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峰，易 耿

徐峰，易耿/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在读硕士（四川成都610064）。

王国维讲：“古制中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1]28从战国开始，关于明堂的文献记载就不胜详著。又经过周秦之际的巨大制度变革，加之秦政焚书禁书，经典散失，以至于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欲修明堂之制而无典可查的局面。虽有公玊带所上之黄帝时图，但其真伪已难实考之。到了东汉，今文古文两派纷争，谶纬行盛，对汉明堂的比古附会更益。后来之人再在此基础上对明堂的考究，亦如诉讼纷纭而未能有一决之者。蔡元培在《明清史料》中讲：“研究史学，首当以材料为尚。”要想在这纷繁的古今之争中能决之一二者，必先从文献及考古材料入手，方能窥之一斑。而明堂文献则必须结合先秦两汉历史和经学史的研究成果来梳理辨明，并结合现有考古资料相互佐立。梳理文献的先后依据，以辨其可信，方用之。

一、夏代明堂的记载

夏代明堂，前人多有研究考论，但皆以后代文献为据。近代以来学者又辅以夏代考古遗址推论之。《通典·礼明·堂》曰：“夏后氏享祖宗于世室。世室之制，堂修二七，广四修之一。”查“夏世室”出自《周礼·考工记·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窻，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未见夏明堂之说，至清惠栋《明堂大道录》方著有《夏明堂》一章。张一兵在《明堂制度研究》一文中整理说：“夏明堂之说，在惠氏之前早已出现，宋张虙《月令解》曰：‘观疏意则大室在夏明堂之内。’”则宋儒始有夏明堂之说，而其所指，即夏代之世室。宋祁《明堂路寝议》：“凡明堂路寝……在国之阳，居离之地，有明义焉，故谓之明堂。夏之世室，深盖八丈四尺，广十丈五尺，《匠人》职所谓堂修一者也。”可见宋代称夏世室为夏明堂者人数不少。但是也有宋儒不以为然，如王与之《周礼订义》云：“郑锷曰：‘中为五室，一室之广，各一丈八尺’。此五室当如康成上文五行之说。盖明堂者，祀上帝之所，五方之帝冝各有室焉，与夏之世室，所谓五室异矣。”就认为世室和明堂在形制上就有不同。

汪宁生认为：“明堂又称世室，世室即太室……古代世、太通用，而太室者，即大房子之意。”[2]73杨鸿勋则以夏代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作为夏后氏世室复原的根据，并在《“周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讲：“《考工记》关于三代宫殿基本形制的记载是有事实根据的。世室──大房子，不但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以为考古材料基本上所证实。”再根据“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的考古数据，探补《考工记》文字：“夏后氏世室：堂修七〈步〉，广四修一，五室〈修、广〉三、四步〈大室〉四三尺。”[3]73邱静绮在《明堂制度研究》一文中也认为：“二里头1号宫殿出土的数据显示其与《考工记》夏世室形制度数几乎相合”，并推测“二里头1号宫殿或许是夏代明堂‘世室’的遗址。”[4]41-57另《史记·夏本纪》曰：“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左传·衰公七年》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则夏在“涂山之盟”后，“南面朝天下”，从统治需求上是需要一个明堂功能的建筑的，所以关于世室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二、商代明堂的记载

关于商代明堂的文献记载多是后世之著，然有赖于近代以来殷墟考古的发现，从甲骨卜辞和宗庙遗迹上可以对殷商明堂有个大致的寥廓，但也只能证明殷商宗庙宫室建筑中有类似于明堂的建筑。从卜辞材料来看，其功能和文献记载的周明堂十分接近，而商代明堂的具体形制则已无可考从。

成伯玙《礼记外传》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宫……夏谓太庙为世室，殷人谓路寝为重屋。”《周礼·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尚书帝命验》曰：“殷谓之重室。”《通典·卷二·礼》曰：“殷人曰重屋，其制，堂修七寻，崇三尺，四阿重屋。”所谓“重屋”，即“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5]289

《孟子·梁惠王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而康丁时期的卜辞曰：“癸丑卜,其登王堂,于批辛卯牢 ”（合集二七四五五片）。此两处王堂，是否就是明堂？从殷商卜辞的材料看，商代的堂是宫室类的建筑。堂有门，卜辞有“堂门”（合集一三六〇二片）、“堂宾（？）户 ”（合集一八八〇三片）的记载。堂上有神主牌位 ,称为“堂示”（合集二二二八九片）、“堂宗”（合集一三五三八片）基本可以确定“堂”作为祭祀建筑的一种特定形式已经定名存在了。

