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雨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称《文编》）是清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请魏源编纂的一部史学巨制。全书凡120卷，辑录文章2241篇，始编于道光五年（1825年），次年成书，七年付梓枣梨。该书问世伊始，即风行海内，“几于家有其书”［1］（卷首俞越《皇朝经世文编·序》），成为一时要典，开启了晚清经世新风，催生了张鹏飞《皇朝经世文编补》(1851年)、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1881年)、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1888年)、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1897年)、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1897年)、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1901年)、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1902年)等一系列“经世”文献。《文编》汇集了公犊奏疏、私家文集、官方文书、档案报章乃至外人议论等大量珍贵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因此，分析《皇朝经世文编》辑录文献的范围、原则及特点显得极为必要。

一、辑录文献的范围

《皇朝经世文编》在资料搜集方面力求详备，网罗甚广，诚如卷首《五例》所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讵容喜素而非丹；圣有谟训择于狂，未可因人以废论。夫适用之文，无分高下之手，或迩言巷议，涓流辄裨高深；或大册鸿编，足音寥同空谷。故有录必披，无简可略，匪但专集宜寻，亦多他书别见，则网罗之宜广也。 ”［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大体来看，《文编》在资料采集时视野甚广，举凡有益于致用，即加以辑录，不仅“大册鸿编”详加著录，就连“迩言巷议”也量为采集，“本朝以来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亦咸加鸿聚。［2］（卷首魏源）具体来看，《文编》所引文献主要有三类：

1.各类专集。

包括总集、别集、奏疏、尺牍、论说等。这是《文编》的主要资料来源。据估计，有清一代各种专集共有三千多种。［3］P272如此众多的专集为《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文编》所录654位作者中，拥有专集者达400余人，占60%左右。这些专集多为《文编》所辑录。

2.各类汇编。

包括政书、奏疏、文钞等，如《皇朝奏议》、《雍正朱批奏疏》、《清文颖》、《切问斋文钞》、《资治新书》、《昭代治书》、《治安文献》、《山右文钞》等，皆在网罗之列。由于此类文献多为官修，因此《文编》辑录时，不仅讲求论点的典型性，而且讲求论点的指导性。

3.各类传抄。

尽管《文编》辑录文章以官修为主，但在具体辑录时，也时常辑录各类传抄。《文编》“姓名总目”即开列汪价、钟晼、韩震、周永年、马源、张杰、叶机、屠述濂等8人，强调其文“得之传抄”。其他如《乡愿论》、《好名论》、《古者货币论》、《莅任求言》等几篇文章既无作者又无出处，当也来自传抄。不过此类文章甚少，在全部2241篇中所占分量微乎其微。

4.各地方志。

这也是《文编》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见诸“姓名总目”者主要有《八旗通志》、《畿辅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湖广通志》、《河南通志》、《山东通志》、《陕西通志》、《甘肃通志》、《四川通志》、《广西通志》、《云南通志》、《贵州通志》、《苏州府志》、《松江府志》、《扬州府志》、《怀远县志》、《六安州志》、《池州府志》、《饶州府志》、《两浙海塘志》、《两淮盐法志》等。此外，《文编》至少还援引了《直隶通志》、《江南通志》、《湖北通志》、《杭州府志》、《台湾府志》、《赣州府志》、《邵阳县志》、《广丰县志》、《华亭县志》等方志。总体来看，《文编》所采以“通志”为主，间有府、州、县志。就地域看，《文编》采取方志所涉甚广，除西北、东北辑录较少外，几乎涵盖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二、辑录文献的原则

关于《长编》辑录文献的原则，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明确提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经？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及其纲领。 ”［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亦即以实用、经世作为贯穿全书的撰述旨趣。基于此，《文编》在辑录文献时，大体遵循了以下原则：

1.立足经世。

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魏源指出：“事必本夫人……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今必本夫古，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4］P156－157这三项原则从心与事、人与法、古与今、我与物四大关系上强调了事、法、今、物的重要性，从而不仅为“经世致用”这个古老的概念制定了比较明确的界说，而且鲜明地昭示了晚清经世致用之学的基本精神。如前所述，漕运、盐法、河工、兵饷等并称为清代“四大政”。道光初年，诸大政已弊端丛生，国库空虚，民生疾苦。对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政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成为当时经世学者和官僚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编》内容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但从各纲目卷册数量分配来看，尤为重视对清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其中“学术”6卷、“治体”8卷、“吏政”11卷、“户政”28卷、“礼政”16卷、“兵政”20卷、“刑政”5卷、“工政”26卷，很明显，“户政”和“工政”所占卷册数最多，故在取材上偏重有关财政税收、漕运、盐课、荒政、水利河防等经世实务的内容。

2.抄录全文。

整体来看，《文编》选文以照录全文为主，对原始文献不作改动，更不作任何评论。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所录文献的原始性、可靠性和真实性，而且避免了改写史料所造成的缺失。更重要的是，《文编》所录的部分文献原书已佚，而其中的某些内容却可通过《文编》对其原貌窥知一二。然而，魏源等人这种照录并非简单的全文抄袭和资料堆砌，而是在谙熟各类史料的基础上，甄别去取，择善而从，对所引文献进行了灵活恰当的编排、剪裁和校勘整理。魏源说：“今兹所录，咸据椠本，保无子瞻海外未辩存亡，乐天时人已疑今古，彼即行世之书，吾取经世之益。其有见闻所及，确然生存，则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资乎救时，复例绝夫标榜。若夫论事尚简明，而公牍之蔓冗易晦；建议期切实，而臆见或择焉不精。不节冗，将以无文妨行远也；不去偏，将以小疵废大醇也。岂必待韩而削荀，抑亦揜瑕以全壁。至于句读以省济览，圈识以明章段，上法老泉《读孟》，近信梨洲《文定》云尔。”［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通过对文献的恰当加工，不仅使《文编》全书史料表现出详而不芜、精而不漏的特点，而且由于编者对所据史料的熟练加工、整合和剪裁，使得书中多数选文始末贯通，因果彰明。

