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苏

1

“文革”时，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但是，天地良心，从来没有必须佩戴的规定。而且，天地良心，没地方卖毛主席像章。更古怪的是，也没有什么单位发（部队除外）。但是人人都有，都戴着。

毛主席本人不用戴，林彪戴部队发的“军星儿”，周恩来戴方形的，没有毛主席形像，却有五个“毛体字：“为人民服务”。

那个时候，基本上没人胸前光板，不戴个啥的。走资派与地富反坏右，监狱服刑的犯人没资格戴。其他都戴。戴在蓝制服上，戴在绿军装上，戴在农民兄弟的小褂上，戴在男男女女的左前胸上。就连许多幼儿的围嘴上，也挂着毛主席像章。

有人粗略统计过，“文革”时制作的毛主席像章达80亿枚。平均一人十枚不止。这么多像章是怎么流通的，怎么生产的？每个人是如何得到的？可以肯定的是：都不是买的。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像章原材料是铜、铝合金，或其他金属，据说还有金银和钻石的，将用途说明白，大概不难获得，生产、制作技艺说难也不算难，可也不易。有冲压设备，有模具，就能生产出毛胚来，之后还得电镀、上色、抛光等等，才能成为成品。产量很大，而且不断更新。

最早的像章不大，应该是王朝闻做的那尊老毛脸朝左的侧面浮雕。大小如一分钱硬币；铜质。那个时候看，感觉很精致。红底金像，外边镶一圈儿金边。在制服上戴着挺合适。之后越做越大，据说最大的有烧饼大，已经不可能用别针戴了，只能用丝织物套在脖子上，挂在前胸。

1967年，我和我哥回老家，乡下孩子们看到我们佩戴着像章，纷纷喊叫：看哪！毛主席的“的脑”（即脑袋之意）！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倒好像不值得注意。我们对他们的用词感到震惊！如此粗鄙，居然没人干涉？要在城市，就为这也会被抓被批一场的。实足的“大不敬”啊！我们在乡下待了四十天，走的时候，把像章送给老家的人了。因为四十天之间，像章已经大了好几圈儿，戴着回城也早落伍了。

果然，城里早就变了！已经没人戴那么小的了，不仅增大了，而且花样也多了，像章上的毛主席已经不仅仅是清一色侧面的了，有许多已经成为正面，也胖了，更像当下的毛主席了，有的能放下身子了，有些还挥着巨手，细致入微到能看出后边有无边的群众。也不全是圆的了，有方的、旗型、星型、心型、天安门型………我们很快就跟上了时尚，但从哪儿来的？忘了。反正不是买的。只要你待在人群中，有同事，有同学，有熟人，你就会有毛主席像章，而且会跟随时尚，不断更新。

后来不同的像章有了不同的名称。最不易得到的是，总政发的星型加一小长条，上书“为人民服务”为一套的“军星儿”，据说上边有编号。和最近嚷嚷的军车牌照似的：一对一；所以金贵。有的按照大小排，如“北京大号”、“北京一号”……；有的按照图案叫，如“井冈山”、“延安”、“七律·长征”……

之后就流行攒毛主席像章了，弄一巻黄黄的海绵（也许叫泡沫塑料），把像章别在上边，平时卷起来，以免被磨。黄黄的海绵同样不是买的，但大家都有。

大概到1968年，就有了毛主席像章市场。前几日看了荣剑先生文章《中国的边缘革命》，一下让我想到了“文革”打派仗最火时的这个市场。毛主席像章市场非常标准，有场地，有当日行情，有交易秩序，有大户，有散户，有收益，也有折损。就一样，没现金。这也够古怪的。没研究过个市场，但我相信有人致力于搞这个市场。甚至有专业的操盘手。出于战略目的，用做多或做空手段，谋取到最大利益。

这个也许是永不套现的交易市场，充满风险也充满乐趣，所以非常火爆，交易量很大。有人从三四个小像章入市，没多久，就成为拥有好几大卷海绵，别满了像章的胜者，一番炒作后，翻了几十倍。当然，也有带着许多来，最后赔到空空两手的。

