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 眺

饶眺/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系讲师（湖北咸宁437100）。

诗歌是我国语言发展的最高形式，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大唐是我国的诗歌盛世，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爱国诗人，白居易就是其中最值得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诗坛巨擘，其诗作尚通俗，重写实，在中国诗史中享有极高的荣誉与地位。在其《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曾对其诗有过自我评价：“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白居易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奉为始终的兼济之道，言而发明的独善之诗。无论其讽谕之诗也好、闲适之诗也罢都可以归结为写实之作，因此，后世品白诗即可以知其人，晓其世。

一、白居易生平概述

（一）白居易生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因其曾官居太子少傅亦有白傅之称，后世也有以其谥称其为白文公者。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作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且影响深远。

（二）白居易所处的时代

白居易的成长时期正是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前有“安史之乱”，后有“藩镇割据”，尤其是中唐时期的割据势力更是此伏彼起。这些藩镇不仅拥兵自重，甚至连兵抗命。不仅自署将吏不纳贡赋，甚至互结姻亲、互为表里，不但朝廷一味姑息而且朝臣亦多勾连。幼年时代的白居易在其诗作中对战乱也有写实性的反映：“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

（三）白居易的人生与其诗风的转折

1.白居易的人生。白居易的幼年生活安逸幸福，后为避战乱他先至徐州后赴江浙、长安，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漂泊生涯，最后回到迁居符离的家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过早地饱尝了流离之苦。在离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白居易对现实给予了更多地关注，也奠定了白居易的写实诗风。

2.白居易诗风的转折。幼年的闲适、童年的漂泊、青年的发奋、壮岁的仕途均未能改变白居易写实的诗风与关爱苍生的赤子之心。而到了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更为不幸的是，白居易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贫病交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难。至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直言，请急捕刺宰相武元衡者，为上所恶，被贬为江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官场巨变、接踵连贬，对白居易而言是一个打击与教训，白居易的思想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写实诗为事，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与其诗风的一大转折。

（四）白居易人生的终结

自从44岁遭遇宦途末路，白居易的后半生都在山水之间度过。这是白居易之幸，却是朝廷的不幸，没有直言敢谏、秉正驱邪之人的朝廷动荡不安，一场“甘露之变”竟弄得是“腥风吹紫禁，血雨洗丹樨”。退归林下的白居易仍以忧国忧民之心关注民生关注时政，晚年的白居易更是散尽浮财开龙门险滩造福万民，享年75岁的白居易终在一片佛号与恬静之中获得了人生的圆满。

（五）白居易的身后事

白居易去世之后，宣宗李忱曾写诗悼念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能得到君王如此高的评价以及人民的爱戴，白居易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六）白居易的诗歌成就

白居易一生共著有《白氏长庆集》凡七十一卷。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力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生写下了许多关怀苍生的写实诗作。白诗的语言“童子可诵，老妪能解”，实事诗以《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最为著名。白诗一时广为流传，上自朝野、下及民间，甚至远播朝鲜、日本、中亚地区。在日本人心目中有唐一代唯白诗是崇。白诗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更是被奉为幼学经典成为小学教材的首选诗作。

二、白居易的诗歌风格

（一）白居易诗歌的写实性

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以写实为主，诗歌语言质朴、通俗、优美，韵律和谐，意境高远，形象生动。“辞质而径”、“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体顺而肆”。 文辞流畅，易于吟唱。白诗的写实性不仅在唐代有着重要影响，即使在现代，这种正视现实、关怀苍生的写实性也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苏轼在 《祭柳子玉文》中有言：“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白俗”即指白居诗的通俗易解。白诗已经达到了“妇孺皆懂”、“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的平易近人的境界，这样的写实境界无论是唐代还是现代都不是一个俗字所能诠释清楚的。

（二）元白并称的“大写实”

在杜甫之后，元稹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作将诗歌的写实性再次发扬光大，后世并称其为元白，可以说，元白开创了一个“大写实”的诗歌时代，这种“大写实”诗歌时代的开创已经完全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意义。元白的“大写实”将中唐这一个变幻的时代以惊天巨笔写实、写尽、写透。

元白的“大写实”发端于元结、杜甫，经张籍、王建而至于元白，这些写实主义大师们共同为后人描绘了一幅中唐时代的社会风情画。使民间的疾苦、社会的动荡、官吏的卑劣跃然纸上。后人也称元白的“大写实”为“乐府写实派”。白居易也在其《策林》中指出，“文无实则缺，诗不政则废”，堪为元白“大写实”的真实写照。白诗的《秦中吟》《新乐府》等即是元白“大写实”的代表作。

