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炜

当道德撞上金钱，就成了一块被猪鼻子拱脏的西瓜皮。 ——自题

一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驻扎在武昌的新军工程营的一帮小哥们发动了兵变。那虽是一次本属无奈的行动，却吓得鄂督瑞澈闻讯而逃，统制张彪也跟着闪人。湖北全省便宣布独立，不再跟大清玩了!而后湖南、浙江、江苏、上海相继独立，各省呼应。三个月后，维持了三百年的大清朝就此垮台，牛叉了二千年的封建帝制也一并给灭了。兵变那一枪打出了个新历史!

虽说那几十年间，大清朝早就该倒了，但看着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却老不见它躺下身来。中山先生忙得东跑西颠，想成为撼倒它的主要推手。讲道理、做动员，发动群众、组织党徒，暴动搞了不少，但不是黄花岗，就是唐才常、徐锡麟。同志哥一个个都成了烈士，清兵们仍在身后紧追慢赶，弄得自己倒没了藏身之地。不知是人心不齐，还是火候未到，恁就没效果。不曾料想，呼喇喇如大厦倾，一夜间，革命就被一帮小丘八搞成了!

不过，革命虽是必然，成功却是偶然。10月9日，共进会鄂东支部在武昌小朝街被清兵破获了，彭泽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不幸被俘就义。部长梅宝矶逃出了，急忙四处通知同伙起事。10日清晨，他来到工程营门前，不敢贸然而入，便挨着一卖白薯的，偷偷联系自己的同志。但见营中出来的大兵，便上前对以暗号，对了半天，没人理睬。可他锲而不舍，终于对上了一个。他急忙告知彭等三人已成烈土，革命正面临大难。那小哥是个明白人，急问：革命党的名册是否搜去。梅便扯了—谎，回答：已搜去，满鞑子正对着名单在捕人。这谎编得幼稚，但事急，容不得细想。那兄弟急归营中，通知了负责人。当晚，大家便操起家伙，一起反了。革命就此成功。工程营就此创造了光辉历史。其实，工程营实力有限，本来根本完不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瞅对了空子，就像拳台上，身材矮小的拳手面对拳风凌厉、拳势逼人的强大对手，冷不防打出了—记窝心拳，正中对手要害，对手一下就垮了。那几天，武昌是座空城，清兵主力不在家，一股脑儿去了四川，所以能四两拨千斤，让革命党一举成事。

1911年5月8日，大清国的首届责任内阁（皇族内阁）成立了，第二天便下了一道命令，要收回各省的铁路修建权，将分散的、私营的省公司变为垄断的国家总公司。这—下，油锅炸开了，全国十七家铁路公司全不干了，自己口中的肥肉被夺走了，这不是明抢吗?当初，国家为了调动积极性，允许各地成立租股局，可以各自发股、集资。用公权力作保障，将老百姓的钱诓来，空手套白狼，为自己生钱。那些大佬们看准了这点，才纷纷接手这活。于是，钱没落到铁轨上，都落进了大佬们的口袋里。铁路修不成，麻烦却越来越多。这时有人提出，放手干恐怕不是事，不如让国家来干，也便于引进外资，老外的年利率也低，只有5%，还不到国内钱庄、票号的一半。那钱还可存在交通、大清这些国内银行，提升头寸。铁轨也可由汉阳铁工厂制造，既拉动了内需，也扶持了国资产业。这本是件有益于国家的事，但却动了大家的奶酪，被动者全上火了，要跟中央急。好在中央对各个公司予以经济补偿，答应换发国家铁路总公司的股票。那帮兄弟一想，烂摊子丢给了国家，以前的烂账也不查了，贪得的黑钱也名正言顺地洗白了，何乐而不为?于是稍稍折腾了一阵，便偃旗息鼓、见好就收，一个个都回家洗洗，躺在床上与老婆、粉头数钱，偷着高兴!

