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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原经济区纳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原经济区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中原经济

区的批准设立，进一步密切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联系，为区域一体化进程集聚起量大质优的人口、资金、文化等资源，同时唤醒和提振了全省人民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意识和信心，为中原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战略契机和良好氛围。

城市启蒙

中原文化城市群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和探索工程，既需要有一大批足以胜任这一光荣艰巨使命的“新型河南人”，也需要有明确的战略主题和系统化的层级战略目标。

从“新型河南人”的角度看，在当下最重要的是观念变革和文化自觉，这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和伟大创造的基础，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中，能有效避免重蹈“穿新鞋走老路”或“换汤不换药”的覆辙。

在观念变革和文化自觉中，当下最重要、具有基础意义的是“城市启蒙”。

首先，对于像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及其众多的农业人口，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的陌生和不适应，人们一般很难切实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更有甚者则是经常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直接导致了在现实中的“不守城市规则”和在精神心理上对城市的“愤青情结”。但这不仅不可能改变人类进入城市时代的现实，相反只会由于拒绝进入人的“城市版本”而蒙受更大的损失。在城市中固然存在着很多令人痛苦和纠结的矛盾冲突，但同时也只有城市才能为当代人提供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所以说，“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是当代河南人最痛苦、艰难的生存写照和真实状态。要想在城市化背景下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乡土河南”的“城市启蒙运动”。其确切含义可以表述为：努力在城市中“长知识——以发育自身更深刻的理性机能；炼意志——以激活生命的更崇高的意志品质；更深情——以重建主体更优美的情感机能，直至在大都市的生活激流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当代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质量及其最终结果，关键就在于能否培养出一大批新型的河南城市人。

其次，是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城市化的最新规律、特点与趋势。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在都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村地区无需再重复农村—乡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可以大都市为模仿对象、借助大都市提供的硬件与软件资源迅速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如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就是跨越了“城市化阶段”而直接融入了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在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在政策和体制上的通道已经敞开，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选择有效的战略手段，迅速地集聚起实现这个传统农业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了解和顺应都市化进程的规律与要求，克服由于属于农业地区、发展相对不足、长期被边缘化而形成的“自视甚小”或“上不了台面”的心态和思路。

设置层级目标体系

从战略层级目标看，最重要的是以“文化城市群”为中心，设置出系统化、功能互补、阶段性鲜明的层级目标体系，以强化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和“折腾”。

一是立足于都市文化建设引领中原传统文化复兴。中原大地是传统文化资源和人文精神的富矿，与当代城市既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又有深层的相互需要。一方面，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当代都市文化不仅深刻地介入到全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同时作为一种文化霸权也直接决定着世界范围内各区域文化的兴衰和沉浮。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不平等的文化现实，以及要勇于把心爱的“中原文化”纳入这个“当代炼狱”的根源。中原文化只有纳入到都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程序中，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并获得现实的新生。另一方面，以商业化、欲望化、娱乐化为基本特征的都市文化，在全面“覆盖”世界各地的区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导致了以“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为基本特征的“罗马化”问题，这就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提供了战略契机。就此而言，认真研究和治理中原文化和都市文化业已形成的恶性生态关系，探索中原文化在都市化背景下的当代发展方式，有助于克制消费意识形态的膨胀及奢侈生活方式的泛滥，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的恶性损耗与非理性利用，维护城市发展的长远与根本利益，使中原经济区顺利跨越西方城市在文化上“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

二是以文化城市建设推动河南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城市的本质在于，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还要使人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很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并没有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包括河南在内的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矛盾和困境。在人类发展的文化自觉和当代城市走出现实困境的双重推动下，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同样走过了一条从沉溺于GDP和“经济增长”到注重“宜居”、“生态”、“艺术”的文化转型之路。如北京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也包括“国内最清洁城市”（杭州，2007）、“艺术之城”（厦门，2004）、“知识产权强市”（深圳，2009）、“生态城市”（天津，2008）、“健康城市”（长春，2009）、“世界乳都”（呼和浩特，2007）、“中国品牌城市”（常熟，2009）等，都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城市发展主流和先进城市化模式的殊途同归。以文化城市为理念和模式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建设，可避免东部很多城市先建“经济中心”再提“文化中心”、“先工业化，再去工业化”，以及中西部地区一面高谈阔论“跨越式发展”、同时又争做“东部产业转移区”的自相矛盾和反复“折腾”，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城市应成为中原经济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是以文化城市群引领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发展。如果说文化城市是河南城市的个体性定位，那么中原经济区的整体目标则应是中原文化城市群。城市群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包括着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城市群建设中的深刻教训是，由于不注重城市区域内的层级分工和协调发展，我国城市群一体化程度低和同质化严重的后遗症日益凸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长三角在经济和城市硬件上不仅走在了国内前列，甚至可与一些世界级城市群相媲美。但由于其首位城市上海以“四个中心”为城市发展战略，不仅直接导致了发长三角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同时也使长三角日益演进为一个“经济型城市群”。这其中的问题很多，而且积重难返。至今看来，长三角与西方城市群的最大差距不在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主要是落后在文化软实力上。就长三角是中国城市群的一面镜子而言，这也是中国城市群在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相比，中原经济区发展经济的压力更大，因而也最容易重蹈“经济型城市群”的覆辙。就此而言，中原经济区的跨越式发展主要有两层内涵：首先是必须充分和认真研究长三角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导致“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的深层原因，不再走“经济型城市群”的区域发展道路；其次是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优势，设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型城市群发展框架，从根本上解决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和综合性矛盾。

只有跨越式的目标框架，才可能带来真正的跨越式发展。未来的中原经济区，不仅是经济高度繁荣的城市化区域，同时也更应该是一个可以提供美好生活的文化城市群。这不仅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也是中原经济区跨越式发展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