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剑

周云剑/临沂市兰山区教体局，中教一级（山东临沂276000）。

晏子是春秋时期继管仲之后的齐国著名贤相，以“节俭力行重于齐”[1]，其廉政思想具有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榜样示范等特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讨论晏子这位“高官”廉政思想的特点，对于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价值观，筑牢反腐思想防线，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由于《晏子春秋》全面而完整地记载了晏子的言行事迹，所以我们以《晏子春秋》为讨论晏子廉政思想特点的文本材料。

一、严于律己

晏子廉政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严于律己，自加约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提升品行操守，从而在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防腐、拒腐堤坝，保证为官的清廉，如陈亮所言：“严于律己，岀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乎治道。[2]”

律己始于律心。所谓律心，就是从思想上端正对待名利的态度。在宗法等级制下，国君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臣子的名利得失，所谓“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3]，以致许多为人臣者为了能够平步青云，也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既得名利，罔顾为人为政的基本原则，匍匐于权力之下，置国事民生于不顾，以谄媚讨好君上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成为为一己之私利而祸国殃民的谗佞之臣，像《晏子春秋》中的梁丘据、裔款等就是这一类人。

晏子则不然，他追求的是为国为民的“社稷之臣”的名声。所谓“社稷之臣”，就是“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可见，晏子的“社稷之臣”是服务于国家的内政外交的，而非服务于国君的“奉馈之臣”、“茵席之臣”[4]。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取得好名声呢？《内篇·问下·叔向问人何若则荣晏子对以事君亲忠孝第二十六》：叔向问晏子曰：“何若则可谓荣矣？”晏子对曰：“事亲孝，无悔往行，事君忠，无悔往辞；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謟过，不责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变人，身无所咎，行无所创。可谓荣矣。”晏子认为一个人要对父母孝，对国君忠，对兄弟和睦，对朋友有信用，不论官位高低都要尽心尽责，这样就能获取好的名声，换言之，一个人名声的好坏在于他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大小而不是他攫取了多少财产、钻营到了多高的职位。

“名”如此，“利”亦然。 虽然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5]，但晏子认为“利过则为败”[4]，“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以致“分争者不胜其祸”[4]，这不仅不利于修养身心，更不利于执政治国。所以，晏子以“尚俭”来节制个人的私欲，“贫而不恨”，吃菲食，穿蔽衣，“一狐裘三十年”[6]；乘弊车，驾驽马，住房“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而甘之如饴[4]。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坚守“糟糠之妻不下堂”，既不因妻“老”而“纳少”，也不为高攀而娶“姣”[4]。

律己亦要律家，晏子对家人也是严格要求。他的妻子“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这对于一位“位为中卿，田七十万”的“高官”来说[4]，表面上看来确实让人不可思议，但她却甘愿陪着晏子过如此简朴的生活，正说明晏子的“尚俭”已成为其家的家风。

总之，晏子严于律己，其追求的目标是做一个“称身就位，计能定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4]的“社稷之臣”，而非高官厚禄，汲汲于一己私利之满足的庸臣、佞臣。

二、身体力行

晏子是一位实践型的政治家，他的思想蕴含在他的行政实践之中，而其行政实践又是在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晏子的廉政思想也是如此，在廉政、勤政上，晏子忠实地践行了自己的廉政思想，具有身体力行的特点。

晏子认为廉洁清正是为政的根本，他说：“廉者，政之本也”[4]。晏子是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的三朝元老，他能根据三位国君的不同弱点，采取针对性的施政措施以进行补救。他担任景公大臣的时间最长，而景公是出了名的奢侈，为了满足自己的纵欲享乐，他“穷民财力，以羡馁食之具，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4]，齐国百姓不堪其扰，怨声载道。其时，权臣田氏乘机以大斗贷，小斗入的方式施惠于民，争取民心，姜齐政权无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7]。晏子以“尚俭”要求自己，既是对其廉政思想的践行，也是对景公奢侈的补救，更是其民为邦本思想的体现。

