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艳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一、引言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 l Sy denstricker Buck，1892-1973）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一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其作品真实而且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生存体验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史诗。赛珍珠的出生地是中国镇江，年幼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的熏陶，深刻了解旧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和中国人民的朴实、善良、坚忍的性格。虽然定居美国多年，赛珍珠的作品却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其创作倾向反映了她作为一位长期旅居国外的流散作家对母国文化身份的渴求和眷恋。英籍印度裔作家撒尔曼·拉什迪也是一位长期的旅居作家，其流散的经历赋予其独特的“边界写作”的视角，这种视角使得拉什迪能够自由的穿梭于东方与西方，建构起一个异质杂糅、跨越种族文化和国家边界的流动空间。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最早在《女权篇》中提出了男女同权、男女平等的思想，斯宾塞和穆勒等人从“天赋人权”引申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主张。“女国民”这一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产生不同的内涵，但总的来说，“女国民”身份在“国民——国家”的关系中得以建构，由于时代变迁，个体国民身份出现断裂和移位，在新旧交叠的历史空间，个体国民身份要在新的政治空间、话语空间重新定位，并对断裂、遗失的历史身份进行整合。在人类社会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传统女性逐渐从家庭私有空间走出，参与到社会公共空间，女性同男性共同承担民族独立、国家走向富强的历史重任，传统女性个体经历了向“女国民”身份的角色转换。本文从“女国民”这一概念出发，结合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分别对赛珍珠《东风·西风》和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研究，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女国民”主体身份的建构所面临的困境。

二、“女国民”主体身份之异质性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东方学》（1978）中提出“殖民话语的性别特征”，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构想与性别定位有某种固定的联系，如，就东方的女性形象而言，往往被建构为被动、性感、沉默和“乐意”的形象。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也被称作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Third world Feministicism）。在1980年以后，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Feministicism）发展起来，成为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至90年代，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同一性和均质化。后殖民女性主义聚焦不同的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旨，诞生于八十年代的新女性主义融合了语言学、心理学、现象学等多维的视角对女性身份、女性特质作出新的界定和评判。后殖民女性主义指，出女性由于接受父权制的规约而成为女性符号的空洞能指，强调女性的意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否认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唯一因素，即将性别问题放在国家、种族、地理界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殖民与被殖民的各种因素中去探讨；批判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同一性和均质化，要求全面反映所有处于被压迫情境中的女性，强调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多元层次性，关注跨文化的性别差异性。”［1］除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外，批判欧洲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分析理论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局限，提出“互文性”这一重要概念，指出语言是一个异质的过程，“互文性”概念“因使主体、主观面对异质的他者，因此就拥有将主体观从意识领域向广阔的空间解放的契机。”［2］（P359）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从寻找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别差异来确定女性的意义到将女性视为过程中的主体和异质之存在的转变的过程。克里斯蒂娃结合拉康精神分析学提出，女性作为“过程中的主体”具有异质性、革命性、颠覆性，对父权制的文化象征秩序的有力冲击。克里斯蒂娃把女性置于边缘的位置，正是看到了女性潜在的颠覆性。

仔细品位赛珍珠和拉什迪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会发现她们是对殖民者所建构的虚弱、边缘的东方女性的反动和颠覆，具有异质性、革命性。赛珍珠成功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多处于边缘，思想上受到旧中国封建礼教的钳制。她们对一切只能逆来顺受，伺候丈夫、生儿育女是她们应尽的义务，博取丈夫的欢心是她们最大的快乐。她们在家中受到父权和夫权的压制，被剥离了女性特质，是父权制的牺牲品，无权涉足家庭以外的、以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为特征的公共领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赛珍珠笔下还有众多有血有肉、坚毅刚强，且一反传统的“女国民”形象。她们分散于社会各个阶层，见证了中国从封建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在历史的更迭中，顺应国家对于女性个体所赋予的国民责任，开拓新的政治空间和话语空间。她们在奋力抗争并抵制男权话语的同时，向中心靠近。在《东风·西风》中，赛珍珠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位温柔娴雅，有着东方女性的静谧、含羞之美，又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接受西学，甚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努力帮助哥哥争取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

