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生产力到生态生产力:扬弃与超越

2013-08-15王学荣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王学荣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一、传统生产力观的弊病

（一）传统生产力观的各种表述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奠基性的概念。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种种偏差，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对生产力条目这样描述:“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亦称社会生产力。”［1］《哲学大辞典》这样定义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广义指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各种能力的总和。狭义指体现于生产过程中的人们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2］《辞海》则是这样来界定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3］《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中国百科大辞典》也对生产力作了类似的定义。

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专业教科书中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定义。例如，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描述生产力的:“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人类要求自然界向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然而自然界并不会主动地把这些资料奉献出来，这就构成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靠人们的生产实践来解决。人们在生产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矛盾，或者人们在解决这个矛盾时具有多大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力。所以，生产力是标志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哲学范畴。”［4］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虽然没有使用“征服”这一表述，但用的是“控制”这个词:“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它反映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5］这些是典型的“征服论”式和“控制论”式的生产力定义，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却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人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

叶敦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生产力是这样定义的:“生产力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它是指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6］顾海良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生产力的定义也极为相似:“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力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7］桑玉成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则是这样定义生产力的:“生产力是指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自然的一种物质力量。”［8］肖前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则把生产力界定为:“社会生产力或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是改造自然和影响自然并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9］诸如此类。这些对生产力的定义尽管没有出现“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等字眼，但仍然没有摆脱人与自然相互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目的性，而没有全面地理解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笔者将上述种种对生产力的理解统统称之为“传统生产力观”。

（二）传统生产力观的通病

传统生产力观尽管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它们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弊病:过分强调社会生产力，却忽视了自然生产力，甚至把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生产力；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生产过程仅仅理解为人类向自然界单方面索取生存资料的单向过程；将思维限定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下，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片面地夸大了人类主体的力量和需求，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往往只看到眼前的或近期的后果，却忽视了长远的后果，从而损害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程并不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单向过程，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来说，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的双向运动过程。生产力也并不同于社会生产力，仅仅强调社会生产力是“不完整”的，因为除了社会生产力，还有自然生产力，“完整的生产力”乃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人类不应该把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既不应该“仰视”自然、也不应该“俯视”自然，而应该“平视”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共存共荣。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必要的物质生存资料，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保护自然，将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统一起来。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既要看到近期后果，也要重视长远后果，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自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从本质上讲，马克思认为，“自然－社会－人”是一个更大的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生态思想因子。传统生产力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是格格不入的。

二、生态生产力的提出:时代的呼唤

（一）生态危机:生态生产力提出的背景

由于受传统生产力观的影响，人类以“主人”的身份自居，以“征服者”的姿态“俯视”自然，对自然界进行大肆开采甚至掠夺。从客观上讲，生产力确实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0］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确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可是，事情的另一面也是发人深省的，就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终究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平衡破坏、洪水泛滥成灾、许多珍稀动物濒临灭绝、温室效应、赤潮、臭氧空洞，等等。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二）生产力“生态化”:生态生产力的雏形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提出生产力要“生态化”的创造性思想。例如，李克华提出“绿色生产力”的概念:“所谓绿色生产力，指的是人们在兼顾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它应该由通晓绿色科技的知识劳动者、清洁地进行无污染生产的机器化体系为主体的劳动资料（主要是劳动工具）以及绿色原材料（劳动对象）三部分所组成。”［11］高铭仁等提出“自然生产力”的概念，认为自然生产力“是与社会生产力相对应的、标志人类社会的整个自然环境即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作用的能力的哲学范畴，包括与社会生产力相对应的、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一切自然因素及其所构成的系统的作用能力”［12］。谢中起提出“生态意义上的生产力”这一概念，认为“生态意义上的生产力（即生态生产力）所反映的是人的持续生存能力，是人类将自身推向遥远的极限的能力。为了实现持续性生存，必须把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同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的能力（生态保护能力）结合起来，共同发展”，“生态生产力概念可以表述为:为了实现人的持续生存，人类所具有的对自然界的保护、利用以及协调能力的总和”［13］。陶火生提出“生态型生产力”的概念，认为生态型生产力是指“在社会生产中，以生态关系、生态系统的整体制约机制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与人类劳动力相结合所构成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14］。李晓光提出“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概念，认为生态经济生产力“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生产中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持、协调自然环境，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生产生态财富和经济财富的现实力量的总和，是多种自然生产力与经济生产力共同构成的生产力系统”［15］。在这里，“绿色生产力”、“生态型生产力”、“生态经济生产力”、“生态意义上的生产力”等概念都体现了生产力“生态化”这一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都是“生态生产力”的“雏形”。