我随着同院发小到过这个市场。很远之外，就能看到许多夹着黄色海绵的人，朝着市场走。他们彼此脸熟，互相打招呼问候。而且都知道当日哪一款最火，哪一款新入市，上市价位在哪里，溢价率多高，而且都会折算，如，用多少“价位”低的，能换到多少“价位”高的，趋势是什么？资本雄厚的有“作局”的能耐，把许多小户一把就抄了。带我去的就指着远处一个普通的瘦子说，就是他，能把整个场子“翻过来”。那瘦子倒没挟着黄海绵，只是站在墙边抽烟，脚下放着一个普通的人造革包，也许他身边有许多朋友。给我的印象是一派从容。我问朋友：这个“大拿”如果把他的像章全卖了，大概值多少？“钱吗？”朋友反问我。之后说，比钱可多多了。这不是钱的事。

在造反与革命的洪流旁边，确有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与大革命并行不悖地存在着。有人在里边“破产”，有人在其中“得意”。是不是最终有超级大户在里边获利，我不知道。但这个圈子运行的相当高明。有生意头脑的人，有赌徒心理的人，有投资回报企图的人，都能在那里得到锻炼。这个圈子，在革命时代通行的是另一套规则，大概和现代经济环境差不多。可以破产，可以输得精光，但绝对没有打砸抢，没有政治强权。是否最后被专政机构取缔，我就不知道了。但如今在每个城市的旧货市场，仍然还能见到像章交易，说明三十多年来，它一直若隐若现存在。只是现在成为收藏品市场，直接与金钱发生关系了。

经济活动是人的本能，形成市场亦非奉命，人天生就能发现商机，而市场一旦形成，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必然现身，制造出全套游戏规则。这与主流思想相悖的东西，确如像章上那个人所说，是“自发的、每时每刻”产生的。你只能徒叹奈何！连他本人的头像，都成了市场交易的对象，这一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一方面说明个人崇拜不知觉间走向反面，同时也说明，生意的行为多么顽强，任你“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遏止不了这一冲动。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旁边，尚且形成这个也如火如荼的市场，难怪之后政治上稍稍松动，立刻就出现了“小冈村”、“傻子瓜子”、步鑫生、马胜利们呢？

有经济学家问：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向市场经济（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汉译著作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的转变？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作为见证过“像章”市场的我，不以为怪，市场的潜流一直就存在于社会的边缘。毛晚年发表过一则“最高指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又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从这些“最高指示”中，听得到他的哀叹。可见已经七老八十的他，仍然能清楚看得到这一边缘价值。并且不时抱怨他的战友“形而上学猖獗”，看不到，认不清这一革命的对象的危害与可怕。

改革开放的设计，最重要的就是解放生产力，放弃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经过十多年的拉锯，渐渐给民间草根松了绑。

所以，我认同这一说法：“中国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带来的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文革”中的像章市场，是市场最顽强、最智慧的存在方式，专政机关也拿它没法子，大家对主席的热爱嘛！这一链条的生产环节，越设计越复杂，最后有能发光的，镀金银的，不断生发新题材，新版本，完全不计成本。据说都是军工企业生产的。但我从未见过什么人说，他的工作是设计或生产毛主席像章。形形色色，数以亿计的像章，应该是随意发放出去的，连外国人到中国，都会送他一枚像章，别在衣服上，立马就成了自己人。任谁也没想到，这些金属像章在流通过程中，居然在民间成就了那样一个中规中矩的市场。

像章的去向也蹊跷，说一声没就没了，现在流行于收藏品市场的，大概连当年的千分之一都到不了。

就算我们不知道，熟读古书的毛泽东应该知道“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两句诗。晚年他制止大建他的雕塑，他主张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不知他是否想到改革开放，他认定那只能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实际情况却是，那正好是群众自下而上的普遍意愿。

仔细想，在“文革”的沸腾时期，还有过一个很纯粹的市场，既不关乎吃，也不关乎喝，同样无须货币介质，发掘它的价值同样是非常有益的，不过那是下一篇短文要说的了。

2

“文革”造反派们，其实也并不喜欢当时的宣传画，拿起笔作刀枪，无论男女，竖眉瞪眼，闭嘴立目。张挂在那儿，无非为“给力”。犹如门神，或避邪神兽而已。事实上，谁家也不喜欢娶个造反英雄回来，一天到晚与爹斗，与娘斗，与周围邻居斗，如果有火线上的恋爱，男孩也必然喜欢正常的女孩。人的本性还在，但必须藏在另一副面孔之下。

当然，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早超过了一般方式的洗脑，与希特勒时代相仿，即使在家庭这最后的归宿或港湾，也充满革命味道。许多家庭分成两派甚至以上，饭桌上要么怒目相向，要么短兵相接，边吃边斗，嘴里吃的是饭，说的却是和饭、和家、和彼此毫不沾边的词。互指为反动，却仍旧在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不一派的夫妻，派性都很强，却不妨碍生孩子。心理、生理彻底分裂，加之以混沌，就这么过日子。

