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莹，刘金亮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文化生态是指维系某种文化现象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是影响这种文化现象生成和发展的各种文化要素的生灭消长、强弱互动的有机统一体。本文试图根据社会文化生态中的民俗文化、精英文化和正统文化的生灭消长、强弱互动对皖北地方戏曲兴衰荣枯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民俗文化在传统戏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民俗文化原本就是戏曲具有原生态性质的存在基础”［1］，因而民俗文化的消长直接影响着传统戏曲的兴衰荣枯。

我国传统戏曲发展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从秦汉至唐宋，虽经历过魏晋南北朝与晚唐五代的曲折，但封建统治者极力推行的以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为基础的正统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总体上依附于正统文化充当其附庸，二者呈现出较稳定的结盟状态，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被挤兑、被排斥的民俗文化则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文化生态导致我国传统戏曲在先秦民间乐舞基础上萌芽之后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发展异常缓慢，迟迟未能成熟和繁荣。直至金元时代，异族侵略，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百姓生活在苦难之中，正统文化被迫暂时退居弱势地位；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异族统治者格格不入，精英文化与正统文化渐行渐远，转而与民间民俗文化结盟，使得民俗文化乘机兴盛起来。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态是我国传统戏曲在金元时代迅速发展成熟并走向繁荣的重要原因。入明以后，统治者极力推行宋明理学，提倡纲常礼教，正统文化重回主导地位，知识分子依附正统以求荣身，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分道扬镳，导致传统戏曲近一个半世纪成就了了。明中叶以后，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社会进入转型期，各种思想纷纷出现，正统文化受到削弱，民俗文化复兴，于是明清传奇兴盛起来。清代前期，“康乾盛世”正统文化重回强势，传统戏曲一度沉寂。清中叶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真正进入末世。封建正统文化的强势地位一去不复返了，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相沾溉，导致我国传统戏曲的第三次繁荣，即全国地方戏曲(花部）蓬勃兴起。皖北地方戏曲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中应运而生的。

皖北大多数剧种均形成或引进于晚清近代，与全国各地“花部”的产生和发展基本同步并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生态；此外，皖北地区是几大民俗文化区交融地带，明、清两代多次从山西、山东、江西等地向此移民，于是这里形成了丰厚的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

皖北地方戏曲的发展期是辛亥革命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除地理历史因素之外，还有现实的特殊条件。淮河流域多水旱虫灾，皖北地方戏曲中的一些剧种，就是民间艺人在大灾之年为逃荒糊口，在流浪演出中逐渐形成的，如嗨子戏、泗州戏、花鼓戏等等。百姓的生存状态饥寒交迫，但生活还要继续，糊口之外还须有点精神寄托，于是既能解决生存之需，又能实现苦中求乐精神需求的地方戏曲就成为苦难中民众的合理选择，这正是皖北地方戏曲繁荣的现实原因。

民间的苦难往往是民俗文化滋生的沃土，灾难深重的抗日时期，皖北民俗文化大行其道，这是导致皖北地方戏曲极度繁荣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偶发因素”：当时日军借水陆交通之便先后占领了皖北周边地区，而皖北这块不大不小的地区却免于日军蹂躏，成为当时的“安全地带”。日占区百姓纷纷到皖北避难，数省省会临时迁到这里，使皖北的一些中小城镇骤然繁荣起来。位于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界首在抗战时期的畸型繁荣就是一个典型。“界首原来是一个边境小镇，此时成了从沦陷区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咽喉。一时商贾云集，人口骤增，经济呈现畸型发展，文化亦空前繁荣，成了名噪全国的 ‘小上海’。”［2］6百姓们的苦中求乐与军政人员和文化人的“末世贪欢”使抗战时期的界首出现了传统戏曲空前绝后的繁荣景象。据史料记载：“当时上演的不仅有本地流行的剧种如梆剧 （沙河调）、道情戏等，还有京剧（时称国剧）、话剧、评剧、曲剧（时称曲子）、豫剧（时称豫梆）、越剧、庐剧、河北梆子（时称范调）等等剧种，一些稀有剧种如四平调、清音戏、嗨子戏、花鼓戏、二夹弦也先后前来演出，形成界首当时文艺上的独家繁荣景象。”［2］7再加上周边阜阳、亳州、蒙城、涡阳等地的其他剧种，当时皖北地区流行剧种多达20多种，形成了皖北地方戏曲争奇斗艳的奇观。

