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关怀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课部，湖北 咸宁 437100）

民主革命时期民盟斡旋国共关系探析

付关怀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课部，湖北 咸宁 437100）

民主革命时期，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斡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在呼吁团结抗战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推进重庆谈判与促成政协决议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对东北冲突和南京和谈的调解，则显示出民盟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民盟；张澜；国民党；中共；和平谈判

1939年11月23 日，由第三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及无党派人士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19日，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以下简称“民盟”）。当时国共两党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双方都需要寻求第三方的支持，“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1］283

一、呼吁团结抗战，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39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制订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又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闻讯后在参政会上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与蒋介石面对面地争论一个多小时［2］8。在提到“蒋委员长”都要赶忙立正的法西斯专政时期，敢于和蒋介石当面长时间地争辩，实在是无所畏惧的壮举。

1939年8 月，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在张澜寓所举行聚餐会，董必武谈及6月间蒋介石秘密派兵包围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枪杀和活埋新四军军官和战士8人的惨案，并说明因怕影响国共合作，不便公开。与会人士闻之，莫不愤慨。张澜说：“他们既然这样做，还顾虑什么！你们不好出面，由我来出面。”［2］129随后，张便邀请在重庆的爱国人士，在特园举行报告会，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了与会人士的公愤，迫使蒋介石收敛了他的反共阴谋。

1943年9 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许诺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并颁布宪法。中共电示林伯渠等人在参政会上以我党中央名义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废除一党统治，改组中央政府的主张和步骤。民盟领导人判断：蒋介石目前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案，一旦引起大的争论，民盟将不便表态［2］56。在9月15日的参政会上，林伯渠接受民盟的意见以个人名义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将日寇打垮。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44年9月24 日，民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代表张澜、沈钧儒、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民盟协助中共倡导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冲击着蒋介石的宝座，他说：“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然而人心所向，大半年后，他还是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改组政府了。

由此可见，民盟早期的活动锁定在坚持团结抗战，结束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上面。在这些事关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民盟斡旋于国共之间，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力推重庆谈判成功，促使政协作出5项决议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张澜向毛泽东建议说：现在是国共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的就应当公之于众，以免蒋介石不认帐［3］55。9 月 10 日，张澜发出致蒋介石、毛泽东函，呼吁“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目前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常备兵，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队忠于国家之原则。“如仍欲维持旧日之观念，谓兵贵多而不贵精，则维令多所保留，除从事内战以外，试问更有何用？”“如谓民主必待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4］64-65

由于国民党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顽固坚持要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重庆谈判曾一度陷于停顿。9月14日下午，张澜约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直截了当地质问张群、邵力子：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介石）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2］49民盟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增强了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压力，推动了重庆谈判的成功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发出密电，要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挑动内战。1945年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两党，要求1946年元旦双方法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装冲突，一切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于12月31日函复张澜，表示完全同意即日停止武装冲突。在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在重庆举行了包括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国民党不想履行《双十协定》，在五个政协小组会上争论激烈。周恩来和张澜相约互通声气：一方要提新的提案，一定要和另一方打招呼。在政府组织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主张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些委员要由蒋介石指定。中共代表坚决反对。民盟代表罗隆基针锋相对地强调要改组政府，并提出三点理由和三项原则。经过反复争执，终于通过“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者始得议决。”这就便于中共和民主党派争取在国府委员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名额，掌握否决权，防止通过违反施政纲领的决议案。在国民大会组，国民党坚持1936年一党包办 “选出”的1200名代表仍然有效，并“合理增加”490名，而其中由国民党指定240名。中共代表认为国大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统问题。民盟重申1945年3月10日否认1日国大代表的理由，主张重新选举，并坚持在政府改组后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理屈词穷，最后达成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其规定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完全控制国民大会的反动企图。在施政纲领组，国民党代表提出共同施政纲领应仿照《抗战建国纲领》拟定。中共代表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民盟建议以中共的这个纲领为基础，不同意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经过激烈争论，仍协商以中共的草案为基础起草命名为《和平建国纲领》的共同施政纲领草案，最后在闭幕式上一致通过。在军事问题组，国民党代表强调先军队国家化，逼共产党先交出军队，然后再给一点民主。周恩来指出，首先必须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才谈得上军队国家化。民盟指出：军队国家化就是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看成是国家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国民党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阴谋。

在宪法草案组，国民党代表孙科坚持只能把1936年由他主持制定的《五五宪草》作少许改动。民盟代表反对该宪草中规定的总统权力过大，认为宪草必须修改。中共代表提出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均权；省自治并制定省宪等制宪原则。民盟代表张君劢想出了两条意见［2］50：一是全国选民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议、复决——孙中山提出），名曰国民大会，既无具体机构，亦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实为“无形国大”，将《五五宪草》中的国民大会架空，弄得有名无实。二是主张宪草中的立法院行使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职权，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相当于民主国家的内阁，保存“五权宪法”之名，换以英国议会制和内阁制之实。张君劢的两个方案，前者不大行得通，后者比较可行。梁漱溟将后者称为“偷梁换柱”。这样一来，蒋介石作总统没有实权，不能再独裁专制了。他要是降格作行政院长，随时都有倒阁的危险。更为微妙和难得的是国民党方面负责宪草修改问题的孙科也表示赞成，因为他有意当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他代表亦未反对。中共代表认为，在国民党掌权的条件下，要打破蒋介石个人独裁，先进的民主制度一时也难通过，先搞一个英美式的宪政也可。于是宪草小组便一致通过了包括这个“偷梁换柱”方案的12条修改宪法草案原则。

