化建设，这是合作社经营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对于具有重要贡献的合作社企业家给予足够的政治待遇。总之，政府需要从自我价值实现的角度唤醒合作社企业家的追求，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利益上激励他们的行为。

第三，规范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激励所有成员努力工作，促使社员收入增加。合作社的经营者与社员之间存在“双向委托代理关系”[18]。对于他们之间的双向委托代理问题时，需要从合作社制度层次来规范所有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必然破坏合作社的整体效益，从而降低社员平均收益。对于普通社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需要合作社从运行制度上设计激励约束机制，但是，对于合作社企业家来说，由于他们处于合作社的核心位置，因此除了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以外，还需要设独立于企业家管理之外的专门监督机构。政府等相关部门需要在合作社运行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提出对策。尤其是合作社企业家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如果得当，就会避免普通社员收入增加增长速度低于核心成员的现象，那么社员绩效与组织绩效、治理绩效与社会绩效就会存在同时提高的现象。

总之，我国的合作社发展刚刚起步，是非常脆弱的合作经济组织体，政府一方面需要从宏观层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降低农民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同时也可以培养更多具有企业家能力的精英农民，解决合作社企业家能力资源稀缺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与分配机制，解决合作社内部存在的双向委托带来问题，为普通农民增加收入提供良好的合作组织平台。

注 释：

① 以往专家都是把社员数量以及社员满意程度规划为组织绩效，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往往与社员数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另外与非社员的认知程度也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如果把社员满意度规划组织绩效，作者担心组织绩效与社会绩效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这是典型相关分析需要避免的，并且数据分析发现确实出现了作者担心的数据分析情况。因此作者把社员数量以及社员满意程度规划为社会绩效，这样，本文的社会绩效是一个广义上的社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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