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钢

(南京晓庄学院 科研处,江苏 南京 211171)

在以往的《论语》学研究中,实际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况,就是有不少问题貌似得到了解决,其实还留存着很大的值得重新思考的空间,甚或形成了需要转换角度“再出发”的必要性。前者如《论语》的编纂、《论语》中孔子形象的解读,后者如孔子思想的立体审视。对这些“熟悉”问题的探讨,并不表示对前此研究的否定,而是意味着对相关研究的延伸与补充。

一、《论语》的编纂

《论语》的编纂始终是一个谜,这件事情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编纂者是谁,二是编纂于何时,三是编纂于何地。

就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而言,第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这话其实说得非常模糊——主其事者是谁？实际参与者是谁？都没有明确地指出。当然,有现在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已经很不错了。

《论语》编纂于何时,史无确载。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比较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推测,认为当成书于弟子为孔子守丧期间。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合理因而也较近情理的看法。试想,孔子的时代,交通阻隔,通讯不畅,孔子弟子来自四面八方,除了追随老师求学问道之时,他们能集中在一起的时间,恐怕最有可能的,就是为老师守丧之际,所以“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从时间节点来看,大概以守丧之时最为合适。当然,我们还可以蠡测,学生们心中早就有为夫子编语录作纪念的想法,甚至私下本来就大略做过一些汇集整理的工作,只不过出于种种原因,动手编辑的工作一直拖到老师去世之后、门人守丧之时——这时不做,大家再难有大规模聚集的机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三年守丧,时间不短,孔门弟子谨遵老师教诲,不敢也不愿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篇》)之徒,那么,打发这枯寂、单调而漫长的三年时光,也许没有再比“切磋琢磨”听课笔记、讨论记录等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就不如索性集中力量,把《论语》的编纂工作完成。《论语》编纂时间已定,其编纂地点则不言自明,就是孔子的故里曲阜。

二、假如孔子看到《论语》

孔子已矣,当然无法再看到《论语》,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孔子真的活转过来,他看到《论语》之后,会作何感想？

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是：我真的像书中写的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我虽然自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篇》),但不至于像《论语》里描述得那样神通广大呀!

第二个反应也许是：我也有不少缺点啊,怎么能是永远正确呢？比如,我不是曾痛心疾首地反省过“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第三个反应：就是说我博古通今,在某些事情上能够预测未来,但也不至于达到未卜先知的程度吧？汉儒们好心把我奉为“为汉制法”的“素王”,岂敢领受!

第四个反应：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因为崇拜我而竭力拔高我的形象,也不能把我写成一个时时、事事、处处都伟大的人啊!

孔子于是感慨：我生前就跟学生们说过,其实要准确客观地认识评价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难道忘了,子贡同学就此问题曾经发表过多么深刻的议论啊——“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篇》)可见商纣王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坏,他曾经身居高位,一旦失势而居于下流,人们就会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加到他身上。商纣王没那么坏,我也没那么好。一个人坏不可能坏透顶,好也不可能好到底。我不是和你们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的话嘛,那不是随便说说的,需要耐心细致地去领会啊!不错,我可以算得上一个博学的人,但还没达到无所不知的程度；我也算得上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但还没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你们一定要注意,哪怕是肯定和表扬一个人,也不能夸大其词；就像否定和批评一个人,也不能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子贡同学关于如何评判商纣王的那番话,可要时刻记在心上啊!

《论语》只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实事求是之作,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当我们把《论语》视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时,它只具有常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当我们从《论语》对孔子的记载与评述这个角度来审视它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论语》对孔子的拔高乃至神化,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我们时刻要明白,《论语》中的孔子,主要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笔下的孔子,他们描绘出来的师傅和师爷,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多少负面的东西,相反,是光辉峻杰、未卜先知、永远正确的,这不但反映了徒子徒孙们对老师的尊崇,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徒子徒孙们借助老师的名声壮大自己。所以,从根本上说,《论语》基本上是对孔子充满了表彰和赞美,即便偶尔夹杂一些对孔子的质疑与批评,那也不过是为了体现“实录”精神而迫不得已地加以点缀的。《论语》的编纂者既然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他们当然要对孔子顶礼膜拜,对孔子的造神运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孔子思想有正变之分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必然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孔子自然也不例外。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不同事情上,孔子并不总是表现和秉持其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与准则,而是体现出不少变异,所以说,孔子思想有正变之分。

所谓正,是指主流与主体；所谓变,是指正之外的变化,它是正的辅翼、补充与丰富。孔子思想正的部分当然是儒家思想,而变的部分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道家思想,一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尽管贯穿了孔子的一生,构成孔子思想正的核心；但在不同情形下,“变”奏时时发生。

孔子的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晚年,这与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人生轨迹相吻合。人到晚年万事休,早年与壮年的雄心和壮志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虚无与超脱,道家随顺自然的出世思想便占据了人生的主导地位。《论语》中反映孔子道家思想的地方很不少,《公冶长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述而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季氏篇》：“隐居以求其志”；《微子篇》：“无可无不可”；《卫灵公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

孔子在进取有为的同时,也常怀退隐之志。《庄子》里也大量展现了孔子的道家面目。《庄子》凡三十三篇,而记载孔子言论行迹者,就有二十篇之多。计分《内篇》三,《外篇》九,《杂篇》八。以此言之,将整部《庄子》看作是《论语》外编或孔学骈枝,不也情通理顺吗？郎擎霄说：“曾氏幕中有王壬秋者,亦治庄学,其所注《庄子》,亦间采前人之说,而必折以己之律令,其注序云：‘《庄子》之书,古今以为道家之言,杂篇有序论、其意列于《老子》之后,盖其徒傅之云。寓言者,周之自叙也；其所称孔子、老子、曾子、扬子,又多称颜回。或曰庄子受学于田子方,子方为子夏之门人,庄子真孔氏之徒哉？孔子问礼于老子,老之书先道后礼,而老为道宗。孔定六艺,儒者习焉,推孔为儒宗。……空言自老子始,孔子学于老子,庄子从而通之,由其空言知其实用,而儒家之流,尤不宜以佛经附会之文,谈心性以尊圣人,使尧孔与达摩同功也。'”[1](P355)

孔子的法家思想也不可忽视。在他短暂的仕履生涯中,孔子的法家思想不是通过言而是通过行的方式反映出来的。这一事实,历来不被人们所注意与重视,甚至有人虽然认识到了但不予承认。孔子52岁(鲁定公十年)时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鲁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戒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龟阴等土地。故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之说(《史记◦孔子世家》)。以斗争求团结,这当然是法家的拿手好戏。孔子53岁时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是法律的实际执行者。孔子54岁时继续作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由此引起的政治震荡,险些酿成内乱,给鲁定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孔子自此无法在鲁国立足,只好出走。孔子55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他的法家作为是他政治家的资本,也是他颠沛流离的直接起因。孔子的周游列国,既是推销自己、宣扬儒家思想,同时带有政治避难的意味,被动的成分远大于主动的因素。

孔子诛少正卯这一打击异己的行为,也是他法家思想在作怪。

总之,孔子作公务员即政府官员时,奉行的是法家路线；及至晚年,遵行的是道家方向。这两个方面,都是所谓变；除此之外,孔子在一生绝大多数时间,是作为一个民间学者存在的,这使他能够比较自由地、完整地、连贯地表达他的儒家思想,这就是所谓正。

[1]庄子学案[M].上海：上海书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