但四川的大佬们却正为一桩买卖发愁，他们把钱放在上海炒股，亏损了三百五十万两银子。他们想跟国家讲条件，要老东家把这破账单一起埋了。

但那边发话了，集资的钱中央照付，炒股违规，亏损各地自理。于是，惹怒了那帮家伙，便串连着各路人马，咨议局、川路公司、哥老会、留学生、革命党；明事的、不明事的；有利益的、无利益的；民族主义、立宪主义；一起发动起来，真正搞起了统一战线。被新政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煽动着沉默的广大民众，把本应针对利益集团（公司）的民怨，转向了国家，转向了政府，一起享受着天下大乱的快感和高潮。新上任的总督赵尔丰扛不住了，只得请求上峰增援。于是，武昌城中的精兵悍将们正被端方带着往那地儿赶着去弹压呢!

因此，革命的起因是川人的保路运动，因了保路，武昌成了—空城，这才成就了工程营的大业。但保路的起因却是为了收回路权，这个收回路权的倡导者，才是清政府“被革命”的始作俑者!

这个倡议出自于这一年一月刚刚上任的邮传部尚书。邮传部是一个大部，管着铁道、交通、电政、邮政。这个新官上任伊始便想着体制改革，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概念，这在19世纪末的中国实在是惊世骇俗!但出发点却与结果大相径庭!他考量了社会的各种势力和经济成本，作出了这个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决策。正确到了一百年后，沧海桑田，变换了三种社会形态，却仍然像是一块刚刚新鲜出炉的香饽饽!但恰恰是这种正确，毁了还没到该毁时刻的大清朝。当各方利益与道德相忤时，被舍弃的绝不会是利益，只会是漂亮得犹如肥皂泡般的道德。但可叹的是，一个一生都不太把道德当事的人，难得认真地讲了—回道德，却被道德面前的逆向势力所摧毁，并让他在无意中成为了现政权的罪人和后政权的功臣。他忠心耿耿，企图为大清朝增砖添瓦。他殚心竭虑，既考虑到国家利益也兼顾到了地方利益。他谋划算计，既估算了各地蛀虫们瓜分掉的民脂，也确定了自己口袋中民膏鼓出的厚度。他自以为看到了事情的全部结果，但却没有想到一个结果：大清国会亡!他想到如何去避免各种后果，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最致命的后果——自己成了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由此，他从山峰跌人谷底。他将接受着这个朝代列祖列宗的诅咒、每个同僚的尖刻谩骂，甚至面对所有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以及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人的质疑和责难!以前，人们称颂他的功绩；以后，人们清算他的罪行。

这个始料不及结果的制造者和承担者，这个雄心勃勃、事与愿违的冤大头，就是一百年前，我们赫赫有名的常州老乡——盛宣怀!

二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常州府人。晚清著名的洋务派。

他从小跟着父亲在湖北上学。二十二岁时回常州考了秀才，又经过了县学的入学考试，成了童生，走出了功名的第一步。眼瞅着就可乡试、会试一步步攀上去，高官厚禄如探囊取物。没想到，中了邪似的，从二十三岁考到三十二岁，就是中不了那个举人，弄得自家老爷子先灰了心。恰逢李鸿章来江南公干，便一封信介绍了去，成了老李幕府中的文员。

其实，盛宣怀挺有才。十四岁时，便能写出像模像样的经济学论文 《如何将川盐和淮盐在湖北统一销售》，解决了当时的盐市混乱问题，使得老爹大为欣喜，惊为天人。他给李大人草拟文书，能够“立马万言”，速度极快，滔滔不绝，质量又高。还常常一天百八十里路骑马奔波，从不叫苦叫累。李大人见这小子勤勉，便赏了一个采购员的工作，让他到沿海城市跑起了军火买卖，有了与上海、天津的洋鬼子们打交道的机会。于是，开始了他的洋务时代。

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创建了电报局；在湖北“勘矿”，建立了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修了卢汉铁路；建成了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北洋大学堂……通通都是中国第一。

他的官运也直线上升，从天津河间兵备道，到海关道……从太常寺卿、大理寺卿……一直到邮传部尚书。职务有时是一日三迁，似乎少了他大清朝就运转不灵了。

他和父亲都是讲求实际的人。抓不到权，就去抓钱!当不上官，就去捞当官的钱!进入了体制，才是发家致富、先富起来的根本!

