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艳，张 鹏

（1.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基础部，安徽 六安 237011；2.六安市皋城中学，安徽 六安 237011）

1.前言

体育领域的“海外军团”现象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潮中，有一批国家杰出的优秀运动员，因为他们杰出的运动成绩或社会知名度，使他们获得了国外留学或俱乐部聘用的机会，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外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群体。它是改革开放后发生在中国体育界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海外军团”一般都是我国优势项目的优秀选手，并主要集中在乒乓球、体操、跳水、排球等项目中。我国体育领域“海外军团”一度成为全国深刻关注的现象。资料显示，仅乒乓球一项，1990年在国外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就达到300多人。随着世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流动越加频繁。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者过多的关注海外军团对我国竞技体育带来的挑战，部分学者对海外军团现象提出批评和指责。国内媒体及网络虽然对海外军团进行关注和报道，但关注更多的是整个赛事和比赛结果。观众更多的是从“爱国”和“叛国”角度对海外军团进行感情分类。本文通过对海外军团产生的社会因素和当前我国在运动员的培养和管理模式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当前我国体育伦理价值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团体的庞大，构建适应当前形势下体育伦理价值体系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运动员的管理培养至关重要。

2.“海外军团”对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海外军团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海外军团”现象既给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挑战，也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就挑战而言，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最为显现的，即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中，一些仍保持着重要实力的运动员直接向昔日的队友发起冲击，代表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出征，从而加大了中国队争金夺银的压力；二是相对隐现的，即海外军团带走了许多中国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加大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今后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使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所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就发展机遇而言，海外军团现象凸显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形象，凸显了中国某些优势运动项目在国际体育界的重要地位。此外，海外军团在给所在国家和地区带去中国优势项目的先进技术和训练方法的同时，亦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变化，也传播到了异国他乡。从而促进我国优势项目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对世界体育项目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3.体育伦理学视野下对“海外军团”的再思考

3.1 “爱国”和“叛国”的争论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者过多的关注海外军团对我国竞技体育带来的挑战，部分学者对海外军团现象提出批评和指责。国内媒体及网络虽然对海外军团进行关注和报道，但更多的关注整个赛事和比赛结果。观众更多的是从“爱国”、“叛国”角度对海外军团进行感情分类。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外军团”一直是背叛、无情，甚至是“卖国”的代名词。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开始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借鉴苏联的体育管理模式，具有计划经济特点和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运动员以服从祖国需要、为国争光作为刻苦训练和参加比赛的第一要求。个人服从集体、服从祖国需要、为国争光作为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主旋律，一直是所有运动员遵循的道德典范。运动员不计个人得失，牢固树立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短短几十年，使我国竞技体育水平一跃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列。如果仅从“爱国”、“叛国”的角度来评价海外军团现象，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点，没有体现出现阶段对运动员应有的人文关怀，更不能从“爱国”和“叛国”的角度加以分析海外军团产生的深层原因。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时间的推移，国人的观念也在进步。从愤怒到无奈、从无奈到平静，无论是中国选手还是中国观众，对“海外军团”更多的是抱着一颗宽容的心。从“海外军团”到“海外使团”到“回家作战”等一系列称呼的改变，可以感觉到这一变化过程。

3.2 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

田麦久在《运动训练学》一书中的表述“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超越人类自我极限为目的的社会体育活动”。在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实施下，运动员肩负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以从难、从严、大强度训练严格要求自己，在各种国际大赛中摘金夺银，为国家争得荣誉。举国体制下，我国在运动员选拔和培养过程中存在淘汰率高、培养效率低下等问题，一部分运动员因为成绩不理想或者因为伤病原因甚至没有参加国内国际比赛而提前退役或者进入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运动员在就业、个人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劣势，角色的急剧转变和在社会上形成的落差使运动员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有机会参加国际重大比赛，在金牌至上观念影响下，商业和媒体的介入使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身价倍增，拥有雄厚的个人资本，与没有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形成鲜明的对比，只能是默默无闻地训练或者选择退役进入社会。社会为运动员设置门槛过高，加之运动员文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导致运动员很难融入并适应社会。由于竞技体制的不合理和运动员文化素质较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竞技运动员退役难和就业安置不畅，运动员退役后生存状况堪忧。2003年3月9日，邓亚萍等体育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建议”指出：“因90%以上的竞技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从事训练都是从少儿时期开始，常年的超负荷和向生理极限挑战，绝大多数运动员都留下不同程度的病伤。运动员是以健康为代价，为国家和民族争得荣誉”。运动员在训练比赛时候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国家利益，退役后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曾经一度出现举重冠军当搓澡工、长跑运动员靠卖奖牌谋生的尴尬局面。运动员高付出换回的是低回报甚至没有回报，对运动员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

