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 龙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是武夫军汉当家，这些武夫军汉我们平常管他们叫军阀。在现代中国，凡是被称为“阀”的，都带有贬义，军阀尤甚，所以一提起军阀，人们脑海里立刻冒出来的，就是些专横跋扈的军人，打砸抢，吃饭不给钱，抢女学生做小老婆，随便杀人，等等。当然，这么干的军人不是没有，打起仗来，尤其是打了败仗之后，干得比这过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这些行为来概括所有的军阀和军阀所有的行为，好像也不合适。

对于这些军阀武夫的一生我们姑且不论，最起码，在教育这一方净土上，这些大老粗用旧习惯的行为为我们深深地上了一课，时至今日，还让人感叹不已。联想到如今的一些现状，倍感心寒。武夫尚且如此，活在当下自诩为文化人的我们情何以堪哪！

曹三傻子：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

曹锟一个粗人，虽说也上北洋速成军事学堂，但那是混出来的，在家乡，人送外号“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钱紧，居然也有兴致办大学。

曹三傻子办的大学，不是军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天，但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是天。

曹锟出钱、管事，但是办大学，靠教授。进学校来，如孔夫子进太庙，每事问，问谁？问教授。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敬地送给教授。

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但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居然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这位粗鲁的军汉，对学生要粗一点，文化低、词少的曹督军曹大帅，偏爱给学生训话，每训必强调尊重教授，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然而，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因此，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曹锟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教授治校，连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他都没有见过，他熟悉的，只是怎样管大兵，立正稍息，齐步走，奖就是大洋、升官，罚就是军棍、禁闭和砍头。但是他没用军队的一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连曹大帅都对教授一说话三点头，他手下的这些小军汉们，还不只有听喝的份？

韩大老粗：财政绝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一次，韩复榘到济南一所学校给学生们作报告，他说：“同志们、老头子们、老太太们、大学生们，二学生们、三学生们、大姑娘们：你们好，俺也好，咱们大家都好。今天天气很好，俺十二万分地高兴，俺特地从山东赶到济南来，俺是没啥文化的，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今天谁没来听演讲？没有来的请举手。好，都到齐了。今天俺的报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俺讲了你们也听不懂，俺就不打算讲了。第二个问题很长，要讲四个小时，今天时间来不及，俺就不讲了。第三个问题（他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对不起，俺的讲话稿没带来，还在秘书处，俺也不讲了。下面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讲讲怎么做事。俺想，一个人做事，先要决定他的大前提，比如咱的马，只有后面两个蹄子，没有前面两个蹄子，它会走吗？”

最后一句，虽然也很俏皮，但却让韩复榘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与何思源最初的关系，不难预期。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

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何思源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安排；不叫我干，我就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起身安慰何思源，说：“省财政绝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这也许就是让何思源敬佩的地方。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成为民国第一冤案。

此前，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面对诱导，他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这何止是一句证言，直接就是对韩复榘人格的标榜与尊重。这尊重，来自于韩复榘对教育的言而有信。

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半个多世纪以前，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有一个完整的省建制，叫“西康省”，著名的《康定情歌》就出自这个省份，“跑马溜溜地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地城哟。月亮弯弯，康定溜溜地城哟”，这个“康定城”是西康省会，省主席刘文辉上将在此办公。

西康作为省份，酝酿于1935年7月，消失于1955年7月，前后加起来，只有20年寿命，但在这短短的20年历史中，有一种奇异的现象曾经格外引人注目。

1939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摄制记录片《西康》，他曾惊讶地发现，西康校舍大多坚固宽敞，相比之下，政府机构破烂不堪。在影片中，孙老师使用对比剪辑手法，突化了这个特点。此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图片，其中两幅颇具深意。其一是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点也不寒酸。其二是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县政府不是大楼，而是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两条长长的原木支撑着它的前脸。如果不是孙老师做了注释，今人很难相信，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机构。

孙老师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

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实际上，这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象，并非西康省独有，只是刘文辉对违反这种传统的官员处罚最烈。想一想1916年的首都北京，有哪座政府建筑或商务驻地能比北大红楼更强？红楼在那个时代如此耀眼，除了里面坐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还因为它是首都最高大气派的洋建筑。在世俗社会中，这是一种奢望，是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荣耀。再想想1919年的清华图书馆，有哪座非教育机构敢与之比肩？清华图书馆一层是玻璃地板，商人来了，一样觉得敬畏。清华科技馆空调一转，四季如春。没有人知道原子弹功勋科学家大多在这里成长，但看到这样的国内一流条件，你会相信顶尖级人物在别处出现吗？

在川康地区，握有实权的将军纷争不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自己是读书人，因此格外重视各级教育，最喜欢建学校和豪华图书馆——重庆市长杨森上将如此，四川省主席刘湘上将如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上将也是如此。刘文辉兴建了成都建国中学，他儿子是名共产党校长，培养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学生，比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抗战期间耗资2.5亿，兴建人间最美丽的安仁文彩中学，他立碑言志，“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但他重金聘请各地名师，每年把2000亩良田的收入捐给学校，设立“清寒补助金”。

重教之风，上行而下效，所以巴塘县长赵国泰在公务之外兼做小学教师，代讲语文课。最关键的是，这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愿望，以牺牲眼前利益为成本，铸造民族的未来力量。

后来，西康省消失了，巴塘和义敦并入四川。再后来，义敦消失了，降级为巴塘县的一个区。德格建制倒是没变，却成了贫困县。随着这些古代行政区划成为历史，学校拥有最好楼宇的传统也消失了，成为日渐模糊的遥远的记忆。

张大帅：宁可少养五万兵！

爸爸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他立刻被聘为吉林四中（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李敖自传》

张作霖，这个大字不识几个、土匪出身的乱世枭雄却有着难解的教育情结。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

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说：“宁可少养五万兵！”

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馆。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 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