（三）见仁见智的“生态生产力”

从此，关于“生态生产力”的研究和讨论在学术界雨后春笋般地展开了，学者们对生态生产力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对生态生产力的理解。例如，温莲香认为，生态生产力是“人类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从而使人类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16］。王鲁娜认为，“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体现在: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为依托，凸显人的活动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过程的‘控制’和‘调整’功能；从生态化的角度出发，确立生态形态（而不仅仅是自然界）对于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把人类的生产过程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过程；以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最终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7］。廖福霖则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生产力“是在传承工业文明生产力发达的水平维和强大的力量维的基础上，在生态文明观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型生产力”［18］。蒋圣斐认为，“生态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统一。它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整体进步和每个个体全面发展的能力和成果”［19］。于海量认为，“所谓生态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综合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的劳动能力所产生的客观能力和力量”［20］。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综上可见，生态生产力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是时代的呼唤。笔者认为生态生产力同时也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生态学元素”在现时代的“发扬光大”，是实践发展的产物，也是在生态文明语境下理论创新的结果。

三、生态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观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评价一个事物的“优”与“劣”，首先需要确立一个评价指标或评价体系，判断一种生产力是否先进亦如此。笔者认为，判断一种生产力是否先进主要看四个指标:第一，发展理念是否先进；第二，价值取向是否合理；第三，运行机制是否完善。第四，思维方式是否科学。生态生产力作为当代生产力的新质态，具有传统生产力所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越性。

（一）发展理念更加先进:从“人类向自然界片面获取物质财富”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由于传统生产力观将思维限定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下，将自然界置于人类的对立面，只看到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自然与人类本身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破坏了自然的整体发展，从而损害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利益。

而生态生产力观则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共同处在“自然－社会－人”这一更大的系统中。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人类一方面需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人类也应该尊重自然、自觉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二）价值取向更加合理:从“主客二分”到“天人合一”

传统生产力观奉行的是一种“主客二分”（或曰“主客分裂”）的价值取向，将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二元分离的状态，只看到人与自然的差异性，忽视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而生态生产力观克服了传统生产力观这一弊端，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性天相通”、“辅相参赞”等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表现出对于生态伦理的古老智慧，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的进程中，“天人合一”以其所蕴含的生态智能，向人们彰显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现代价值。从“主客二分”到“天人合一”的转变，既是价值取向的转换，更是思维方式的进步。在“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作用下，人类不再把自然看作“异己物”，而是把自然视为人类自身的“家园”，人与自然之间也不再是“对立”和“分离”的关系，而是“平等相处”的关系。

（三）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从“单向运行机制”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双向运行机制”

由于传统生产力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价值取向，认为物质财富越丰富就越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实际上，物质财富的获取只不过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而已，它并不是终极目的。而传统生产力观恰恰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笔者认为，这是传统生产力观在运行机制问题上失误的“根子”之所在。况且，人们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除物质需要外，还包括精神需要、文化需要等多种形式。传统生产力观将人们丰富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这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可见，传统生产力观的运行机制并不可取，换句话说，人类单方向地向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单向运行过程具有片面性。

生态生产力的运行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双向过程，具体来说，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双向运行，这一双向过程表现为自然－社会－人自身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的动态发展。人类一方面需要从自然界获取必要的物质生存资料，另一方面，人类同时自觉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界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在生态生产力这种全新的双向运行机制下，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不再是人类向自然界单向的“利用”、“索取”过程，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很明显，生态生产力的运行机制更为完善。

（四）遵循的思维方式更加科学:从“线性”到“系统”

传统生产力观奉行的是“线性思维”，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生态生产力观遵循的却是“系统性思维”，即把“自然－社会－人”看作一个更大的系统，把人与自然看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认为人是系统中的人，自然也是系统中的自然，没有离开自然而孤立存在的人，也没有离开人而孤立存在的自然。在系统性思维的影响下，人类不再把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当作对象来征服，而是将自然视为人类自身的朋友；不再奉行“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解”，不再以主人的身份俯视自然，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平视自然，以平等的姿态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共荣。

四、结语

传统生产力观不仅从理论上制约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实践层面上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的出现与传统生产力观也不无关系。生态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质态”，具有传统生产力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思想家、理论家们逻辑推演的结果，从根本上说乃是对传统生产力积极“扬弃”的产物。当然，生态生产力问题作为一个充满时代感的话题，在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兴起的时间还并不是很长，许多问题尚处于讨论和争鸣的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要深入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学元素”，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全新解读，从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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