他没有旧文人的酸气和世家子弟牛哄哄、不愿做事又做不成事的坏毛病，他能干、肯干，干完了那个时代所能干的全部事，甚至连红十字会会长也被他干了。他知道必须干活，干了才会有钱，有钱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才能用这些钱再将别人的钱变为自己的钱。

和大多数国人—样，他无所谓信仰，他只信奉发财的窍门和秘诀。他自信已找到了打开财富宝藏的锁钥“发洋财”——赚取洋人的钱。他埋头苦干，刻苦实践，为自己创造了—个赢利模式：从政府处获取特权和资源，从老外处获得资本与技术。这真是一百年来富国强民的最大发现!直到今天还为蜂拥而来的社会精英们所袭用。

事实上，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才能做到那么多的“第一”；必须要有高度的想象力，才能从那么复杂的交换关系中抽象出如此简单有效的交换原则。责任感、想象力乃是比金钱稀缺得多的社会资源。以此致富，其实并不为过。

他是有理想的，他也是有能力实现理想的。他想创造一切、改变一切、把自己能做的事都做完，就像一个打工仔试图诚实地回报善待他的老板。但他却把别人要做的事全都做完，把别人想赚的钱也一起赚完，这自然就引起了别人的憎恶!

张之洞就曾拿着两份奏折对他说：一份是弹劾你的，一份是保举你的。后一份奏折的代价是六百万两银子!虽然这是张之洞为了挽救卢汉铁路而出的狠招，但毕竟让他认识了官场：为了达到目标，只须用钱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明白，这粮草说的就是金钱。后来，他用六十万送给载泽，买回了被袁世凯夺去的邮传部大权，就是对这条原则的“纯乎一心”的运用。

他不太把常规理法放在心上。在官场和商场上混，必须黑得下心，狠得下心。但最终还须脸皮厚，要能放下身段，用钱去解决天下难事。因此，他可以百炼钢，可以绕指柔，但决不拂袖而去。任何行为与感情无关，只是在做一笔笔买卖，计算一笔笔商业投入，目的只有“逐利”二字。马克思曾说过，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有人就会铤而走险。说的似乎就是盛宣怀，他想着法子要做大官，只因官做大了，才可能更方便地行商、圈钱。

作为商人，他从不知道感恩图报。一切都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打拼。以最小的付出搏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原则，完成了理所当然，完不成是运气不好。宁可拜神，绝不拜人!

但他却希图别人回报。他等来了回报，从一个体制的打工者成为合伙人，他以汉人的身份跻身于大清的皇族内阁，似乎得到了他所想象的认可。长袖善舞，有了钱他才能搞定这一切。他深知金钱的力量，因此，他深知自己的力量!但这些力量却不能打消他内心模糊的隐痛。他在科举上的挫折使他的成功在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上打了折扣；他所有的成就，也被印上南方梅雨季节中打工仔几天不洗的汗衫上浓浓的怪味。

为此，他作出了很多努力，要想弥补在文化上的缺失。他笼络文人，礼贤下士，出巨资出版《常州先哲遗书》。事无巨细，从编集、选刻、资金，一一关心，一如他的工作作风。缪荃孙赞他：“遇一事必推求其所自来，而穷极其所已至。盱衡中外，商榷古今，侃侃而谈，无漏无误。”又说：“其识见皆提挈纲领，惜当国者不能用耳!”为他遗憾，为他不平：“惜不逢盛世，使有才之人转不如无才者之安坐而富贵，则天为之也!”（《常州先哲遗书相关文献资料汇辑》）做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坐的，古今一理。

