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莎，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

电视剧《大宅门1912》剧照

与《大宅门》中的女性系列不同，《大宅门1912》中的核心女性只有两个，杨九红和路青青。前者是白景琦之妾，曾经的青楼女子，代表了受压抑的女性符码;而后者是白景琦的红颜知己，当时的留美学生，代表了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符码。这两个符码的博弈反映出郭宝昌在观照家族叙事的宏大背景时，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宅门内外的女性。

一、对传统女性的重塑:杨九红的反抗与归顺

杨九红是“大宅门”中性格非常鲜明的一位女性，在前两部中由何赛飞饰演，容貌俊俏、性格泼辣，对白景琦有着深沉的爱，却因为出身青楼被众人所轻视，尤其得不到白文氏的认可。而《大宅门1912》中由何晴饰演的杨九红却一反泼辣的原态，颇具闺秀气质的何晴赋予杨九红一种洗尽铅华的朴素之美。杨九红在《大宅门1912》中的性格转向存在着对男权文化的反抗与归顺的双重性。

1.反抗:争取做母亲的权利

在传统的封建观念中，“母凭子贵”是深深刻在女性心上的一条金科玉律，女性的最大价值在于“传宗接代”的生育功能上。白文氏一直没有认可杨九红，也不允许她生活在大宅门中，只认定她所生的孩子是白家的骨肉。由此，杨九红仅仅被视为生育的工具，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人格可言。白文氏曾借白景琦之手抢走孩子，造成杨九红与女儿的分离、不和，使女儿对妓女出身的母亲产生厌恶嫌弃的感情，可以说这场母女间的悲剧是由化身封建道德符号的白文氏一手造成的。

《大宅门1912》剧集开始时便交代，“杨九红又怀孕了，二奶奶白文氏又打上了孩子的主意，七爷白景琦胆大包天，公然违抗母命，放杨九红回了山东济南府。”一场对孩子的争夺战再次打响了!杨九红对七爷的到来充满了警惕，但这次杨九红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保全孩子，维护自己对孩子的抚养权。虽然在一场暴动中，未出满月的婴儿死于枪下，负伤的杨九红悲痛欲绝，但杨九红的行为表明了她的决心，明示了对白文氏的反抗。

2.归顺:以夫君为中心的家庭女性

《大宅门1912》的叙事空间以济南为主，北京的大宅门和白文氏仅仅作为一个叙事中的背景符号和情节转承的依托，所以此中的“宅门生活”并没有过分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作为白景琦之妾的杨九红与白景琦生活在济南的独立院落中，更像是普通夫妻的居家过日子。她很少出门，生活空间主要局限在家中，镜头更多地表现她下厨房、理家务的场景。这种以丈夫为核心的生活在今天看来仍显保守，因为杨九红生存的意义依附于白景琦，毫无主体性可言，而是一种男性主体的“他者”和陪衬物。杨九红尽管有对白文氏的反抗，但并没有独立觉醒的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而是顺应着男权文化的规约来塑造自己的意志和行为。

杨九红性格的转变或许是郭宝昌有意为之，她对男权的反抗与遵从是她无法摆脱的宿命。杨九红此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郭宝昌曾在《鲁豫有约》中坦言:“(听到她的死讯)我心里说不出的一种难过，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命运怎么可以这样呢?她在妓院的时候就被人瞧不起，从良以后被瞧不起，进了宅门依然被瞧不起……等到婆婆死了，什么都完了，最后人家依然认为她是个老娼妓。怎么了?一个女人都没办法活……”正因如此，郭宝昌才在《大宅门1912》中赋予了杨九红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所向往的普通生活。

在历史家族剧中，恐怕无法回避的一个创作背景便是男性霸权对女性的统治，因为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的文化基因。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对其中具有悲剧命运的人物赋予自己的关切和同情。在《大宅门1912》中白景琦向杨九红隐瞒了她不能够再生育的事实免得她伤心;没有安排白文氏与杨九红的对手戏，避免了两者的正面冲突;并且在白文氏与路青青的交谈中，白文氏提及杨九红时流下了眼泪表明她这样对待杨九红也是作为“大家长”而情非得已。至此，导演对杨九红命运的关照已经不显山不露水地呈现出来。

二、对独立新女性的建构:路青青与女性的“主体性”

女性主体性“它指向女性作为主体存在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等方面的一种自觉能动性，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载《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4期，10页)路青青是“大宅门系列”中的一位新角色，与其他传统的女性角色相比，是一位有着主体性的新女性。她的身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女性，虽然是中国人但其思想意识和观念却并不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路青青的自主意识体现在她对婚姻的态度及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上。

1.对附属婚姻的拒绝

路青青在剧中拒绝了三个男人的追求，其中包括她挚爱的白景琦。两人情投意合，白景琦也希望娶青青为妻，但青青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不嫁有妇之夫。她拒绝了田子行的求爱，田子行并无妻室但作为职业杀手和黑帮老大的他有着典型的“霸权型男性气质”，对所有人都要实施掌控。而面对好色之徒魏督军的追求，她不畏强权仍然选择反抗。

路青青表面上是拒绝了三个男人，但实质上却是对封建的婚姻模式提出了抗议。若嫁与白景琦，二人虽有爱情但仍摆脱不了做男人小妾的事实，不能保证白景琦对爱情的忠诚。封建道德的忠诚往往只要求女人对男人的忠诚，自古就有“烈女不侍二夫”的观念，但青青观念中的忠诚同时包含了男人对女人的忠诚;若嫁与田子行，虽则田无妻室且对青青饱含爱意，但田子行倾向于将青青视作天真的孩童，试图掌控她的一切，并不能与青青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至于本来就有很多妻室并以玩弄女人为乐的魏督军，则更不在话下。

