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霞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15）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一半份额①，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问题上，高职教育始终未能实现突破，体现为一种普遍平庸，难以步入高等教育的神圣殿堂。随着扩张的趋缓，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这表明，高职教育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数量增长已难以成为推动高职教育持续发展的引擎，转型势所必然。在此过程中，摆脱普遍平庸成为高职教育亟需面对的重要议题；质量、效率、效益成为评价高职教育发展的关键指标。在此背景下，与平庸对应的精英理念浮出水面，引发思索。

一

“精英”（Elite）一词最早出现在 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关于社会系统的运转和社会精英的循环的理论中，他用“异质性”这样一个概念把少数统治者称为精英，把广大被统治者称为群众；而精英又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就是指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人”；“狭义的指少数统治者，他们制定政策，做出重大决定。”[1]精英的概念有历史性。在古代，精英主要指政治层面的统治阶层，如贵族、僧侣、官僚。他们身居高位，具有高贵的血统与家世，从小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工业化时代，精英的范畴从单纯的政治层面扩展到学术巨子等其他社会领域，是这些领域的优秀、杰出人物，其特点是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大众的普遍尊崇，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持续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精英的范畴不断延伸，从传统社会领域拓展到技术和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重点是技术英才。

精英教育是培养精英的重要途径。关于精英教育（superior education），高等教育的公认标准是适龄人口入学率在15%以下者称为精英教育，入学率在15%至50%称为大众化教育。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教育长期以来见之于普通高等教育，是一种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它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含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以及在未知领域冒险、探索的过程），旨在让少数具有较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成长为高精尖人才，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骨干和领导者，其中不乏领袖和大师级人物。[2]

这样，根据精英教育的定义，高职教育与精英教育差距甚远。不仅如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整体的扩张，精英教育的标准在不断上扬，门槛进一步提高。早期高等教育规模狭小，完全归属精英教育范畴；伴随着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精英教育标准上移，逐渐聚集于普通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顶端，体现为重点、一流、研究型大学；而位居其下的大部分其他普通高等院校（包括范围广大的高职教育），则成为大众化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精英以及精英教育的理念，对现行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仍具启示意义，引发深切思索。

首先，高职教育是否一种具有独立类型的高等教育？这是问题的逻辑起点，决定了高职教育实施精英教育的边界。对此，主流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并非层级的差异，而是类型的区别。依据之一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教育分类，高职教育被认为属于与普通高等教育（5A）并列的5B教育。②依据之二是在实践中，德国、日本、台湾等经济发达国家、地区不少技术与职业院校从专科院校逐渐进化为技术学院，进而科技大学，步入高等教育的神圣殿堂。如台湾地区现行技职教育体系由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与科技大学构成，形成完整的体系。[3]依据之三是根据多元智能理论，人拥有多种智能结构和智能类型。不同结构和类型的智能之间并无高低的层次差异。每一种结构和类型都可能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从而发展成为精英人才。具有较好抽象思维的人，往往更适合进入传统普通高等院校，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较高形象思维的人，则因更容易掌握技能而可以在职业教育中发挥出特长。[4]

作为一种独立类型的高等教育，高职教育必然由顶端的高、尖、精人才和底端的大众化人才构成，形成完整的层级与结构；对前者，理应实施精英教育；对后者，则应践行大众化教育。

其次，当前我国高职教育质量低下，远离精英。据200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称，我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3年左右；我国技术工人中中级工、高级工比例分别为30%、3.5%，而发达国家却高达53%、40%。[5]产业链其他领域也大致如此。这表明，多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并未培养出市场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体现出一种整体上的落后，凸显平庸。教育终究是为经济社会服务而存在和发展。高职教育的平庸化，必然引发市场的强烈回应，尤其是在当前面临着产业升级、经济转轨的重要关头。市场必将通过资源的分配、竞争等方式手段，对高职教育施加影响，促使高职教育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从平庸走向精英。

高职教育是一种独立类型的高等教育，隐含着精英化的必然性；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普遍平庸，孕育着精英化的可能性。在当前，精英教育理念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高职教育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

其一，精英教育意味着对人才产品从粗加工到精加工，把普通产品打造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有利于改变当前对人才进行粗加工的教育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从而极大激发人才的潜能，最大限度实现了人才产品的市场价值。

其二，精英教育意味着转变资源配置方式，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技术精英；更好地满足人才市场需要，从而在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彻底解决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这有利于改变当前高职教育粗放经营方式，逐渐转变为集约型方式，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效益。

其三，精英教育强调培养出精英人才，填补人才断层空间，促进院校升级，从而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更为优化，成为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类型，实现国际教育标准中所认同的5B教育，理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层次问题。这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从单纯的大专层次向更高层次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如上所述，平庸化集中体现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的普遍特征。精英教育理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精英教育理念指导下建立起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体制、机制。

二

关于精英教育，克拉克将其主要特点概括为：小大学、导师制、封闭的专业化、荣誉学位设置。所谓小大学是指较高的入学标准，导师制是指较高的师生比，封闭的专业化是指“必须对少数学生讲授全部教学大纲”，荣誉学位设置是指按严格考核成绩对第一级学位的授予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从及格到三级、二级、一级）。[6]

克拉克主要针对的是普通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但给予高职教育重要启示。高职院校可以借鉴这些先进的理念，铸造精英。