重民，是齐国政治的优良传统。管仲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8]”晏子继承了管仲的重民思想并付诸实践，他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4]只有爱护百姓，以民为本，才是正道，舍弃了百姓，是谈不上统治的。所以，晏子是以“为民”与否作为自己施政的最高标准。他指责齐景公的奢侈无度，摧残民力，要求景公法圣王之节俭，否则，“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自分也”[4]；他体恤民情，宽刑省禁。齐国“霖雨”成灾，景公不恤民苦，只知饮酒作乐，晏子三请“发粟于民”而不见许，只好把自家的粮食器具分给灾民，后以弃官不做迫使景公救灾赈民[4]。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晏子“踊贵而屦贱”的回答，使景公“愀然改容”，为之省刑[4]。至于那些犯槐者、骇鸟者、斩竹者、养马人等虽有过失，但罪不至死，景公滥杀无辜，皆被晏子谏止。晏子之所以把民为邦本作为自己治国的核心，是他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民心向背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尤其是田氏以大斗贷，小斗入的方式收买人心，百姓“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4]，姜齐政权如不及早收拾人心，齐国终将为田氏所有。“他能以人民的向背，作为国家盛衰兴亡的风向标，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多得的光辉思想”[9]。

晏子不仅是廉政的典范，也是勤政的表率。晏子为政之时，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正是“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具体到齐国，其国力已远非桓公称霸时可比，崔、庆、栾、高等权臣互相争权残杀，田氏乘机而起，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交错纷杂，杀戮不断，民不聊生。在齐国内乱不断的情形下，其他各国却相继变法改革，比如鲁国行初税亩、作丘甲，晋国作六军、铸刑鼎等，而晋、楚、吴又崛起争霸。内部的纷乱，使齐国在政治经济上不能有所作为。虽然齐灵公、齐景公想要恢复桓公霸业，可是灵公汙、景公奢，都是昏暴乖张的国君，权轻诸侯，身弱世族，恢复桓公霸业不过空想而已。

如此情形下，晏子以一己之力，力行节俭，拳拳国事。内政上，晏子“行补三君”，“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4]”一心引导国君走上为政的正途。《外篇·第七·有献书谮晏子退耕而国不治复召晏子第二十二》记载，晏子为景公相，不论是提拔人才还是罢黜不良，都是以贤能与否为标准，而不去考虑景公的好恶。有人上书诬蔑晏子专权傲慢，景公以为然。晏子上朝看到景公颜色不悦，只好辞职，“东耕海滨”。景公治国七年，外忧内乱，不得已召回晏子。“晏子立，诸侯忌其威，高国服其政，燕鲁贡职，小国时朝。”理顺了齐国的内政外交。对于那些受到国君庇护的“社鼠”、阻塞贤士进身之阶的“猛狗”，晏子深恶痛绝，一有机会就打击清除之。景公大臣翟王子羡用超过礼制规定的马匹数驾车，景公看到了很不高兴，但其宠妾婴子喜欢并要求景公赏赐羡，景公竟然答应了，询问晏子“欲禄之以万种”够不够。晏子尖锐地指出，景公只图耳目之乐，不修先君桓公之功烈，一味听从嬖妾随其所欲是与民为仇，国家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促使景公“罢归翟王子羡，而疏嬖人婴子”[4]。佞臣梁丘据，专以投景公之所好为能事，竟然让景公以为“据忠且爱我”，以致梁丘据死后，景公想要厚葬他。晏子为景公分析梁丘据的“忠”和“爱”无非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最后形成的是“防塞群臣，拥蔽君”的恶果，景公才恍然明白，取消了厚葬的命令[4]。外交上，晏子随机应变，以智慧应对各种刁难乃至侮辱，维护了人格、国格。晏子使吴，吴王自称天子以考验晏子的机变和对礼仪的通晓程度。晏子故作糊涂，“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在糊涂中表现了对礼的通晓，迫使吴王“见之以诸侯之礼”[4]。“晏子使楚”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因为晏子身材矮小，楚人想以此羞辱他，结果两次都被晏子机智地反驳，不得不自取其辱[4]。晏子还有尊俎折冲的才能。《内篇·杂上》第十六章写晋平公图谋攻打齐国，派范昭去试探虚实。范昭故意挑衅，晏子与太师识破了他的企图，不卑不亢，以礼相待，迫使晋国放弃攻打齐国的打算。

