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家，张士昌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19世纪的西方步入了一个竞相革新的年代，如法国的二月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的农奴制改革等接踵而至。英国早在17世纪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却也不能例外的置身于这场洪流之中。

一、1832年议会改革的背景

政治上，自“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贵族寡头式的政治体制，它强调国王、贵族和平民在议会这个框架内，遵循法律的原则，共同运作国家机器。1784年索姆·杰宁斯在《议会改革的思考》中提出，“下院独立不是英吉利法的基本要素，英国宪法的优点在于她由三种权力构成，彼此相互依靠。其中一方独立于其他两方，它将必定独占全部的权力，我们的政体就会立刻改变。上个世纪行使过下院独立，国王被弑，贵族遇难，建立起世上最坏的民主政体。倘若我们不幸再看到另一个民主政体，同样的混乱肯定会再次发生。”[1]253显而易见，英国的政治家们对革命的戒备是他们倡导混合制、反对分权制的真谛。贵族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君主制的存在，而他们对议会的支配也有助于旧式权力机制的维持，减缓了英国政治现代化的速度。

经济上，18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促成了英国经济的转型和巨大飞跃。1780年的英国铁产量还比不上法国，1848年已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和。它的煤占世界总量的2/3，棉布占1/2以上。1801年—1851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25.6%，1700—178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是0.9—1%，1780年—1870年已超过3%。[2]221工业革命带给了英国经济飞跃，但是也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工业革命提供给人们致富的机遇，但真正能利用这机遇，只能是那些中等阶级以上的人群，真正出身劳工的人无论是其自身所受的教育或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还是他们的父辈给予其的先赋性条件，都很难让他们跻身上层。

思想上，保守主义占主导。18世纪英国进入了一个保守的年代，以爱德蒙·柏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英国的成功源自于“光荣革命”，但“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维护传统，传统保障了社会的存在，是社会的基石。因而此时的英国，因循守成是主流，人们不愿意看到太多的变动。

进入19世纪英国又出现了一些新状况。政治上，原有的体制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在这个时期既有乔治三世策划加强君权的举动，也有小皮特等人限制君权巩固贵族优势的行为，更有中间阶级参加的具有平民色彩的群众运动，各方力量开始不断冲击混合宪制所希望带来的三方力量的均衡。“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当时最“自由”的政治制度，营造了宽容而稳定的政治氛围，这种氛围为各个社会力量和平解决政治问题留下了巨大空间。

经济上，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形成了六支主要社会力量，即工厂工人、手工工人、旧中等阶级（医生、律师、教师等）、新中等阶级（工厂主阶层）、辉格党集团、托利党集团。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现状、对改革有着不同看法。

思想上，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反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以激进主义为代表，向保守主义发起了挑战，他们反对僵化不变的政治现状，希望政府可以根据社会的新情况作出改变。另外，主政的托利党人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经济上，他们接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治上，1783年和1785年小皮特提出针对议席分布的不合理，应当作出某些调整，以保守著称的威灵顿公爵也在1829年主持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最重要的是“光荣革命”为英国各阶级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模版，从1637到1660年人们采用暴力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但并没有达到大家所希望的目的，1688年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却解决了专制问题，这使人们意识到，妥协也可以达到目标。[3]后来的英国人民无论是保守，抑或激进，都企图到“光荣革命”的思想中去寻根溯源。

二、1832年议会改革的进程

对英国的议会改革而言，一个有利条件是，英国的议会自产生就建立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国家的强制性权威（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合法化的原则早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之前两个世纪就已经成了标准的宪政学说。”[4]449因此，问题在于让哪些人拥有选举权。

第一次议会改革发生于1832年，这一次改革拉开了英国在19世纪制度革新和走向大众民主的序幕。

这次议会改革尽管有长期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为深刻背景，但是改革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在此前几年，由于长期保守政府的掌权和议会改革议题被压制，议会改革似乎被排除在政治日程之外。议会改革问题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内激化并且得以实现，既与1830年前后国内外的形势有关，也与议会和政党政治的状况有关

1830年前后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矛盾激化。1830年法国革命的冲击，刺激了英国的激进运动，也使得政府感到拒绝改革面临的严重后果。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危机为第一次议会改革提供了契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1793年对法战争开始以后，托利党牢牢控制政局，辉格党中的大部分成员也成为托利党的附庸。战后，辉格党开始复兴，在议会改革问题上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尽管仍由旧的辉格党贵族所领导，但工商业资本家开始成为其重要力量。在对法战争前后需要秩序的时代，托利党在对法战争前后需要秩序的时代成为主导者，但是战后需要变革的时代则变得落伍了。1827年长期执政的保守的利物浦首相去世，随后上台的威灵顿公爵更加保守，他顽固反对任何改革的立场引起党内温和派的不满。托利党内部以威灵顿代表的极端派和坎宁、皮尔为首的温和派在改革问题上发生分裂，部分温和派人士因为受到排挤，被迫退出转而加入辉格党。这令两党的形势发生了对换。战前，辉格党分裂，大部分被吸纳到托利党，而战后，托利党分裂，部分成员被吸纳到辉格党。1830年末，托利党内部由于天主教解放法问题再次分裂，威灵顿内阁倒台，辉格党在时隔半个世纪后重新上台执政，主张议会改革的格雷就任首相，终于出现了改革的契机。