3.3 运动员个人理想和自我价值

运动员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运动员的价值是以自己的运动能力和优异成绩能够为社会所认可并为祖国争光、是以自己的运动能力和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来体现的。运动员怀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和个人理想，刻苦训练、取得优异成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辛苦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认同，运动员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个人理想实现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麻烦。运动员在实现自我理想的同时，由于自身文化程度的局限性和缺少从一名运动员转型为一名社会人所需的各种技能，加之文化程度偏低，很多运动员步入社会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可，这与在赛场上荣获鲜花和掌声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定程度上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去国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是很大一部分运动员所梦想的。

4.重构我国体育伦理的重要性

当前，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体育市场化、职业化所带来的“黑哨”、“假球”等违背体育伦理的问题，凸显当前我国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伦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海外军团”现象只是我国竞技体育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张怀承教授认为“当历史的发展由一种社会形态跃进为另外一种形态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原有的伦理道德无法调节这些新的关系，更不能给人们提供对现实解释的价值工具和精神支撑，于是必然会出现与新社会想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形成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我国体育伦理构建始于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以“祖国至上、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科学求实”和“敬业奉献、公平竞争、争取先进、文明礼让、胜不骄败不馁”为主要内容的体育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育伦理的内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转型期，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社会转型时期法制不健全甚至缺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的伦理道德缺失也是事实。当前中国体育正在融入第二次体育全球化的浪潮，体育的外沿不断延伸，原来的体育伦理道德面临新的问题，因此，重新构建体育伦理体系显的尤为紧迫。

4.1 我国体育伦理构建面临的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产生一系列的诸如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出现了货币、商品、服务、工作等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全球化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对当前我国体育伦理的构建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体育市场的职业化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体育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我国体育伦理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体育市场的职业化使一部分人丧失了最基本的体育道德准则，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出现了黑哨、假球让人震惊的问题。

4.2 当前我国体育伦理构建的准则

当前构建我国体育伦理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中国体育的现实，吸收国外先进的体育伦理内容，使之成为当前我国体育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体育市场的立法和执法，塑造法律信用和个体信用，增强个体的道德使命。建立良好的政府和体育团体及个人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构建适应当前形势下体育伦理道德规范，用以协调和规范我国体育团体、运动员的行为准则。

5.结语

我国体育伦理的构建应以当前的新形势和面临新问题为出发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用辩证的方法构建我国体育伦理道德规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面临社会的快速转型，各种观念发生激烈碰撞。作为我国优秀人才队伍，运动员应树立高度的职业道德，具有奉献精神，为国争光，实现人生自身价值，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腐蚀，为我国体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转变职能，树立服务意识，做好退役运动员各项保障工作，体现人文关怀，帮助运动员在社会的舞台上实现自身新价值。

[1]熊文，王泽应.竞技体育伦理及其研究之意蕴[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4）.

[2]涂伟仕，李艳翎.传统义利观与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重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1）.

[3]杨干.体育竞赛中虚假现象产生的原因与体育伦理道德建设[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6）.

[4]陈伟，魏万珍，等.体育道德论[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5]向剑文，辛静.新形势下加强我国体育道德建设的思考[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0，（5）：18.

[6]丁英俊，朱冀.社会转型期运动员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8，24（5）：30.

[7]吴敏英.伦理学教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8]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0-134.

[9]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1.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