民俗文化既是地方戏曲赖以存在发展的土壤，地方戏曲在内容形式上就成为民俗文化的艺术载体。因资料缺乏，特别是鲜有当时演出的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法得知各地方戏演出剧本中的具体内容；但从仅存的一些剧目可以看出其中强烈的民俗文化诉求。这些剧目大多都有黎民百姓对传统美德的颂扬，对伸张正义的渴望；对因果报应的笃信不疑；对宿命论的认同；对贪官污吏及其贪赃枉法行为的口诛笔伐等等，体现了民间百姓的爱恨情仇，是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传统戏曲中的生动表现。进一步说明了民俗文化在地方戏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精英文化的参与对传统戏曲发展的重要意义

传统戏曲作为根植于民俗文化土壤中的民间艺术，常常打着草根与江湖的烙印，难免朴野与平庸。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和精英文化的沾溉，很难登上大雅之堂。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元杂剧的繁荣有诸多因素，但众多文人的参与功不可没。元代特殊的文化生态培育了传统戏曲的兴盛。元统治者因意识形态落后，放松了正统文化对民众的严格控制，民俗文化空前活跃，甚至出现某种亢奋状态；科举中断，仕路难通，则又将知识分子推向民间。像关汉卿这样的大文人绝意仕进，上无干扰，下接地气，将全部精力与才华投入杂剧创作，甚至“躬身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4］，因而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最有成就的戏剧家。以“元曲四大家”为代表的众多“书会才人”参与戏剧活动，匡正了原生态民间戏曲的朴野与平庸。元代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恰如其分的结盟与融合，赋予元杂剧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于是元杂剧便以其崇高成就载入史册。

皖北地方戏曲发展的历程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生态的重要作用。土生土长的各地方剧种从民间歌舞到村坊小戏，再进入剧场，登上舞台，成长成熟为“大戏”，知识精英的参与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在剧作的思想内容方面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感悟融入其中，在艺术上根据文人雅士的审美思考，巧设情节冲突，完善人物形象，美化戏剧语言，做到雅俗共赏，还在唱腔音乐等方面给予规范指导，甚至亲自动手谱曲作歌，为地方戏曲发展做出贡献。阜南嗨剧的成长成熟就是一个典型：20世纪50年代，皖南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高材生周学忠被安排到阜南嗨剧团担任艺术指导，他对嗨子戏的唱腔、曲调进行了系统的创造性的加工改造，对嗨剧演出的舞台设计、角色脸谱、服装道具等进行了全方面的完善提高。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嗨剧艺术的升华和体制的定型，对嗨剧从往昔的“村坊小戏”成长为独立而成熟的现代地方剧种，并堂而皇之地走上大舞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张静波、李靖华等对太和清音戏成长成熟所做出的努力。阜阳地区曲剧团、梆剧团中以陆明才、卢家栋为代表的一批编剧、导演，他们毕业于全国著名的戏剧、音乐、艺术院校，将青春与艺术才华奉献于阜阳地方戏曲，创造了皖北传统戏曲最后的辉煌，实在难能可贵！但应防止精英文化“过度热情”的参与，避免精英文化在戏曲活动中取代民俗文化而居于主导地位。

