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静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杜甫是唐代诗歌史上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被称为“诗圣”、“情圣”，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艺术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1]601闻一多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140杜甫的诗歌是灿烂的，他的一生是辉煌的，同时也是悲剧的，主要是仕途“立功”、生活、“立言”三个方面的悲剧。这三个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影响。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安史之乱是政治上的外部原因，重振家风的强烈愿望执着的性格是个人的内在原因。生活悲剧是政治悲剧的直接结果，生活的贫困和老病是重要的原因。立言的悲剧是当时主流的艺术审美风尚与诗人个人的艺术风格相异造成，时代则证明了正是相异的艺术特点才凸显了杜甫诗歌的创新与永恒价值。杜甫生前在人生的三个悲剧种痛苦挣扎反抗着，但是却从来没有被现实打倒过。就是杜甫在因为这“三个悲剧”中痛苦积聚的悲剧艺术感染力量，鬼斧神工地、浑然天成地化作了具有“沉郁顿挫”艺术风格的伟大不朽诗歌。

一：仕途“立功”的悲剧成因：

（一）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安史之乱：

杜甫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自小受到儒家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杜甫也不例外，且杜甫比更多的士子更加执着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这一个奋斗目标，历尽一生虽不能完成理想、达成愿望，然而诗人仍保持着一种“九死犹未悔”的伟大情怀。杜甫始终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正统政治理想，他一生都积极入仕，希望功成名就、荣登官位，实现“致君”的政治理想，这就是杜甫一生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地追求的政治理想，虽然理想最后都为完成，但是诗人一生都始终未曾真正放弃追求过。

杜甫早年年少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对未来前途抱有很大期望，热烈盼望能在政治舞台上能一展抱负。可是事情往往事与愿违，他二十四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但首次考试失利，杜甫并不以为然，之后又四处漫游游学，结交文人知识分子，以求仕进的机会。为了追求功名，实现毕生的政治理想，他在，长安呆了整整十年未果才离开，十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诗人年轻的黄金时代。

在唐代，普遍的仕途之路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家族世袭，二是参加科举考试，三是投诗干谒。杜甫家道已中落，想通过家族世袭这条道路已经是没有可能了，只能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首次考科举也是名落孙山，他三十六岁时参加了唐玄宗的特科考试，但是这一次考试却被奸臣李林甫玩弄成了一个政治阴谋，李林甫用权术将这次考试玩弄手掌之中，对圣上上表“野无遗贤”，对外宣称天下的人才已经为皇上所任用，欺上瞒下，已达到自己的政治阴谋。他也像大多数文人一样走上了向皇上权贵投诗干谒的道路，杜甫开始向大臣权贵献诗，以求提携引荐，这种做法虽然是违背了诗人的本性，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被当时的生活贫困所逼到了一定的程度，“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代读书人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只想靠参加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做官既是读书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自己谋生的方式，生活贫困而又谋不得一官半职，这种生活上的悲剧也是和仕途悲剧息息相关，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普遍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人生悲剧。

他的干谒诗如《赠韦庄丞丈济》：“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自谓颇提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然当中很多都是夸赞大臣权贵的内容，但也表现了自己自信自负的诗句。干谒依附的违心痛苦与追求自由独立的深刻矛盾始终尖锐地刺痛着诗人敏感的脆弱的心。

他后来甚至把这些文章直接呈给皇上，天宝六载呈给唐玄宗的《天狗赋》，只是对皇家园林的一条狗夸赞了一番，结果杳无音讯；天宝九载诗人又献了《雕赋》；天宝十载，诗人又献《三大礼赋》后，《旧唐书·杜甫传》载：“玄宗奇之，召试文章”，让他待制集贤院，等了几年后，初授河西尉，后又改为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在唐肃宗时曾任左拾遗，他希望能借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展一下拳脚，有一番作为，实现自己刻骨铭心的政治抱负与理想。他为了认真诚实履行谏官的职责，从自身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民生出发，据理力争地劝诫皇上，以期达到儒家“武战死，文谏死”的政治理想，可是事与愿违，皇上不仅没有听进去，还感觉颜面无存、勃然大怒，遂将杜甫贬职到其他地方。在古代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谏官有对皇权和决策机关的批评建议权力，但是皇上有权力听或不听，古代的政治清明盛事是比较少的，圣明的能听得进谏言的帝王很少，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忍受优待魏征的伯乐少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同时出现盛世明君贤臣的朝代很少。古代的君臣关系是主次关系，臣子绝对服从君王，儒家提倡臣子的“忠君”，但是君王常常拥有着对臣子的生杀予夺的权利，臣子出言不妥便会惹得龙颜大怒，轻则关乎自己的官位升降，重则性命不保。所以，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宫中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激烈而残酷，皇子之间皇位之争也是残酷与血腥的，身为一介小官员，更是难以预料、难以分辨怎么样选择才是正确的整治道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但是杜甫从来没有被打倒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坚持自己的道路。