在本质上，盛宣怀是个农民、底层官吏，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并没有给他足够的与他的官职相抗衡的文化自信。每提升一级，在虚荣心膨胀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一级的自卑感。面对许多进士、状元出身的同僚，科考失败而造成的先天不足使他自惭形秽。他必须要用自己的特长去维护自己的尊严，去比垮他的对手。他的天性使他经商、获取财富如探囊取物，因此，炫耀财富，炫耀获取财富的能力，成为他平衡文化缺失的必然行为。他是用财富证明自己的能力，是用财富掩盖科举受挫的失败；用财富表现自己内心的虚妄，营造君临天下的自满和快感!但，极度自尊只能是极度自卑的结果。

当然，财富是医治自卑的最好药方，但当每个人都用这帖方子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这副良药的药性已被稀释摊薄了。

三

他是个天才。

天才，就是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的人。天才，也必然有着与生俱来、与众不同的特殊使命。天才的一生似乎被其天生的才能所牵引，不自觉地，但坚定地完成他的人生目标。

天才，会带来财富，但财富却带来了仇恨。你得的，就是他失的。天才自然明白此中三昧，但决不会因此改变自己。同行必妒，同行即敌人；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因此，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奋起战斗，消灭对手，这是衡量是否天才的终极标准。

人们等待他与胡雪岩的PK，那个时代最令人眼红的两大天才!交锋早就开始了。盛宣怀开始走出的每一步，似乎都被绊马索绊住，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胡雪岩身后站着左宗棠。他在筹划创建轮船局时，就受到了弹劾，还弄丢了督办的官帽。他到湖北勘探铁矿，开办荆门矿物局，准备工作刚完，就被调回了北京。开局是如此不顺，屡屡被轰当头炮。但一个天才，决不会因此趴下。这种区区的小失败，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他不会让对手一直得意下去，他早已看到了对手的死穴，知道如何才能最后把他“将”死。

19世纪下半叶，清廷有意发展电报业，各路洋人买办也纷纷前来说项。但慈禧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在这头，她关心的是领土问题，小日本何时归还琉球群岛?电报毕竟不是双边关系，用不着心急火燎地急着上马。自以为把准了老佛爷脉的胡雪岩，便放下心来去忙着用自己的茶叶、丝绸换外汇去了。而盛宣怀却不为这表象所动，他认为运用新技术是大势所趋，他绝不会轻易放弃与时代共进而发财的机会。他偷偷地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铺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这里恰恰是李鸿章大人的防区。他与李大人有师生关系，又同属一个利益集团。而李鸿章有着比左宗棠更大的力量!线架好后，李鸿章邀请了醇亲王等朝廷显贵，亲临试验，那干人惊叹不已，评价良好。李才正式上疏奏请，很快得到皇上批复。1881年，盛被正式委任为电报局总办，第一口肥肉啃到了!

但反击随之而来。在开通了上海、苏州等分局后，他们兴冲冲地准备架设长江电线，方案呈报后，却不获批准。原因只有一个，左大人在那里主事!胡雪岩趁机釜底抽薪，暗暗派人到电报局卧底，偷出密码，并私下与洋人洽谈合作，准备自己上马大干。虽然乌云压顶，但天才十分淡定。他确有“安居平五路”的才能。他先找来丹麦大北公司、英国大东公司的代表，要他们停止供应器材给胡，并饵以三倍的重金来补偿他们。继而危言耸听，胡对丝绸等商品的垄断会使两公司的利益受到伤害，因此，决不能养虎自残。于是三方订盟，暗中给胡下了套子。马上，大北公司的器材顺利运到，胡也得意洋洋地开工了。但器材质量低劣，工程干了三分之一只得停工。此时，李鸿章不失时机地上疏弹劾，称胡办事不力，工程质量不堪，给朝廷带来了损失。建议改派盛宣怀办理，朝中那帮跟屁虫也纷纷附和。于是，不言自明，肥肉又—次落到了盛宣怀的口中。虽说官场之争、权利之争，都是后台之争，但一方是精心计划，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方却是马马虎虎，随意生发，当然胜败立判!左宗棠、胡雪岩只能将利益拱手让出。