晏子在内政外交上的努力，取得了“诸侯忌其威，而高国服其政，田畴垦辟，蚕桑豢牧之处不足，丝蚕于燕，牧马于鲁，共贡入朝[4]”的局面，稳定了国内局势，发展了农、工、商业；在列国纷争之中，协调了齐国与邻国的关系，维持了作为东方大国的齐国的国际地位，“使齐外无诸侯之忧，内无国家之患”[4]，这些都是晏子勤政的结果。

晏子廉洁自守，勤于国事，在齐国政坛上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齐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继管仲之后的齐国又一位贤相，实现了晏子做一个“社稷之臣”的人生理想，达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榜样示范

晏子的廉政、勤政为齐国君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于景公，他不仅以“俭”补其“奢”之弊，更以出色的谏诤艺术，使景公的奢靡行为有所收敛。景公淫于酒乐，不理朝政，晏子劝他节制，“于是，公遂废酒”[4]；景公喜欢华服美衣，戴巨冠穿长衣，甚至鞋子也要镶以金玉，晏子劝他要衣服合度，才是国君应有的仪态，景公撤履，“遂去衣冠，不复服”[4]；景公喜游猎，大兴劳役，百姓不堪其扰，晏子以文王与楚灵王为正反例证，说明过度劳民将会危及社稷，景公答应“将弛罢之”[4]；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借机引导，“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宫室不饰，业土不成，止役轻税，上下行之，而百姓相亲。[4]”齐国出现“邻国忌之，百姓亲之[4]”的政治局面，固然是晏子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景公的参与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恐怕晏子的努力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说，晏子对景公的影响是成功的。

晏子不仅给“尚奢”的齐景公以有益的影响，也影响着其他同僚如田桓子。《内篇·杂下》第十四章记载，田无宇战胜栾氏、高氏后，想要分掉他们的家产，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晏子。晏子以“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怨利生孽”、“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劝说田无宇将栾、高氏的家产“致之公”。在晏子的劝说下，田桓子将两家的财产“尽致之公，而请老于剧”，维护了公室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晏子的廉政为正直的大臣树立了可以效法的典范。《外篇·第八》第十八章记载，晏子去世后，诸大夫尽以谄谀为能事，唯弦章能进谏言，景公赐鱼五十乘，弦章以晏子为榜样，“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遗行也。’”

十八大报告体现了我党对腐败危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将腐败治理不好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在“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以起到外在控制、制约作用是必要的，但“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10]，所以还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起到道德修养的内在自省、自律作用。在这一点上，晏子廉政思想的上述特点给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以深刻的启示：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通过自律从内心里“不想贪”，是可行的；将思想认识付诸实践，秉承以民为本的为政观，才能廉政、勤政，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成为廉政、勤政的典范；廉政典范对整个社会的示范、辐射力量是巨大的，对廉政文化氛围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只有充分挖掘、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1]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34

[2]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7:305

[3]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5:2631

[4]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62.:321,405,403,415,420,508,226,403,101,282,146,12,416,268,489,33,161,3 88,389,307,258,12,138,118,204,202

[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礼运第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89

[6]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檀弓下第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0

[7]班固.汉书·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30

[8]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牧民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4:13

[9]王阁森,唐致卿.齐国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247

[10]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申韩第五十六(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2: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