作为宏大祭祀场所的堂应当是高敞的,所以卜辞有“险于堂”（《英国所藏甲骨集 》第一九六九片）的说法，指登于堂上。康丁时期 ,堂的建筑规模可能已经扩大 ,所以三期卜辞里有“堂西室 ”（合集三〇三七二片）的记载。另外在文丁、帝乙两世，除了以建筑单独的享堂的形式表示对于近世直系先王的尊崇以外，还为近世直系先王的父、祖两世设立 ‘宗堂”、“必堂”，以表示特殊的尊敬。如：甲申卜贞，式乙宗堂其牢（合集三六〇八一片）；甲申卜贞，式乙宗堂其牢（合集三六〇八一片）；丙午卜贞，文式丁必堂其牢（合集三六一一五片）；丙戌卜贞，文武丁 宗堂其牢。（合集三六一五四片）等。[6]47惠栋《明堂大道录·殷明堂》载《祭灋》：“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礼·春官》曰：“男巫冬堂，赠无方无算。 ”《注》云：“冬岁之穷，设祭于堂，赠送万鬼也。”结合以上文献来看，殷人之“祖契宗汤”应该是“堂”上所举行的仪式。

丙戌卜贞，武丁堂其牢。（合集三五八三二片）

癸酉卜负，祖甲堂其牢。（合集三五九一六片）

丙戌卜负，康祖丁堂其牢。（《英国折藏甲骨集》二五一四片）

甲申卜贞，武乙堂其牢。（合集三五八二九片）

丙戌卜贞，文武丁堂其牢。（合集三六八二九片）

从上述卜辞材料来看，商代在堂举行的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都是“牢”。从周代礼制记载来看，“牢”是最高等级的祭祀。《周礼·地官》曰：“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礼记·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从这点来看，说卜辞中所载之“堂”即是商之“明堂”亦不为过。

三、西周明堂的记载

朱熹《诗集传序》载陈祥道云：“明堂者，周制也。”“明堂”之名，亦源自周制。文献中讲上古三代皆有明堂，但其名皆异，而后人实以“周明堂”为本考之。顾颉刚说：“明堂之名，《诗》《书》《易》《春秋》皆无有。”[7]8今本《尚书》（据北京大学版《尚书正义》）中无“明堂”，但有“堂”三处。《尚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此篇“室”“堂”同载，当是以宫室述事无疑。《尚书·顾命》：“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而今本《诗经》（据中华书局版《毛诗注疏》）中有“明堂” 一处，“祀文王於明堂也”（《诗经·周頌·我將》）； 另有“堂”十处，如：“望楚与堂”（《鄘风·定之方中》）“有纪有堂”（《秦风·终南》》“狐裘在堂”（《桧风·羔裘》）“自堂徂基”（《周颂·丝衣》）等。而今本《周易》（据中华书局版《周易兼义》）中连“堂”字也没有。而在西周早期父乙簋的铭文“公史使(堂)事○”（集成7.3862代06.47.1总集03.2421）[8]2301中也有“堂”字。宫室遗址方面，自1986年以来在陕西省首安县斗门镇东北地区进行大面积勘查，发现西周时期宫室建筑群10余座。其中一号、五号大型宫室基址遗迹规模庞大。“并且五号大型宫室在镐京地区属首次发现，为确定西周镐京的具体位置，研究西周时期明官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9]36

综考西周的制度、文化，其实有三个中心——岐邑、丰镐、洛邑，反映的是先周、宗周、成周三个文化断。《诗经·大雅·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周”即指的是“岐邑”，“京”即指的是“丰京、镐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尚书·洛诰》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即所谓“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周公营洛”。张一兵在《明堂制度研究》中讲周明堂制度时，分为先周明堂、镐京明堂、周公明堂、周代晚期明堂四个部分，大抵也是根据这三个历史文化代来区分的。邹衡认为西周文化的前期，应当称为“先周文化”[10]36，而先周文化又有其多元的渊源。应当是承“二代之文”又有“戎会”。《逸周书·程寤》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明堂”当是丰镐之明堂。刘师培在《周明堂考》中也认为：“周明堂之制，镐洛不同。”指出了周天下后“明堂”建制上有所别异，从政治统治的实际需求来看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四、小结

《周礼·考工记·匠人》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名虽异，其事却一，故宋易袚《周官总义》云：“明堂之中有世室，有重屋，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各举其一而言之。”乃三代之礼因有承袭，周代继承了夏、商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孔子就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明堂和明堂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借助考古发掘，特别是对三代宫室遗迹的勘定，已经可以证明三代明堂的存在。但由于历史认识和文献记载的层累，特别是“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史记·孔子世家》）而传至今日的三代明堂文献多是晚周至汉初辑纂而成的，故想要复考其制已不可实全。

[1]王国维.观堂集林[M].台北:艺文出版社,1958

[2]汪宁生.释明堂 [J].文物，1989

[3]杨鸿勋.周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邱静绮.明堂制度研究[D].中坜:国立中央大学,2004

[5]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晃福林.试释甲骨文堂字并论商代祭祀制度的若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7]转引自：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金文引得[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10]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