多年之后，决战打响了!胡雪岩经商的重头在生丝上。他囤积货源，垄断市场，控制价格。盛决心在这个主战场上与他作生死战。

盛先暗中收购了大量生丝，然后低价售与胡的客户，并收买各地的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到胡那里购买。这种暗中拆桥的做法使得胡的生丝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周转。胡雪岩为了给左宗棠代办军费，曾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第二年又借了四百万，共计一千万两。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每年须还本金和利息八十万两。这年的还款日期已近，胡当然不着急，像往常一样，时间一到，上海道台就会赶来送钱还债。但这回，盛宣怀找到了上海道台邵友濂，暗中关照：李中堂让你迟二十天调拨此钱。这不违法，又是中堂传话，邵道台当然照办。接着，他串通洋行向胡催债。胡只能从自家的阜康银行调拨八十万两救急。等到银子出了银行大门，盛便开始派人到阜康去挤兑。并四出放风：胡的生丝蚀本，只能挪用阜康的钱了。他们还欠着洋行八十万呢，恐怕也还不清了。阜康马上就要倒闭了!弄得市面上人心惶惶，纷纷赶去提款。

胡发电向左宗棠求救，电报又被盛派人暗中扣下了。胡再找邵，邵称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胡只能拿出自己的地契、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质钱，并将囤积的生丝廉价出掉。然风潮仍无法控制，每天银行前人山人海，把门槛都踩破了，门框也挤歪了。这时胡雪岩才知着了盛宣怀的道，想着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栽在后生小子手里!一口气上不来，一命呜呼。

一个天才，不在于是否具备超自然能力，他只是个比平常人更具有领悟能力，能先别人—步看到事情结果，就像好的棋手，每下一子都能看到以后几招的变化。商战当然也要具备这种洞察未来的能力，这取决于对信息、资源、人脉的掌控和分析，必要时候，还得像士兵那样敢于下重手杀人。商业领袖考量的不是道德，而是利润!

胡与盛的基本法则是一样的，寻找强有力的体制内的靠山，寻求“权力出租”。但不同的是，盛就是体制中的一员，具有更多的利用体制和公权力的能量，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攫取资源，他都有着直达快车的便捷。而胡生存在体制之外，本来就隔着一层皮，要解决盛唾手解决的相同问题，他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他还把全部家当放在一只篮子中，当那篮子破了，里面的坛坛罐罐便全部砸碎，血本无归。

盛大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为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出色的官商文化的运作经验，利用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合法地占有公共财富，已经成为当代富豪们的共识。这似乎不涉及道德，只须具备才能和决心。对于他们而言，国家强大，发家致富，为子孙敛财是并行不悖的，是符合道德精神的，并不需要考虑另一端的凡夫俗子们的抱怨、不平。所以他们理直气壮。

本性中不夹杂与利润无关的东西，这就是天才!

四

他是个胆大妄为的人，他是个真小人。

真小人遇事只从利害关系考虑，绝不假惺惺做道义状。所以也只有真小人才敢真胆大妄为，才不去蒙人，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才少了许多伪君子的臭毛病。