议会内的斗争的结果是以格雷为首赞成改革的辉格党战胜了以威灵顿为代表的顽固反对改革的托利党人。1831年3月，格雷的议会改革法案提交至下院。但是在议会中保守派仍然拥有相当多的议席，法案通过阻力重重，在下院二读时仅以一票多数险胜。[1]247格雷果断解散下院重新选举。结果，反对改革的议员大量落选，新议会中支持改革的议员占据了优势。尽管存在竞争的选区仍然很少，但是也充分向议会表现了民意。

改革议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后，仍握有否决权的、保守的、不代表民意的上议院却顽固拒绝改革法案。格雷试图用说服国王加封支持改革的上院贵族议员的办法使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国王却态度消极。格林意图辞职，出现了威灵顿重新上台组织一个保守派政府可能性。这使得议会改革陷入了困境，激化了议会内外的形势，5月12日，在威灵顿公爵受命组阁的当晚，伦敦墙上出现了“阻公爵，兑黄金”的标语，人们纷纷到银行兑取黄金，史称“五月危机”。[5]236在议会外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压力下，国王和上院贵族不得不屈服，议会改革法案最终得以通过。

三、1832年议会改革的影响

第一次议会改革是“光荣革命”以来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大改造。这次议会改革既有开创性，又有局限性。

改革的开创性表现在选举权的扩大方面。改革法把英国的选民人数从48.8万增加至80.8万，从人口总数的大约2%上涨至3.3%。[2]249中等阶级的多数虽然还不掌权，但是获得了选举权。议席的重新分配可以视为一种对选举制度的修正，选举权的扩大不仅改变了社会等级制的旧原则，而且致力于把政治权利赋予新的社会阶层。“1832年改革法案并未显著扩大选民范围，但也使得代表权的基础从世袭特权向人口和财富因素转移。”[6]113改革令下议院能够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代表，进一步削弱了上议院和王权，成为现代代议制民主确立的开端。

下院地位上升也为社会改革提供了条件，议会能够在适应社会需要进行政策的革新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因为社会基础的扩大，它的自信也得到了增强，因而在30和40年代实施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在国教会、旧济贫法和公共健康方面。这些改革都是改革前议会所竭力回避的。所以，1832年的改革法案不仅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英国在此后年代的发展来看，其重要性绝不仅仅在于选举制度的方面。”[7]267

从选举的自由和公正来看，这次议会改革后有了较大的改善。第一次议会改革前，出现竞争的选区的比例最高的是1826年为36%，最低的1812年仅有23%，改革后，最高的1832年为74%，最低的1847年也达到47%。[7]267改革大大提高了选举的竞争程度，不同的阶层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英国的政治制度比从前更为民主。

第一次议会改革是迈向现代民主制度的第一步。此后议会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君主立宪制下内阁对议会负责原则迅速确立。政党制度的现代化快速发展，旧的政党即辉格党和托利党也逐渐转变为两个现代型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党的活动范围开始面向全国而不再像过去以议会为中心，它们继而又建立了较严密的广泛的基层政治组织。内阁成为国家行政权力的重心，君权日渐有名无实。

第一次议会改革也具有局限性，在改革法案中，统治阶层一方面尽可能地满足强大起来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尽力消除新的社会阶层进入政治体制可能带来的冲击，还尽可能把对现行体制具有威胁的阶层排除在选举权之外。D.C.摩尔指出，尽管改革法案的通过是对新的社会力量的一种让步，但是法案的主导者却千方百计地防止既有的权力平衡和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遭到破坏。[8]格雷承认，通过对改革的谨慎设计能更好地达到了维护土地贵族对议会的控制的目的。在议会上，他保证：改革法将带来有益的后果，即政治联盟不再发挥作用，而他的30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不主张采取镇压的方式，而是修补的方式。为此,他相信改革法将会被认为是保守的立法。[9]

尽管改革法案对日益壮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做了让步，但是土地贵族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统治阶层通过改革既赢得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忠诚，又抵制了中下社会阶层的压力。即使是对新兴社会阶层的让步，也是竭力限制其影响，使其处于旧统治阶层的控制之下。改革法案通过给予资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选举权，分裂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得以满足，而令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陷入孤立。

总体而言，1832年改革毕竟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敞开了大门。尽管格雷是保守的，而且他可能也成功地为贵族保住了以后几十年政治优势地位，但格雷对于改革的必要的让步也给未来的宪政问题留下了完善空间。1832年法案的理念是反民主的，但它的通过却表明以后的压力也同样可能导致新的让步。因此，“第一次改革法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些通过强调该法案保守的部分而贬低其重要性的人没有抓住其根本。”[6]114自此，英国走出了迈向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第一步。

［1］李剑鸣主编.《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M］.上海:三联书店，2011.

［2］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钱乘旦.谈英国议会改革中和平变革的机制［J］.《历史教学》,2006,（3）:5-8.

［4］［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牛津英国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坎农著.《1640-1832的议会改革》［M］.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

［6］李济时.《英国民主制度建立的方式与条件研究》［D］.山东大学，2008.

［7］Eric J.Evans,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Early Industrial Britain,1738-1830,Pearson Education,2001.

［8］D.C.Moore,Concession or Cure:The Sociological Premises of the First Reform Act,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9,No.11966,39-59.

［9］刘成.《民主的悖论-英国议会选举制度改革》［J］.《世界历史》,2010,(2)：3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