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瑞

《周易》，作为出版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传世图书，对其进行专业层面的个案探究是否有价值？带着这些疑问，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在“知行合一”之路上邯郸学步。正所谓：一入“易”门深似海，渐知践行知“不易”。

一

时至今日，在我看来，读《易》赋予我的意义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开释，以及对于“时中”“变易”观念的再认识。从儒家的《易大传》到释道的《周易禅解》《周易道解》，《易经》最令我着迷的是它近乎于万能的哲学阐释系统。冯友兰先生晚年曾提出“周易是宇宙代数学”,这一论点和“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易经》影响”一样，都未经过细致地、逻辑地论证。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试图从编辑出版学的角度，从一本书的角度去管窥《周易》的成书经过，尝试按图索骥地通过李镜池、朱伯崑、张政 烺 诸位先生的研究路径去证明“《周易》是编出来的，且其对于编辑出版史意义深远”。但是，“一本书”这个单位与浩如烟海的周易系统相比，似乎颇有“大脚穿小鞋”之感。于是乎，我又调整策略，试图从传播学的视角，避重就轻地追踪近代传教士译介《易经》的西渐之路。但是，撇开本土问题而埋首于浮光掠影的传播现象，毕竟是出离于编辑出版学本专业的“离经叛道”之举。

此时让我困惑的已不仅是某个选题的可行性，而是对于编辑出版学这样的应用型学科的学术研究，究竟哪里是核心，哪里是边界？哪里是可以进行跨学科探讨的公共领域，哪里又是前无古人且不迎来者的荒芜区？一些有争议的本源性概念是否有必要放入动态的实务系统中实时地矫正或微调？坦率讲，这些问题时至今日，我仍是茫然的。

二

正当我沉浸在敝帚自珍式的喜悦与纠结之中，我的导师蔡翔教授提出，关于《周易》的选题他把握不好，只有请他的导师、我的师祖刘家和先生出山。如果这个选题能经过刘先生的首肯和论证，才算尘埃落定。在这之前，我倒是见过很多“万能”博导，学术自由之限度宽松到可以驾驭任何选题，但是像蔡老师这样竟坦然承认自己“把握不好”，又把我转诊给其他专家的博导却很少见到。我当时只觉得忐忑，事后回过神来才为自己庆幸。但慑于刘先生在历史学界的名气、自己知识储备捉襟见肘的怯气，以及先期与刘先生的电话沟通得知他对此选题已有保留意见，我开始从心理上“负隅顽抗”，故意推迟面见刘先生的时间。那种心情，真像是临考抱佛脚，总想再翻几页书，多背几个概念。

正在此时，同样为我的论文选题“捏一把汗”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我：“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帮到你，他对这个选题还比较认可。”这对我无疑是沉没前的稻草，于是，2013年1月6日，在这位的引荐下，我拜访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王德有老师。王老北大哲学专业出身，一度师从易学大家朱伯崑先生，是编辑出版学界凤毛麟角的易学研究者。然而编辑出版学界更多地知晓他曾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却很少人熟悉他的另一重身份：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其实，早在2009年，我曾于第十四届编辑学年会上与王老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在会议上提到过一个观点：“《易经》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经过编辑加工的作品”。当年我还在读硕士，对于此番深论只是觉得有趣，并未驻心。时隔三年有幸登门造访，王老不仅为我详细地描述了当前易学界的一些重要流派，而且甚至为我设想好了论文的立论点和论证路径，使我受益颇多，仿佛觉得功力倍增、信心满满。辞别时，王老还赠我两套珍贵藏书，《周易知识通览》和《周易经传译注》，且嘱我对于此选题要下定决心，拿出魄力，厘清编辑出版史的一些源头问题。

2013年1月11日，在尝到了一点“甜头”后，我几乎是怀着“壮士断臂”的勇气去拜访了刘家和先生。其实这短短五天中，我的心态已发生了微妙的转换：如果刘先生仍然劝阻我写这个题目，那么未必就是对这个选题本身的否定，而是我现在确实火候未到，一心犯险反而容易走火入魔。待时而“行”，或许才是“真知”的表现。澄怀以示尊长，未必要点头如捣蒜般地迷信，但却应是对长者阅历最起码的尊重。

真正见到刘先生的那一天，我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来。无论是先生其人、其语、其居所，都令我终身难忘。在北师大家属楼冷清的楼梯间，我碰到了专门出来迎我的刘先生，一位拄着拐杖的gentleman。岂料，当时竟发生了一段事后想来颇有“雅趣”的插曲：进门之后，刘先生家那扇“已坏过三次，就是没时间修”的大门，竟然死死关上了，怎么也打不开了。先生再三歉意道，只有等家人回来才能开门，还说这是给我“关了禁闭”。我却反而窃喜，作为一个来访的晚辈可以从容地“滞留”于主人家，这便是“门”留客了。就这样，我误打误撞地在刘先生家关了三个多小时的“禁闭”，珍贵的三小时。