在拉什迪的文本中，大多数女性都具有引领、感染、包容，甚至是暴力和颠覆的特质，显然这些独特的女性特质不仅是对印度既定的男权社会规范和男性话语体系的一种逆转，更是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体系提出的质疑和挑战。

小说重点讲述了以阿济兹家族的四代女性形象。第一代女性是阿济兹的母亲，这位母亲亲自经营小宝石店（经营绿松石、红宝石和钻石），靠着小店的收入接济儿子阿达姆·阿齐兹在德国医学院的学习。阿齐兹的父亲因患中风终日躲在帷幕之后，从社会生活中退出，而阿齐兹的母亲却走出家庭的藩篱，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由边缘向中心移动。第二代女性的革命性是通过对阿齐兹与纳西姆两性关系的建构实现的。阿齐兹附和西方白人女性优越主义对女性审美的价值取向，对妻子纳西姆提出摘掉面纱，作现代摩登女性的要求，遭到纳西姆的拒绝。阿齐兹在这场两性对立的婚姻中处于劣势，在家中的统治地位也被纳西姆所取代。第三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女性形象便是纳西姆的女儿阿米娜。阿米娜在两性对立的婚姻关系中仍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第四代女性以贾蜜拉为代表。贾蜜拉高唱爱国歌曲，成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之音”，她的歌声被信奉为“净化的宝剑”，是人类的灵魂得以净化的武器。小说中的四代女性都呈现出异质性、颠覆性，呈现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趋势。

三、“女国民”主体身份之流动性

在探讨第三世界女性现代化进程中主体身份之流动性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先回顾下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所涉及到的“移民”（migration）问题。移民的浪潮兴起于二十世纪，当时有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居民纷纷移居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移民的出现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动因，移民浪潮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阈，拉什迪把“移居”或“迁徙”（migrancy）看作是对民族主义国家神话的跨越，正如他在《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一书中提到：“成为移民也许就将成为人类中唯一一个可以摆脱民族主义羁绊的物种”。［3］（P124）拉什迪在这里强调的并不是发生于移民过程的单纯的空间上的移动，而是指文化、政治、身份和政治观念的“移位”，这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的重点——移民的身份建构问题。

“过去是一个国度，我们都从这个国度开始“迁徙”，对过去的遗失也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部分。”［3］（P12）在这里，拉什迪强调了“移民”并不仅仅指涉空间上的位移，从过去到现在的流动事实上也是一种“迁徙”，在历史流动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迁徙”。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移民”身份的建构要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克服由物理上的位移所带来的对新环境的疏离感，打破民族主义的偏隘，在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化交叉重叠“移位”的空间里整合破碎的文化身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女国民”，不仅呈现出异质性，还扮演着处于历史的流动过程中的“移民”角色。

在历史的流动中，由于新旧文化交替更迭，第三世界的“女国民”又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赛珍珠和拉什迪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面临“文化错位”和“伦理困境”的女性形象。［4］（P154）在《东风·西风》中，桂兰大胆提出“放足”的想法，主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但她也曾试图通过衣着打扮的变化来吸引丈夫的目光，试图以顺从搏得丈夫的欢心。桂兰既想学做现代女性，又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踯躅前行。在《午夜的孩子》中，纳西姆出生在克什米尔的地主家庭，在父权制的监督之下，恪守伊斯兰传统。即使是在阿济兹为为纳西姆看病的时候，纳西姆的身体也是隐藏在剪洞的床单之后。婚后，纳西姆随丈夫前往阿格拉，阿济兹要求妻子摘掉面纱做现代女性。当阿济兹提出让纳西姆内心深处倍受煎熬，而丈夫性方面的要求更让纳西姆感觉无耻。