三、白居易诗歌的写实性研究

（一）白居易诗歌写实性的理论基础

诗文的创作均离不开“时”与“事”，“时”与“事”的写实性正是白诗的核心。白诗的为正义直言、为民请命、为现实呐喊、为苍生疾呼是昭然若揭的。白居易诗歌写实性的基础深深根植于中唐的社会现实之中，诗歌与政治、社会现实、人民疾苦密切相关，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时政给了诗人以写实的社会基础，而中唐时期勃然而兴的古文运动则给了诗人以写实性的理论基础。白居易是我国诗人中极少数能够在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同时提出诗歌理论的诗人，其最有真知灼见的当以“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八字为诗、品诗、论诗精要。其中的情与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之言不谋而合，而其苗言则寓意语言平易自然的威力犹如苗之出土一样顺乎自然又威力巨大，华的本义为盛开了的低垂的花朵，其本义实为朴实之意，而后世却将其与荣华一起谬解了，实义即指诗歌的“出乎理”必先“合于义”。

（二）白居易诗歌的写实性研究

白居易诗歌的写实性在其《策林》的《议文章》与《采诗》之中都有所释明，白居易在策林中对于质与野、时与事、美与剌、缺与废都做出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深刻论断，既为后世品诗、学诗、习作提供了写实性的理论基础与研究价值，又与白诗本身的写实性相映生辉。白诗无论其形式的写实性、语言的通俗性还是其手段的褒贬性，抑或其功能的劝善性，本质都是以“实事论世”，以“实事劝世”，以“实事讽世”，由此可见诗人的用心良苦。写实性仅仅是诗人切入主题的一种方法、手段、形式，通过写实性诗人既表达了对现实的无奈，又表达了对统治阶级强烈的憎恨与嘲讽，同时，在诗人的早期写实性诗歌中对统治阶级曾经寄予一些期望，希冀以诗人自己的“诗”、“言”、“讽”、“谏”对统治阶级有所触动，但是，诗人的最终结局再次证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对底层民众疾苦的麻木不仁，也预示着李唐王朝的由盛而衰，最终分崩离析的结局。

白诗写实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体现，在于白诗不以律高、字奇、景异、词艳哗众，相反，白诗上为君作，中为臣作，下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只是不为文而作。白居易在其《寄唐生》一诗中将其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写实主义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诗中，白居易在对统治阶级大失所望的情况下仍然对漠视苍生的统治阶级心存一丝幻想：“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三）白居易诗歌写实性的巅峰之作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四）白居易写实诗风的最终完形

白居易不仅以写实性的诗风进行创作实践，还在写实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写实性诗风系统完整的诗歌理论，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白居易创作了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秦中吟》与《新乐府》。白居易的写实理论的两大支柱就是对于社会现实的针对性以及表现形式的通俗性。通俗性的语言可以使得作品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从而产生更高的社会价值，而现实的针对性则是对我国儒家传统诗风的间接继承与发扬光大，写实性诗风的最终完形也使得白居易与其他写实主义诗人之间形成了分野。虽然同为写实，但是白居易出之以理，这或许是对统治阶级尚存一线希冀吧。

白居易最终完形的写实诗风能够在写实中 “一吟一悲关一事”，对于关键主题能够集中炮火在写实的基础之上展开猛烈地抨击，这也与其曾任谏官之职有关，最终也在完形过程中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主题准确地传达给读者是作为诗人也好作者也罢孜孜以求的“王道”，而白诗却以“大道至简”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轻肥》一诗中即描写了那个时代的达官显贵的穷奢极欲，从赴会的排场铺垫，再到宴席的丰盛，语虽平易，却让人如临其境。诗人随即笔锋一转道出了出之以理的“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何等惨烈、何等悲凄的写实！

白居易的诗歌写实性强，语言平白浅切、生动流畅、琅琅上口。纵观白诗，无论是塑造人物，还是写景状物均以写实手法进行，白诗更多地关注普通大众的命运、关注苍生疾苦。这些“兼济”之举与流传千古之诗歌为白诗的写实性提供了绝佳的注解。

[1]刘玉凯.白居易的《琵琶行》[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

[2]笪远毅.《琵琶行》补注[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0(2)

[3]董连祥.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试谈白居易《江楼夕望招客》一诗的艺术风格 [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0

[4]王宗堂.读白居易的《琵琶行》[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

[5]吴孟复.释“无”字[J].江淮论坛,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