诗人只是一介书生，虽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有着“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从杜甫的本性来讲本应是不屑于向权贵干谒求官，因遭遇人生困境甚至生存绝境，才走到了这一步，这大大地损害了诗人内心的骄傲与自尊，内心始终常怀千岁忧而不得解脱。后来诗人作诗抒发了这一时期的内心煎熬与痛苦，可以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诗句“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表现出来，他甚至规劝朋友不要干谒，但是他内心燃烧者的满腔热血从来没有消失过。最后杜甫虽然谋得了一官半职，又因皇帝的听信谗言和奸臣的政治迫害而被贬，以致他根本不能有所作为，随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他的做官之路和生活悲剧跌入谷底。他的政治美梦破灭了，他这才清醒地认识到了政治的黑暗腐朽下他是不可能有所为的。这导致了杜甫仕途上的政治悲剧，也是他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这个痛苦的悲剧也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悲剧。杜甫是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太过于认真执着，但由于现实政治的深刻原因，他的“致君”之梦只能像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政治理想是这样的难以实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鸿沟常常让诗人陷入默默的痛苦煎熬中。政治是黑暗残酷的，现实是黑暗残酷的，生活也是黑暗残酷的。“‘掣鲸碧海’之美更适宜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体现动荡的时代节律，抒发慷慨激昂的情感波澜，表达伟大深沉的人生理想，”[3]351杜甫正是在黑暗的现实下负担着人类与社会的苦难艰难地前行。

（二）重振家声的强烈愿望

家世杜甫出身名门世家，只是到了他在这一辈，家道中落了。古代社会门阀士族观念也很浓厚，杜甫也常以自己家世的曾经辉煌过而自豪和引以为荣，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祖父杜审言是“文章四友”之一，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古代文人志士终身追求的永恒价值，杜预是杜甫立功的榜样，杜审言是杜甫立言的榜样。杜甫自然继承了先辈的优秀文学传统，一生谨记重振家族威望，光耀门楣，并希望能够通过诗歌能够不朽于千秋万代，希望能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价值。不管现实是怎样的漆黑惨淡，杜甫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内心的追求，勤奋写诗，坚持走自己的路。杜甫的一生是孤独寂寞的一生，他含泪忍辱地走过了凄楚悲剧的人生。

（三）执着的性格

杜甫对建功立业和立言的执着追求，也与他的性格关系很大。《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早发》“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这两句诗可以表现杜甫质朴、“直性”的本性，后期对早期的干谒常常感到羞愧痛苦，可见他的自尊心很强。《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前一句表现不合于世俗的性格，后一句表现对写出好诗的执着追求。杜甫诗正直忠厚的，杜甫是认真的，他怀抱着忠君为民的强烈使命与责任感，爱家人朋友，他的热情而强烈的感情从来没有停歇过，真不愧是一个“情圣”。清代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汇聚焉。”[4]61杜诗即是时代的写照，又是杜甫的心灵史。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的追之而不得的痛苦煎熬，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也是因为他的太过于强烈执着的性格才更增添了他的命运的悲剧色彩。强烈的悲剧感情凝聚爆发成一首首诗，叶嘉莹说“杜甫与义山之所以能进入此一境界，我以为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感情的过人”，[5]49-50杜甫的诗歌是感情的宣泄，悲情亦成就了杜诗。

二、生活的悲剧成因：贫困和老病

仕途的失败带来了生活上的贫困。杜甫的生活经常陷入贫困中，早期从《进三大礼赋表》“买药都市，寄食有朋”可以看出，诗人为了生活和政治理想四处飘泊，有时生活都到了无衣、无食的绝境，《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中“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北征》中“床前两小女，不绽才过膝”，《狂夫》“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天宝十四载的冬天，杜甫的小儿子不幸饿死了，诗人的悲痛与绝望之情可想而知。杜甫受到肺病、头风、疟疾、风痹等疾病，《示侄佐》“多病秋风落”、《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多病加淹泊”、《白沙渡》“多病一疏散”等诗句都提到自己身体的“多病”。“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寄彭州商三十五使君适、貌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这种身体疾病上的痛苦与折磨，也是让诗人体会感受颇深，让诗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悲病和悲老的悲剧色彩。

三、立言的悲剧成因：个人诗歌艺术特色与当时时代诗歌艺术相异

由于杜甫诗歌的整体审美风格“沉郁顿挫”与当时盛唐诗歌的“盛唐气象”不同，并且与当时的文学主流和风尚截然不同，杜甫的诗歌并不被当时人认可。杜甫和他的诗歌的价值是逐渐被后人慢慢发现认可并奉为“诗圣”、“诗史”的。

“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这句诗也是自己一生命运的写照，生前的寂寞不被认可也是杜甫的“悲剧”。唐朝韩愈在《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宋朝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文学理论，也许正是由于政治仕途、生活、文名的“悲剧”的不平，内心积聚忧愁痛苦才通过达到诗歌艺术上的高峰与辉煌。莫砺峰说：“杜甫‘集大成’与孔子‘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而在于启后。”[6]23这也是杜甫在唐代被埋没，在后世被无限尊崇的原因。“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优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7]这种透着悲剧意义的忧患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精神。“他那忍辱负重,上下求索,从不弃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充分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色,并深深地感动着后世富有良知的人们。”[8]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同时也是光辉的。杜甫的诗歌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诗歌和他的精神照耀了后世，他的美名永远留芳。金子永远会发光，时间会证明他的价值，他曾经为之付出的心血与感情不会白白付出，时代社会会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与地位。

［1］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莫砺峰.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程千帆、莫砺峰.杜诗集大成说、被开拓的诗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莫砺峰.论杜甫的文化意义［J］.杜甫研究学刊.1995,(4):15.

［8］刘明华.困惑与超越——论杜甫的悲剧命运杜甫研究学刊［J］.杜甫研究学刊.1995,(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