三、正统文化在传统戏剧发展中的是非功过

从宏观着眼，正统文化对传统戏曲发展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封建时代尤其如此。历史上虽出现过热衷于表演宫廷歌舞戏而被戏称为 “梨园老郎”的唐明皇，但这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外。儒家思想对理想人格的定位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追求内涵修养，反对泼辣外露，因而排斥表演艺术。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封建社会官民之间的 “天然对立”，在民间产生发展的传统戏曲，从思想到艺术对于官方而言都是异端的、非正统的，甚至是与之对立斗争的，因而戏曲一直被视为“小道”，戏曲表演被当作“下艺”，倡优被编入“奴籍”，受到贱视；更有甚者，相传明清两代哪家出了“戏子（倡优）”，家庭成员三代不准参加科举。统治者对于被他们视为异端，对他们统治不利的剧种、剧目屡下禁令，采取禁毁、剿灭的措施，历代不绝于史。我国传统戏曲起源虽早，但发展缓慢，只在正统文化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才取得一些成就，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统文化或按当今提法称为主流文化，对传统戏曲的影响则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解放初积极支持传统戏曲大力发展，允许各地方剧种独立建团，在政府资助下建立剧场，为剧团安排编剧、导演和艺术指导，到文革结束后提倡恢复被破坏的剧种、剧团；再到近年来将传统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些措施都对传统戏曲的保护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党和国家对传统戏曲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种，如京剧、豫剧、越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的支持与保护的力度更大，数十年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促其发展繁荣，使京剧等成为中华文化艺术中的“国宝”，这些都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毋庸讳言，就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传统戏曲还是无可挽回的走向了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相当复杂的，但主流文化的强势影响是其中的一个负面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动员各种传媒，包括传统戏曲在内的艺术载体，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直接签署的《国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规定：“目前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和适当的修改。”纪永贵先生曾对此发表议论：“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戏曲改革的方向和基本原则，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戏曲之大幸，同时也决定了戏曲从此将失去自由生长的命运。50年代戏曲繁荣的背后，无疑隐藏着戏曲终将走向衰落的态势。”［6］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文革期间，主流文化越来越走向强势，戏曲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被完全破坏。文革时的主流文化（极左路线）披着革命的外衣，更是强势到暴虐的程度。为推行样板戏，逼迫全国地方剧种移植京剧样板戏，为他们推行极左文艺路线服务。十年浩劫使我国传统戏曲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大大改善，文化生态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组成不仅呈现出多元化，新变的成分也逐渐增多，总体趋势是民俗文化日渐削弱，国产的和西方的“新文化”影响日渐增强。更兼现代传媒技术与设备的普及，人们在家中随时可以观看到精彩的文艺娱乐节目，其中包括全国各大剧种中的代表剧目。仅存的戏曲爱好者可通过荧屏欣赏到由名演员演出的精彩戏曲节目；追求时尚的青年人则更热衷于带有“新文化”特点的中外娱乐节目，这是不争的现实。本身失去了民俗文化的根基，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势，缺乏精英文化的眷顾，又遭遇到“新文化”的强有力的竞争，于是传统戏曲的衰落就成了一种必然。皖北地方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戏曲的一部分，处于同样的文化生态之中，自然难逃走向式微的宿命。当然，具体到某一个剧种、剧团，在其兴衰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操作层面上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也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衰落过程的作用，不可能扭转总的趋势。

面对传统戏曲总体走向衰落的现实，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认为，应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原则，精选保留一些优秀剧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它们发展好，使之成为真正的艺术精品；对其余剧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使之作为民族民间艺术基因保存下来，也可为受欢迎的剧种提供艺术营养。这一过程应通过社会选择而非行政干预来完成。对一些价值不高，不再适合当今社会需要的地方剧种走向消亡，无须大惊小怪；对在艺术实践中保留的优秀剧种，也应给它们自由发展的空间，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免重蹈过去的覆辙。这也许是一条让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生命之树常青的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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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祯.戏曲与民俗文化论［J］.戏曲研究， 2006（1）：25-39.

［2］阜阳地区戏研室.阜阳戏曲史料集：第一集［M］.阜阳：阜阳地区戏研究，1985.

［3］刘宏.天下独一戏——安徽阜南嗨剧考察［J］.戏曲研究，2004（2）：207-215.

［4］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序二.

［5］张燕瑾.中国古代戏曲专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纪永贵.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改编与影响［J］.戏曲研究，2005（2）：27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