1900年，北京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许是垂帘听政的老佛爷被洋人逼疯了，竟然听从了宗府中几个小毛孩的建议，将义和团收编成国军，要跟洋鬼子斗。她看着大师兄们念咒画符、刀枪不入，便自信满满，一喜之下发了好几道诏书，要向鬼子们宣战。老太太图省事，不愿一国一国灭，干脆就将他们一锅端!八个国家一起宣了战!年纪大了忘性大，老太太忘了早几年在一个小日本身上就吃了大亏，把北洋水师赔了不说，还连带着自己的生日让人贼骂!但是，南方的大员们，天天跟洋鬼子打交道，知道他们的实力和厉害，当然不会跟着老人家一起老年痴呆。接了诏书，装不认识，只是不理。心里嘀咕，好不容易这几年挣到的这些家当不能因为主人家胡来而挥霍了。但又不能明着抗旨，还怕出头的椽子先烂，知道李鸿章此时已被逐出京城，正做着两广总督，大家便一致推他当子领头大哥。但李大人贼精，哪肯轻易就范，也在装聋作哑。于是，盛宜怀就自告奋勇地当了说客，他喜欢这类事，煽风点火，上蹿下跳，左串右联，合纵连横，似乎是每日算账、公事结束后的余兴。据敏章的《李鸿章年谱》记载：

1900年农历五月七日（6月3日）盛宣怀电请李鸿章奏陈剿拳。李复以“似非外臣所能匡救”（不是我们外人能管的事）。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盛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留东南以救社稷苍生（知道这个国家要完，先留下点资本再说）。

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李鸿章电盛宣怀；二十五日矫诏粤断不奉。希密致刘坤一、张之洞（我们广东决不接受二十五日的伪诏。请串联刘、张一起行动）。

六月四日（6月30日）盛电闽浙总督许应骚，请加入东南互保。（又加入了一个同党!）

这一帮胆大包天的奴才，竟合谋称诏书：“此乱命也”．企图名正言顺地抗命，置皇上与老佛爷于不顾，好像当的不是大清的官，把主子们当成了傻蛋!在需要各人出力的时候，却都站在一边看热闹，还跟欺侮主子的洋鬼子作交易——冤有头，债有主，井水不犯河水。你打招惹你事儿的主可以，但别烦我们。这一帮爷真是乱了臣伦!

洋鬼子便携起手兴高采烈地进了北京，把大师兄们杀了个人仰马翻，血流成河。老太太一看，吓出一身冷汗，一面逃命，一面命这帮大爷勤王救驾。但大爷们倒严守着与洋鬼子的条约，十分诚信，只是坐山观虎斗，让老太太自个儿唱别宫曲，又当了一回难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老盛牛哄哄地搞成了个东南自保，自以为脸露大了!但却被老百姓骂了个臭狗屎。老百姓都是主战派——骂你娘了，打!占你房了，打!拿了你一根稻草，也还是打!尽管鬼子们远在京城闹腾，南方的小百姓逃过了一劫，但心里照样窝火，照样同仇敌忾，照样要找人出气，气便撤在了老盛身上。

但他不怕做小人，心中自有主张。即使对老佛爷也不顶礼膜拜，尽管她是他的最大东家。他能看出老太大的问题：管理失控，已经当不好这个家了。办的事情也越来越离谱，除了几个宗室中的小阿哥得到了好处，全天下都怨声载道。自己哪能闭着眼睛真跟她往火坑里跳!别跟我讲什么君臣节义，我可是“四书五经”没能毕业，充其量只是一秀才学历，费那些口水没用!我就是脚踏实地、锱铢必较的一买卖人!

他不相信什么权威，只相信金钱的力量。这是脚踏实地的计算，也在剥下权力的神圣伪装。因此，无视权威就是无视谎言。他理性，理性得冰冷可怕。他认为，国家必须有钱，权利必须以金钱作为基础，没有黄金打就的塔基，权利的金字塔必定倒塌!一座行将倒塌的金字塔不足以引起重视，更不必抬头仰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婆也不必太当回事，哪怕真是我的主子。