所以，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不是生来想斗，而是奉命而斗，被煽动点燃而斗。除了地、富、反、坏、右，斗字面前，人人平等，夫有单位，妻有工作，子女有学校，都属于不同组织（战斗队或其他），这些组织都是更大组织的分支，派属的观点，皆出于上，谁也不知道，在这一层级的高处是怎么回事，各家有各家的传单、大字报、广播车、甚至日益正规的报刊。唯有一点不变，无论怎样，大家都是革命群众，所以有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斗志，同样的地位，在或文或武的战斗中，有同样的豪情，而且他们誓死捍卫的是同一个人，他们与对手的不共戴天之仇，是坚定地认为对方是假捍卫。这就很不好办。

闹到中央，总理、康老、伯达、江青们出来裁断，要么是呼吁团结，要么隐约支了一派，回去就是一场武斗，鲜血一流，就凝结出革命感情了，唯有这时，流血死人的一方，会赢得芸芸众生的同情，唱悲歌的一方，往往有了人味。再也藏不住的人性常在鲜血面前迸发，与冷血的一方又大打出手。

如此这般，持续两年，也许是斗到了僵持不下，也许是多少看破了幕后端底，也许是累了，大约1968年底到1969年，家家养起了热带鱼。

中国的事很怪，这二十一世纪阔人家才有的奢华，早在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就普及到平民百姓家了。

那真是：就是我饿着，也不能让我这鱼挨饿！

那年我十五六岁，正在家闷头拉胡琴玩儿，忽听得邻家姑娘弄来了热带鱼，在院里晒着。出去看，已不止一家有了。又几日，已是家家皆有。我不免感到有些耻辱。从侧面打听，谁也说不上那钢架鱼缸是从哪儿买的？热带鱼呢？更不知从何处来？我哥对流行事物多采不屑态度，天天告诫我，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人云亦云。可我妹妹还小，她喜欢，我也不能免俗，更不愿因家家都有，而我家独无之姿，晒晾我家于水落石出，在全院丢人现眼。

于是去找与江湖素有渊源的表弟。表弟比我晚来山西好多年，但由于出入江湖，早已熟练地改说一口本地话，所知所见所感皆与有我有异。他二话不说，从库房取出一只钢架鱼缸，同时送我一瓶热带鱼，教我如何洗鱼缸，如何换水，如何加温，如何喂养等等。我好奇极了，问，你这鱼缸是哪儿来的？他说：焊的。我又问：你会焊？他说是厂子里工人焊的。这意思我明白了，在我们这座工业城市，任何人拐个弯都能认识工厂的工人。大家的鱼缸能制作的那样专业，都出自周边工厂。做这个比做毛主席像章容易多了。我又问：热带鱼是从哪儿买的？他说，换的。并告诉我，他给我的这几条“孔雀”，就是他用两条“红剑”换的。“先养孔雀，好活，死了也不值什么，会养了，再给你好的。”接着我看了他的鱼缸，确实丰富，红剑、蓝剑、黑茉莉、斑马、虎皮……五花八门。他的鱼缸很大，有一米多宽，还配有吸水管、温度计、各种鱼网。看得我目瞪口呆，他说，这不算什么，厉害的还配有专门的电泵，自动换水，还有特制的灯，昼夜不熄。

我和我妹妹就骄傲地也有了热带鱼。虽然不过是孔雀。

养热带鱼目的不出两个，一为观赏，二为买卖；我们却是为养而养，严格按表弟教的法子换水，小心地把孔雀用小网捞到小玻璃瓶里，把鱼缸洗得干干净净，边边角角，一丝不苟，再把孔雀捞回去。有比较欢实的喜欢蹦，换水时不慎掉到地下，就格外心疼加害怕，赶紧放入水中，以后几天都得看它伤了没有。幸好它是全然透明的，能从外表直看到内脏。

有了这缸鱼，我们就得和院里的孩子一起到公园采集水草，捞鱼食。一天都不能停。但全市皆养，几个月前，街头争斗，就挪移到公园或其他水隰旁了。大孩子打小孩子，男孩子打女孩子，大男人，尤其是壮汉，是这一链条的最高层级。似我等只能拾人牙慧，天天打听，哪儿争斗少些，大家在一起，经常嘀嘀咕咕：

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画家都寄情于花鸟鱼虫，吴作人先生是当时少有的几个可以出版画作的画家