四、“女国民”主体身份之未论定性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提醒我们身份的复杂的动态发展时指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明晰或者确定的，或许我们应该将身份看作是一种“生产”，而不是把它看作是由新的文化习惯所表征的既成的事实，这种生产是永远不会被完成，总是在进程之中。”［5］“因而身份并不是固定于本质主义的过去之中而是在历史和权力的互动中根据持续地进化。”根据斯图亚特·霍尔和Jain C.Sanga的观点，身份的建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身份由语言、历史和文化等多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6］正如Henry Louis Gates Jr.所指出的：“身份是在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和种族等多种变量的对话中建构的。”［7］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女国民”的历史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也受到多种错综复杂的变量的影响。社会转型中的“女国民”在新旧交叠的历史空间穿梭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本土主义或区域主义的历史身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成为支离破碎的“镜像”般的存在。时间空间的“移位”使得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女国民”面临着伦理困境和心理焦灼，她们试图恢复过去，固守本土主义的文化身份，抵御西方先进文明的侵蚀，在家庭这个私有的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空间求得生存。在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中，纳西姆在与倡导西方现代文明的丈夫阿济兹“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地，阿济兹只能最终妥协。“她在家庭内部建立的规矩是一个自卫的系统，这个系统坚不可摧，阿济兹发动了多次劳而无功的攻势之后，只好多少在她前面偃旗息鼓、呜金收兵，由着她像一个沾沾自喜的大蜘蛛似地统治她自己挑选的领域。也许，那根本不是一个自卫系统，而是一种防卫自我的方式。”［8］纳西姆是餐桌上的战争的获胜者，“晚餐桌也由她独裁统治。桌上不放食物，也没有盘子。咖喱和沙锅都排放在她右手边一张矮几上。阿济兹和孩子们就吃她分配出来的食物，也不听从任何要求或建议。”［8］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锋中，纳西姆以消极抵御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她执拗地踞守在厨房这个狭小的空间，面对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对于本土主义文化身份的侵蚀，纳西姆在家庭这个居于从属地位的性属空间寻找庇护和慰藉。尽管她赢得了晚餐桌和对整个家庭的统治权，但纳西姆却变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胖女人，脸上还长两颗活像女巫乳头的大痣，她生活在自己创造的隐形的城堡里，一座传统与定规铸成的装甲城堡。”［8］显而易见，纳西姆无法克服克什米尔传统观念的束缚，执着于对本土主义的家园想象，其主体身份的建构必然是消极的。而在《东风·西风》中，桂兰摆脱了“移位”的伦理困惑，弥合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跨越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界线，从滞定走向流动，是现代“女国民”之典范。

五、结语

本论文之所以对赛珍珠《东风·西风》和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研究是出于以下考虑。首先，赛珍珠和拉什迪都深深地扎根于各自的母文化语境背景之中，对于身受父权制、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重重压迫的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体验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其次，赛珍珠《东风·西风》的创作背景和拉什迪《午夜的孩子》这部作品非常接近。赛珍珠《东风·西风》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尚处在探索民族独立的道路之中，拉什迪《午夜的孩子》则以独立后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史实和政治风云变幻为背景。两部作品共同反映了广大的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在从近代过渡到现代、从独立前的殖民地转变为独立后的新生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对两部作品中的“女国民”主体身份建构的对比研究，赛珍珠和拉什迪两位跨文化作家塑造的女性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赛珍珠和拉什迪笔下的女性都具有异质性、颠覆性，同时面临着共同的“伦理困境”，在历史的流动中，赛珍珠和拉什迪分别采用积极和消极的主体建构策略，传达了他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女国民”主体身份建构的共同想法，从滞定走向流动，这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解。

［1］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2］〔日〕西川直子.克里斯蒂娃：多元逻辑［M］.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M］.Granta Books，1991.

［4］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A］.罗相，刘皋恿.后殖民主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J.Rutherford，ed.（London，Eng.：Lawrence and Wishart，1990）222-237.

［6］Homi Bhabha ，“Interogating Identity，”TheLocationofCulture.

［7］Henry Louis Gates Jr.，“Bejond the Culture Wars：Identities in Dialogue，”Profession 93，（New York：MLA）6-11.

［8］〔英〕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M］.张定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