2.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探寻

路青青在剧中并不是作为附属品存在的，作者赋予她独立的生存意义。与《大宅门》中的女性黄春、九红、槐花、香秀不同，她们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但许多时候都是作为衬托白景琦这朵“红花”而存在的“绿叶”。通过娶仇人之女黄春显示白景琦有情义、通过娶杨九红显示白景琦不畏强权、通过娶槐花显示白景琦顺应母意、通过娶香秀显示白景琦对抗族规，每个女子的命运都围绕着白景琦这一个男人，而路青青不同。

路青青作为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克服重重困难开诊所、办学校，通过自己的力量关心国家的命运。作为女性，她的视野没有被局限在传统的家庭中，而是投向了更广阔的家庭之外。在帮助寻找九朝秘本的过程中，路青青机敏灵动、敢于冒险并且不顾个人安危，都体现出她的独立与坚强。杨九红对路青青是钦佩的，因为她的勇敢和闯劲，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白景琦在青青的坟头上哭诉，“青青，你热爱你的家乡故土，你从国外回来，办学校开诊所，做的都是为老百姓好的事，你守承诺敢担当，敢与七尺男儿争雄，女人要都像你这么活着，透着那么不一样，透着那么新鲜，我就纳闷了，那些个怂老爷们还活着干什么呢?”白景琦的话不但表达了对青青的怀念和爱恋，更多的是敬佩，将其作为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生命个体来看待，并且认同了其品质高于一般的男人。

三、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弱化及否定

男性气质研究最权威的学者康奈尔(Connell，R.w.)将男性气质分为霸权性(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四种。其中“可以把支配性男性气质定义为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或者说是用来保证)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男性气质》，R.W.康奈尔著，柳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05－106页)在中国封建文化中，男性气质以霸权性为主，通过对女性气质的否定及约束来实现男权的确立及稳固。“大宅门”中的两大核心人物——白文氏与白景琦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支配性的气质，但在程度上不同，且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一定的调整。

1.封建家长白文氏的缺席与存在

白文氏是郭宝昌着力较多的一个角色，尤其在第一部中，白文氏在男权文化中以女性身份力挽狂澜拯救白家于水火之中，将百草厅重新振兴，不得不说她是一位女中豪杰。但与此同时，她又扮演着一个封建家长的角色。在《大宅门1912》中，郭宝昌将时空锁定在1912年前后的济南，有意减少了白文氏出场的次数，在整部39集中白文氏是在第33集才出场的，戏份集中但比例较小。

此剧中的白文氏作为一种缺席的存在，已经化身为一个符号。一方面在叙事中担任一条暗线，牵引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弱化其霸权性气质。剧集有多次表现白景琦回北京请示白文氏，有时是为了转场需要，已经大大弱化了白文氏对白景琦的影响。白文氏的出场在较末的剧集中，为了替白景琦解围亲自从北京来到济南，不显山不露水地给黑帮头目田子行致命一击。在这场戏中，创作者依然赋予白文氏一种强大而神奇的力量，众人对白文氏的前呼后拥也体现出对权力的敬畏和遵从。但创作者借路青青之口对白文氏的一通控诉，表达了其对白文氏褒贬共存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力挽狂澜拯救百草厅，另一方面却反对其对杨九红的做法。白文氏竟然在谈及杨九红时落泪，似乎也赋予这个钢铁般坚强的女性一些温柔的女性气质。

2.白景琦个性的微调:对女性态度的转变

毫无疑问，白景琦是大宅门中的灵魂人物，他以郭宝昌现实生活中的养父同仁堂董事长乐镜宇为原型，极力塑造了人物的有情义、守诚信、肯奋斗等优秀品质。但与此同时，白景琦对母亲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在前两部中甚至有些“愚孝”的成分，在《大宅门1912》中白景琦的个性出现了局部性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他对待女性的态度上。

在《大宅门1912》中，郭宝昌简化了白景琦与女性的关系，整部剧中与白景琦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有三个:白文氏、杨九红和路青青。白文氏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缺席的存在，对白景琦的影响已经大大弱化。尤其是对“愚孝”的反思，不再似第一部中作为帮凶将杨九红的孩子抢走，而是顾虑到杨九红的感受隐瞒了孩子出生的事实，白景琦对此事态度的倾斜已显示出他对封建家长权威的反抗。白景琦对待杨九红的态度也增加了一些柔和的色调，少了一些爱欲成分增加了夫妻之间亲情的表现。面对路青青，白景琦的爱更多了尊重，尊重她的独立和选择，丝毫没有强迫之意，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看待，并对青青的勇敢和善良敬佩不已。

“电视剧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总是为人们提供特定时代人类生活的特殊经验、特殊情感。”(《电视剧艺术文化学》，周月亮、韩骏伟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1页)“大宅门”系列是历史家族剧，在展开叙事的过程中必定以当时的时代语境为背景，而封建社会中主导的男权文化则是无法规避的事实。但是，创作者在注重“故事所讲述的时间”的同时，必须要关注“讲述故事的时间”，即对当下的文化语境有充分的认知和把握，才能保证观众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男权文化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对女性的规约和束缚，但在男女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如果继续强化男权文化的力量，势必与观众的审美期待产生错位。而郭宝昌在《大宅门1912》中通过时空的转向、情节的创新对女性命运进行了重塑，这种文化自觉和艺术创新对于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和健康的性别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