（一）院校规模

规模小是精英教育的重要特征。高职院校普遍扩张的内在动力，在于国家财政基本上按学生数量拨款，以及学费成为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导致学生人数成为院校发展的重要支撑。规模扩张确实形成了效益，但弊端同时显现：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小，师生比过高，不利于精英教育的实施。对院校规模的控制，首先政府应改变单纯按人头拨款的投入方式。应在保证人均基本投入的基础上，根据院校经费使用绩效确定下一年的拨款额度，并引入竞争机制。政府也应通过立法手段确保企业对院校的投入。其次院校应对专业进行控制。不少院校主要通过增加专业数来实施规模扩张。问题在于，新增专业不仅使资源更为分散，而且面临着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这与精英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西方传统的一流大学虽均属综合性大学，但其学科（专业）数量有限（一般应位列世界前列），并通过末位淘汰制保持学科（专业）的稳定性。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学科（专业）的精英程度，凸显“小大学”的本义。这种举措有效地限制了规模，而且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锻造出最优专业和最优人才。此类人才的价值远超同等投入的其他人才的数量之和，凸显精英之本义。

（二）生均投入

对规模的有效控制必然带来更低的师生比、更高的生均成本，以及更密切的师生关系。高职教育的重要特征在于校企合作下的实践课程与行动导向教学，亟需巨大的花费以及密切的师生关系。过低的生均投入很难达到应有的教学质量。因此，对高职教育而言，生师比与生均成本，具有比普通高等教育更显著的意义。生均投入的提高，应促使高职院校、企业、政府三者互动。高职院校应积极控制规模，包括人数与专业数。企业则应克服短期利益的局限，深度参与院校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提供充足资金，从而确保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政府除进行财政拨款制度改革外，还应通过立法、税收等方式，鼓励、促使企业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包括资金、设备以及实训场地的投入。更低的生师比、更高的生均成本，有利于形成更密切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氛围中，师生围绕共同话题形成技术共同体。这是精英教育的典型特征。

（三）选拔控制

选拔是精英教育的本质特征。当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普遍实行“严进宽出”，高职教育普遍实行“宽进宽出”。二者均不符合精英教育的内涵，因其违背“有效、严格”原则。对高职教育而言，选拔的有效性体现在高考招生。现行三级选拔制度按普通高等教育的逻辑而建构，无法选拔出符合高职教育需要的考生。因此，应大力推行独立招生或自主招生制度，按技术与职业的逻辑自出考题、自行选拔。选拔的严格性主要体现在教学与考核。前者主要通过各种选拔方式（如技能大赛），选出具有天赋的技术精英，并形成激烈的竞争氛围和校园文化；后者则通过引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并吸引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毕业生考核设计。选拔关系到质量标准。当前高职院校普遍缺乏能够正确反映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技术标准，很大程度上照搬的是普通高等教育的标准。因此无法建构起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也就是说，无法确定精英的质量标准。从而形成实施精英教育的重大障碍。

（四）精深技术

专业技术是一道门槛，阻止了平庸化的泛滥。所谓精英教育，其本义是把最精深的专业技术传授给少数最有天赋的人群。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平庸有时可能造就高的就业率；但精英教育应超越这种短视，认识到精深技术具有更高的附加价值与增值率，是培养精英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在此方面，高职院校应选准方向、深入挖掘，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科研功能，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负责收集课题，集中力量攻关；并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寻求确立本行业、本领域的技术标准，占据技术优势，并积极转化为教学资源。同时，对高职院校而言，技术精深是个长远而艰难的话题。作为核心竞争力，精深技术往往具有重大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因此，技术的开发亟需深厚的基础与积淀，以及较高的投入；同时，对技术的开发和投入同样可能产生较大的风险。这对当前历史短暂、与市场结合并不紧密的高职教育而言是个很大的劣势。但具有精英教育意识的高职院校，应放眼长远，树立起“技术立校”的信念。

三

我国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但这与其实施精英教育并不矛盾。所谓大众化高等教育，是指适龄青年毛入学例为15%至50%这个阶段所施行的高等教育。该阶段既包括精英教育，也包括大众化教育。这样就蕴含着一种可能性：作为高等教育另一类型的高职教育，当其发展出另一类型的重点、一流、研究型大学时，精英教育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教育发展应具有前瞻性，教育在为未来培养人才。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教育历经千年积淀，理念成熟，内涵丰富，具有成熟的制度支撑。这些均为当前高职教育所欠缺。精英教育似乎更倾向于是一种未来的教育。但对现行高职教育而言，精英教育理念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其中，最显著的意义在于其体现出一种朴素的市场原理，即：只有培养出精英人才，才能奠定高职教育在人才市场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高职教育只有树立起这样的信念，才能真正发展成为独立类型的高等教育，步入高等教育的神圣殿堂。当前精英教育基本上为普通高等教育所囊括，这正是高职教育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当前对高职教育精英教育的否定和排斥，恰恰是在否定其独立性。问题高度集中于：缺乏精英教育的基本信念，高职教育何以以及是否有必要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类型的高等教育？

（注：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1B59；广东高职教育研究会2011年度课题成果，课题编号：GDGZ11Y061；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度院内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B1106）

注 释：

①据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调研编写的报告刚刚发布的《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自1999年起，从规模扩张到发展方向定位、从示范引领到全面质量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历12年的快速发展。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数达到1276所，占国内普通高校总数的60%；2011届高职毕业生已达329万，占当年国内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的49.8%。

②根据普遍采用的说法，社会人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从生产或工作活动过程的目的来分析，现代社会的人才大体可分为理论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四种。

[1]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陈小鸿，黄亚平，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J].教育与现代化，2007，（1）：10-13.

[3]萧锡锜.台湾现行职技教育体系及其学制剖析[J].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版，2005，（19）.

[4]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5]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