迎泽公园去不成，海子边去不成，黑龙潭行不行？还不行，那就再远，汾河坝堰如何？要是去晋阳湖可不行，没自行车，还得编瞎话，中午回不来呀！晋祠？更不可能，没钱坐车………

在我们有了几条孔雀的时候，隔壁姑娘已经有红剑了。我们得加紧。终于一日，孔雀中有一位鼓腹者，有生育之兆。它绕圈儿游着，其他鱼好像明白，此事间，不可乱打扰，悉沉于缸底。但缸外却全是孩子的脑袋。忽听得隔壁姑娘喊：生了！看了半天，果见从绕圈的鱼身边多出一丝晶莹透明的薄片，翩翩游动起来。我至今也没搞明白：如此不值钱的孔雀，为什么竟是胎生动物？大家盯着这可怜的母亲看：一条、两条、三条……结果这位功勋妈妈一下生了十几条。

我们劳神费力，为鱼服务，好处多多，既早早锻炼了家务基础，比如刷洗功夫，追求洁净，也锻炼了筋骨，天天早出晚归地为鱼打食，还毫无羞耻之心地受到生命教育和性的启蒙，男孩女孩一齐叫着：看啊！它俩在配！

没多久，我们赖以起家的孔雀就很多了，我们用它们换来隔壁姑娘的红剑、黑茉莉，也算升了一级。

过了一段表弟来，说还得给你们一个大缸，批评了我的自满思想，说，就是你们全院加起来，也换不回一只“金丝”，更别说“神仙”了！此前我既已入行，当然也听说过“神仙”，那好像是当时养热带鱼的最高层级。非真正“大拿”不能拥有。好比1990年代的“486”，今天的iPhone6。

表弟于是带我去热带鱼交易市场。与毛主席像章市场相仿，就在一条街巷的空场间，同样没有现金交易，人人捧着鱼缸，拿着小网，踅摸来踅摸去，寻找自己中意的交换物。表弟是行家，告我不可多嘴，我便不多问，跟着他到一个老大身边，一下见到了“神仙”！居然比我的手掌还大，竖竖的，不歪不斜，不知怎么保持着骄傲的平衡。它通体闪光，侧身莹莹然有蓝钻石般闪亮的条纹，它的美丽一下颠覆了我对南天门里那些神仙的崇敬。1990年代，北京馆子里常卖红烧平鱼，第一次吃时，我就嚷：怎么能把神仙红烧了呢！在鱼市，交易频繁，除了鱼，还有鱼具、鱼食。后两者可用等值的鱼换，如果用钱，也许危险，因涉及了“主义”。鱼市周边是络绎不绝的养鱼人，街上果真少了游行、造反的。

1969年以后，被发动起来的造反者日益失去动力，政治争斗日益向上层集中，越来越多的迹象或索性是消息，使民众们明白，那些斗争跟自家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满怀豪情的人们无事可干，工厂里也没什么任务，空闲时间，工人们将随处可见的角铁焊成鱼缸，有大有小，拿出去送人，未必挣钱，但或许有某些好处。“鱼市”的市值照例不用人民币算，可同样有主宰，操控着价格交易和市场运行。与毛主席像章市场略为不同的是，这个市场彻底没有意识形态的旗幌，容易受到官家干扰。因此，行帮气更重，组织性更强，耳闻曾有过帮派间火并的故事。

但它带给普通人的却是各家各户那一缸热带鱼，鱼缸全在后来放电视机的地方，在远没有进入电视时代的当时，人们从这些鱼的游动中品鉴生活，从喂养并繁殖自家热带鱼的劳作中找到活儿干，享受成就感。此时的民众再难发动了，到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民众没什么人把它当回事，一致认为那是上头的事。醉心于热带鱼，涵养了大量民众的性情，谁能掂量出终日看着美丽鱼儿游动时，人得到美感的分量？也没办法找出醉心于热带鱼的人们，那另一番境界的边缘。唯有高龄的领袖，完全不知下情竟是如此玩物丧志，还在通过联络员发出日益令人莫名其妙的指令。

我至今不知道，那么些热带鱼是从哪儿来的？总不会是亚非拉人民的馈赠吧！如果不是，它们是怎么蓬勃发展到几乎一家一缸的地步呢？

七十年代中后期，仍有顽固不化的，热衷于运动。不是糊涂透顶，就是存心太坏，居然要人们把热带鱼全倒掉。于是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进入肮脏的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