李鸿章有一次评论他：“盛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做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这小子聪明，想做大事，当大官。但官没做好，事又干不成。（《盛宣怀日记》第一百一十九页）他听了马上牢骚满腹：“事合肥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为李大人效力三十年，没得到他什么好处，还被他压着，一起患过难却不愿助一臂之力，付出的成本都得不到回报，只能不断地叹气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老大与曾国藩作了比较：“湘乡（曾国藩）用人，唯恐不能尽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扬曾抑李，不满之态跃然纸上。

君、师，都不能让他买账，还有谁能让他真正信服?只有那些生意往来的老外，他们才是他的赵公元帅!况且他们也真有东西。所以当这个仪态万方的自家老太太与那个血气方刚的外国小毛孩掐架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边拉偏架。没有什么道德伦理可以让他放弃这个立场，因为他不虚伪，他知道商业赢利的基本法则，站在强者的一边；站在遵守诺言者的一边。他更明白，经济利益是最高利益。他要算的只是经济账，政治账也轮不到他来算。他把自己看作是个与体制无关的个体，是一个与体制之外的老外打交道的人，是能够超越体制的人。因此，自己的所为，与政治何干，与政权何干?只是丧失了官场，便丧失了资源；丧失了资源，便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瘪三。所以，他要继续维持与那个供他享用资源的政权的关系，但不需要将一切献给老佛爷！他独来独往，全凭着自己的判断去做事。他只爱自己，只信自己，一个真小人，当然不会傻到去相信别人。“跟着感觉走”这句歌词，如果早能让他听到，他一定会认为道出了他的心声。

那是一个社会道德全面沦丧的社会，只有依靠道德才能挽救这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但仅凭道德，却无法生存于这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一个诩：道德的人必死于道德。

一个吊诡的生存命题。

五

他是大清朝的“首富”，也是大清朝的“首恶”。

据《苌楚斋随笔·卷五》记载：

武进盛杏荪尚书宣怀，光宣以来，相传其家集赀数千万。……尚书继妻庄氏颐养费母财七十万两，其孽息涨价，及藏书楼之全部图书，尚不在内。常州城内周线巷住宅十五进，房屋二百四十余间。拙园丈庄田产三千余亩。济丰典股本、乾丰木行四处……

这只是供给其后妻生活费用的在常州一地的资产统计。当时妇女一年的生活费用只需几十到几百元，最多上千元，即使皇室嫔妃也不过三五千两银子。而他老婆每年却有七十万两银子生的利息，还有房产、地产……这么大的差异!谁见了都要生气，难怪写书的人更要愤怒了：

尚书本我朝臣子，而其妻养赡费，愈于皇室珣、瑨等太妃数十倍，其僭妄骄横，无人臣理，不亦太甚乎!其为众矢之的，实自取其咎也。

一个靠主子发财的暴发户，牛过了主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连辜鸿铭见到了他，也谈起了《中庸》的要旨“贱货贵德”，让他不要把物质利益看得太重，要重视道德修养。来源不明的财产收入只会带来负面作用，为他带来坏的名声。

老盛当然不在意自己是否“算”好人。他只不过和大多数人一样，缺乏革命的远大理想．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科技水平当做个人致富的工具；把聚敛财富、先富起来当做了人生目标。他不太理会周围那些好人们的闲言碎语，但这个社会恰恰是由“好人’们守着的。好人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他们维护和维持着社会的游戏规则，使得游戏者们不致过于偏离这些条条框框。他们是每个游戏个体的道德监督者，用群体的标准，约束着个体的行为。但历史发展的动力，恰恰不是来自于好人。历史上最大的好人颜回说过：一壶水、一箪食，回也不改其乐。好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太低了，没有什么动力让他们推动生产力。但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却让他们不断操着心，心里念叨着那些坏人享受的全部好处。但是，他们不能明着伸手，不能像鸡鸣狗盗之徒可以公然唱着：长铗归去。因此，他们必须通过不是好人的那班家伙来给自己干些脏活，既得着了实惠，平衡了做好人付出的道德成本，又免去了可能成为坏人的道德沉沦，还能让这些丑恶而又可爱的家伙成为自己的 “陪衬人’，衬托着自己的光鲜。