民盟作为第三方面的主要政治代表，运用娴熟的斗争艺术，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既敢于据理力争，又能为顾全大局而作出重大让步，对重庆谈判的成功和政协决议的达成，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大业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三、调解东北冲突，折衷南京和谈

抗战胜利后，东北问题成为一个极为特殊和敏感的问题，涉及到中美苏三国和美苏国共四方利益。中共对东北问题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和合情合理的原则，即内政与外交分离，政治军事一并解决。中共明确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多次表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对东北问题采取武装独霸的方针，不顾其在1945年11月前在东北尚无一兵一卒，而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在苏军的配合下已在东北占领了许多城镇这一事实，企图利用《中苏条约》，凭借军事优势和美国援助把中共挤出东北，以实现其全面控制东北的目的。停战协议签订前夕，国民党军向中共所在地营口进攻，东北冲突由此产生。

还在政协会议期间，民盟就多次建议国民党正视共产党在东北确有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现实，指出国家的政府向本国国民进行“接收主权”的战争，在法理上说不通，要求对东北问题作出专门的停战协议，遭国民党拒绝。1946年3月，民盟主张：军事执行小组即赴东北制止冲突；东北政府立即用协商方式改组为民主的地方联合政府。3月27日，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4月间，国民党假借“收复主权”名义派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长春。4月10日，民盟在重庆特园举行调解长春战争座谈会，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让出长春和铁路沿线各据点，然后双方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东北是接收主权问题而不是内战问题，拒绝接受民盟建议。5月17日，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再次要求共产党撤出长春，让国民党军队和平接收长春，其他问题停战后协商。为了顾全大局，中共接受了建议主动撤出长春。蒋介石以胜利者自居无视民盟的建议。经过民盟和马歇尔一再催促，拖到6月6日，蒋介石方才宣布休战15天，以后又宣布延期8天，到6月底止。6月26日，当蒋介石自认为准备就绪后，突然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和谈等于完全破裂，政协决议形同废纸。

蒋介石攻占张家口后，下令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他于10月15日派邵力子到民盟总部向梁漱溟等人说明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重开和谈，希望第三方面多多调解。国民党发表的八项声明中，提出的谈判条件是关内“暂驻现地”，就地停战，关外除外。这实际上是承认国民党以武力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现状。中共在二项声明中提出的谈判条件是，恢复停战令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地和坚持政协决议为政治商谈原则。鉴于国共彼此的要求相距太远，且国民党单方面决定的国大就要召开，如果不尽快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开谈判就必然流产。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意识到：用第三方力量压服不愿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的关键时刻来到了。在求和心切的驱使下，他于10月28日提出了《第三方面人士的建议》：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并规定了中共在东北的驻地是北安、佳木斯和齐齐哈尔；蒋介石政府派县长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的铁路沿线各县地方行政工作等［5］164-165。更为糟糕的是，梁漱溟、黄炎培将自己三天前重申有重要主张要先和中共商量的诺言已忘怀了，立即缮写3份，径直分送给国共和美国特使三方，这是一个偏袒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的方案。因为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关外已占领四平、长春、安东，在关内占领了苏北、山东、张家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双方就地停战，实际上是将国民党的内战行为合法化了。他们没有想到国民党新编的铁路交通警察，是大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改编的，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麻烦［2］259。这等于把蒋介石在内战中还没有强占到的20个县也要拱手送给他。周恩来痛心地说：国民党压迫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刀子。他向梁漱溟等人出示向中共中央报告与民盟相约今后有新的行动互相通气的电稿，流着泪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使第三方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梁漱溟等人运用智谋及时从国民党和马歇尔那里收回了这个方案，避免了在政治上铸成大错。这次蒋介石请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共内战，史称南京和谈。

1946年11月15 日，国民党一党国大终于开场，国共和谈大门被彻底关闭。1947年2月，国民党限令中国共产党在宁、沪、渝等地工作人员3月5日前全部撤离。至此，战后国共和谈宣告彻底破裂，第三方面费尽心力的调处活动也终于以失败告终，一度辉煌的第三大党运动也就此结束了。

纵观以上事实，东北调停虽未制止内战，但牵制了蒋介石手足，使其得寸进尺不守信用的无赖作风和反动本性充分暴露，使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中陷于孤立，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自卫战争。南京和谈中，梁漱溟主持提出的折衷方案，反映了民主党派一部分领导人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和谈虽失败了，但“国共之外，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奔走呼号，悲天悯人，可感可泣。”［6］14中共早已看出蒋介石的和谈是欺骗，但正如周恩来所说：“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1］256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请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内战，虽无诚意，并且即使民盟负责人已对蒋介石不存丝毫幻想，恐也不能拒绝出面调停，甚至主张对国民党使用武力。连中共都认为不谈就会在人民中孤立，更何况民盟。至于成效如何，则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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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赵锡华.民盟史话（1941-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彦奇.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5］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

［6］叶笃义.哀悼梁漱溟先生［J］.群言,1988(8):14-16.

Analysis of Democratic League’s Mediating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PC

FU Guan-huai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Theoretical Education,Xiann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Xianning 437100,Hubei,China)

Being a representative as the third side,the Democratic League mediated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PC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It played a big role in calling for jointly defying Japanese forces’invasion,setting up a democratic coalition government,advancing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 and arriving 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However,the Democratic League showed its soft quality and compromise while mediating in the northeast dispute and the Nanjing Negotiation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PC.

Democratic League;Zhang Lan;Kuomintang;CPC;peaceful negotiation

D613

1007-5348（2013）09-0071-04

2013-04-17

付关怀（1968-），男，湖北监利人，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廖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