在那间简陋得更像是储物间的“书房”里，先生在闲聊中仿佛漫不经心地“抽查”了我的易学知识和综合知识储备后，曾说过一段话：“求知有三境界，一则深谙哪些是自己知道的，清清楚楚；二则扫描哪些是自己不知道的、模糊的。而那些通过别人普及给自己的二手知识，这样的‘知’未必是真知。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终身铭记；其三便是促使‘不知’向‘知’的转换，从‘知’中寻‘不知’。比如代数学的A+(-A)为何等于0，而逻辑学的A+(-A)却等于1？”……先生一连串横跨多学科的发问令我深思：这“知”与“不知”之间仿若太极阴阳鱼的构图，或许并非总如楚河汉界般泾渭分明，已有的知识域中可能存在着潜在的未知盲点，而未知的陌生领域也有可能暗含着某种通识般的“前理解”。而我本人的仓促、浅陋加之易学本身“无达占”的混沌感，使得关于此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没有边界，甚至无所谓证伪与证实的无限循环迷宫之中。

惭愧于自己的“榆木”之质，也是事过境迁后才后知后觉，原来先生在漫谈间无不是在苦心孤诣地“度”我。先生在通述易学哲学史后叹道：“学术研究有时也如黄河自然改道一般，呈现‘之’字形，是在自我矫正中曲折前进的。每一个朝代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完成对前一朝代的矫枉过正。”我当时只是联想到先生在不同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他师从钱穆先生时的重要感悟，“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却未联系到自己的境遇。

刘先生从19岁开始研《易》，但终身没有发表过一篇相关文章；1952年，痴迷中国古代史的他被安排从事世界史专业的教学工作；同年，种种原因，他拒绝了出版社对《论黑劳士制度》一文的修改意见。他在寓教于聊中不仅委婉地劝慰了我之前那颗“执迷心”，而且担心我从此灰心，还反复肯定我的这种ambition，嘱我要“待时”。他教我“对现实有限度地妥协，做精神分裂的疯子，拥有自我否定的力量，摘自己能够得着的果实”，而综观他自己的一生，也真是这样过来的。

从刘先生家成功“解禁”时，先生还打趣地念叨道：“这次下决心，一定换门！”——他给我关上了一扇遥不可及的“天窗”，同时，也给我打开了一扇更为丰富的历史之“门”。

学者李零在张政 烺 先生的遗作《张政 烺 论易丛稿》一书的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不可以干什么，却不告你可以干什么，叫你慎言慎行，少写或不写，唯恐白纸黑字，铸成大错……还有一种老师，他并没有这种非常实际的指导，只是用自己的榜样，鼓励你去探索，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较一时一事之短长。”我想，每个年代都会有每个年代的环境烙印和认知底色。我只是庆幸：这两种老师，我都遇到了。

三

《周易》与编辑出版学注定是绝缘般的“拉郎配”？我对该选题从最初的执迷到后来的释然，这一过程究竟是作为一个知识储备不足的“门外汉”式的知难而退，还是作为一个编辑出版专业博士生的“改邪归正”？为何编辑出版专业内的一些师长在“乍一听”这个选题时表示兴趣，却又在深入推敲后表示不妥？为何像刘家和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对我苦心规劝，而像王德有先生这样横跨编辑出版学界与易学界的学者反而对我鼓励有加？

时至今日，我才渐悟：自己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以一个不恰当的身份，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研究对象。令多少学者穷经皓首的“群经之首”，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古典文献学专业基础的“票友”来说，注定不过是场自学自乐的“鹦鹉学舌”。学术创新必然要建立在尊重学术探索规律的基础之上。盲目地追求“新奇特”，以一知半解之功力，试图从“混搭”的陌生感中博得内行人“朦胧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投机了。或许，最糟糕的境遇并非自己因浅见而成为众矢之的，而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至于为何刘家和先生、王德有先生会对同样的选题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想，这本身并不是件费解的事情。一位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怀揣着保护年青人少犯错误的初衷；一位则是从博闻兼容的视角，以鼓励支持年青人的姿态来审视的。而所有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其实在于我：心有余，而力不逮。正如某位业师所点醒我的：“一个博士生，尤其要避免在不经过逻辑论证的情况下，得出类似麦克卢汉那样预言警句式的结论。因为同样的话，大师的名片效应就是一种有力的论证。”其实，方法工具和逻辑理性的习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比选择一个出彩的论题更有意义。而我之于《周易》选题的种种，一则，确是我知识结构所囿；二则，在面对复杂对象时，自己也缺少那把“金刚钻”式的“解剖工具”。

事后看，将安身立命的专业与心醉神迷的喜好毕其功于一役，或许是场代价更为巨大的“投机”与“冒险”。尘埃落定之际，在鄙文中吐露这段“痴恋与失恋”的前缘后果，一则于自己是个“休止符”式的纪念；二则供与我同样饱受论文选题“达摩克利斯之剑”折磨的学友以慰藉，同样也博“行而致知、知行合一”的方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