老盛不失时机地成为体制中好人们所希望的干脏活的人。他可以不需要历史，而历史却少不了他。因为他的行为从不用对历史负责，但历史却需要他来推动自己的发展。正是靠了他的贪欲、野心、行动能力，体制才能运转和腐败得生气勃勃!他用钱把规矩森严的社会准则捅个窟窿，也善于把道貌岸然的好人拉下马。他是社会的润滑油，他是历史的助推剂。他人见人爱，像圣诞老人，带给大家希望的礼物。他与好人们同唱一出“二人转”，是好人们不能分割开的连体兄弟!少了他，好人们只能悲哀寂寞地唱唱独脚戏，寸步难行。

1911年10月16日，在盛宣怀缺席的情况下，北京召开了资政院会议。御史史履晋弹劾他“独揽利权，调剂私人”。26日御史范之杰弹劾：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澈之弃守潜逃，皆非主因，而盛之“横绝中外，神奸巨纛”才是。处理保路运动的失误，封疆大吏的不负责任，都不是“被革命”的原因，只有盛宣怀的贪婪才是主因！10月25日，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请戮宣怀以谢天下。会议从下午1：45开始，4：25结束。摄政王载澧下令：“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成了全部事件的承担者，成为公众的泄气孔。于是，在大清国资政院，在证据阙如的情况下，一百多个好人便以“宪政”的名义将这个不是好人的家伙投票开除。

虽然庆亲王口头保证不会处决他，给以生命保障，但还是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当天晚上，他就搬入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10月27日晚，一支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其中八人全副武装，英、美、德、法各出了两名士兵，另两名是翻译，在夜色中将其护送出了北京城。他在对国内的好人们丧失信心后，只能借助于那些臭味相投的老外。四处碰壁的孔子曾说，自己像一条丧家犬，形容那时的盛宣怀倒是恰如其分。30日，他乘坐德国轮船“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青岛到日本。

在晚年的照片上，身着清朝的二品官服的他并不快乐，并没有拥有那么多财富应有的志得意满、油光鲜亮。相反更像一个老农，表情木然，忧心忡忡地计算着来年的年成。许是他感觉到了财富的压力?

1916年，他去世了。他的女儿回忆：“其父至民国后，即中风了，每日僵卧床上，惟与她及妹二人，伴之打扑克牌九消遣，平日衣服多补了又补穿之，至大除夕始换新大皮马褂，穿至正月十五上元节后，又高呼，太太，把皮衣收好。吾母告之曰，老爷，你七十多岁了，新马褂有二十四五箱之多，穿穿罢。老父必云，不舍得的不舍得的。”活脱脱一田家翁!叶落归根，在上海租界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后，他被送回了家乡常州安葬。几十年后，还是他的女儿回忆：“伊的侄子毓某人从常州回申，火车上听二个匠人在互谈，一云，你在常州做啥?一人云，奉当地政府令，掘盛杏生坟墓，以为必有大量金宝殉葬的，哪知开棺后，尸尚烂，只两手各执一小小元宝，奇怪的是，和尚打扮，一大包清朝服装，放在死人脚后，现在这衣服已经卖与上海百乐门剧院，正在做《张文祥刺马》越剧。这套死人衣服着在做曾国藩演员身上呀。毓某即告其父泽丞了，全家均信为真事。……后全家均至百乐门观剧，果然不谬也。”（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几个纨绔荒唐子·盛氏后人》）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可以坐拥金钱而超凡脱俗，摆脱体制与社会的双重束缚。但关键是，他是否能够在精神上完成相同的超越，真正地超越自我?否则，拥有那么多财富又有何用?“身后虚名，何似身前一杯酒”，话虽不错，只恐那酒早已发酸，喝了便坏了胃口。

谤满天下!誉满天下?

是耶?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