3.博采存异。

针对同一问题，某些资料往往会有不同的议论，有的观点甚至会截然相反。遵循“广存”的原则，《皇朝经世文编》加以著录：“惟集思而广益，庶执两以用中，则取善之宜广也。”［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对于诸多“歧说”，纂辑者间有己见，则通过文章的编排及按语等形式表达。这就保证了不会因纂辑者的好恶妄加取舍，使阅者能有更多空间自行“拣择”。不管观点是否相同，议论是否一致，甚或偏歧难定的文章，亦兼收并录。因为“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是以保甲之难易，军之碍通，封矿之闭开，丧祭之聚讼;差摇则均雇相难，河流则南北争持；盐课有归商归税之歹……径渠为千古大利而或极言其害，酿酤为古今通禁而或极陈其准”［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为达到讲求实际、经世致用的目的，必须集思而广益。魏源说：“适用之文，无分高下之物，网罗之宜广也。 ”［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4.不因人废言。

魏源制定了选文标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然是易殊，敝极必反。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津之属，可略焉勿详也。”［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简单地说，《文编》的编辑就是从当时众多传世的官私著述中，裒集经世篇章合为一书。选文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切于当代、不采空谈的原则。基于此，“文无难易惟其是，讵容喜素而非丹；圣有谟训择于狂，未可因人以废论。 ”［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夫适用之文，无分高下之手。或迩言巷议，涓流辄裨高深；或大册鸿编，足音寥同空谷。”［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言贵有用，有文必录，而不因人废论，不论作者是“硕公庞儒”，还是“俊士畸民”，甚或是佚失了姓氏，其文皆在编选之列。

三、辑录文献的特点

《皇朝经世文编》在辑录文献时，固然是以网罗大量的史料作为基础，但为最大限度地保证所引文献的全面性、可靠性和真实性，书中对各类史料的编次取舍，并不是盲目抄并、随意摒弃，而是遵循了一定的辑录原则，此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辑录“咸据堑本”。

《文编》编纂于道光初年，图书刻印多用雕版，不仅周期甚久，工费也十分巨大，非常人所能负担；且版本不便保留，容易毁损。许多文章的流传赖诸传抄，辗转之际，各种错谬因而产生，鲁鱼亥豕，不一而足。如果采录传抄之作，则势必无从覆核，难以确保质量。故《文编》选文“咸据堑本”［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体现了纂辑者慎重的态度。这样会遗漏部分重要文献，尤其是诸多新近之作不能辑录。由于《文编》时限跨度很大，上自清初，下至道光初年，前后160年间各种文献繁多，间有缺失，尚无大碍。

2.兼采时人撰述。

按照惯例，编纂此类作品，一般不辑录时人著作，如明代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便是如此。至陆燿《切问斋文钞》打破了这一传统，辑有戴震、刘大櫆等人的作品。受此启发，《文编》也辑录了大量时人著作。《五例》云：“考陆氏《切问钞》之叙，乃乾隆四十载所刊，时海峰、东原岿然并存，而风俗、时宪已收数作，殆以切时之言，无须身后始出。今兹所录……其有见闻所及，确然生存则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资乎救时，复例绝乎标榜。”［2］（卷首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仅据《文编》“姓名总目”所列，《文编》共辑录了茅豫《研经室文集》、包世臣《小倦游阁文集》、魏源《清夜斋文集》、阮元《筹济篇》与《式敬篇》、朱云锦《豫乘识小录》、刘鸿翱《绿野堂文集》、龚自珍《定庵文集》、陶澍《印心石屋文集》、陈文述《颐道堂文集》、钱泳《履园丛话》、钦善《吉堂文集》、张瓒昭《天文分野说》等54位当时健在的同时代人的文章179篇，约占全书文章总数的8%。这54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10人，其他没有功名或不详者16人。籍贯以东南地区为最多，其中江苏12人，浙江10人。所选诸人多为朝廷官员，上自大学士、总督，下至府县教谕等。

3.辑录或注出处。

如顾炎武：《说经》、《令史》，注明出自《日知录》；《杂论史事》，注明出自《菰中随笔》。盖顾氏作品甚多，《文编》“姓名总目”所列即有《日知录》、《菰中随笔》、《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特别标明，使读者知道具体出处。卷二《国史儒林传序》，注明出自阮元《揅经室文集》。另外，一些比较罕见的文章，《文编》采录时也会标明出处，如王鸣雷《民夫志》，注明出自《粤东文海》；《田赋总考》，注明出自《邵阳县志》；蒋伊《苏郡田赋议》，注明出自《苏州府志》等，即是如此。

总之，史家修史贵在博而知要，这不仅要求修史者能够融通众说，兼采各家，更需要取其精华，得其要旨。《文编》在文献上之所以表现出博洽、珍贵、慎核等难能可贵的史料特征，除了与魏源等人对本朝文献的熟稔有关外，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他征引文献时所遵循的辑录原则。《文编》的编纂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起义，江南藏书多毁于此，有些材料正是通过《文编》而得以保存下来；正因为《文编》辑录广泛，从而使其成为清代掌故之渊薮，成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和认识魏源等人经世意识、编纂思想的重要依据。

［1］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C］.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本.

［2］魏源.皇朝经世文编［C］.清道光七年（1827年）刻本.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M］.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7.

［4］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