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爱华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历来人们对《西游记》主旨的理解众说纷纭，有劝学、谈禅及讲道等说法。正如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所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每个作者在写作时，心中必然有一个潜在的叙述接受者。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读者的语境差异，读者与作者理想中的接受者必然存在距离，导致对文本理解产生不可避免的偏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的作品往往被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西游记》成书于废丞相而实行内阁制的明朝，正是君权高度膨胀的时代。笔者从皇权主义思想入手，探讨其对《西游记》思想内容的影响。

一、皇权主义思想对佛教徒价值观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大约于公元一世纪两汉交替之时由西域逐渐传入我国内地。［1］在西方历史文明中，王权和教权都曾处过主位，与西方宗教情况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佛教的传播却与皇权统治紧密相关，曾有过“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辉煌，也曾有过“三武灭佛”的黯淡。不管是佛教的繁荣期还是衰落期，其地位都不能与皇权相提并论。

在中国，皇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经过董仲舒对儒学的一番改造之后，其天人感应说，把天道和人事结合起来，天即为神，而君主则是“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汉书·董仲舒传》）这样便使君主神圣化，君主便成了“天”在人间的最高代表。随着时代的发展，皇权思想越来越根深蒂固。以《西游记》为例，故事讲述唐僧西天取经之事，理应为佛家事，佛家子弟在常人看来应该是最脱俗的，可文本中的玄奘法师西天取经之行却带有浓重的皇权意识。试举一例：

（太宗）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原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真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激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到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2］

由此可见唐太宗求经的目的不是宣传佛义，而是想通过引入佛教使自己的江山永固。在中国，佛教是依附于皇权的。正如东晋时佛教领袖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梁高僧传·道安传》）在古代中国，佛教的盛衰都与政权统治者密切相关，这便在佛教传播中让众多传道者认识到“必赖圣君贤相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3］。历朝历代的传道士也都以此为准则，即便是小说中的教徒也不例外，如《封神演义》。唐僧取经之故事虽为虚构，但反映了中国皇权的绝对权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掌握了生杀大权，随着唐太宗观看《起居注》，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即便有谏臣，但听不听最终还是取决于帝王。加之，封建统治下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条件下，也限制了世人的政治眼光。千百年来，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往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见，皇权思想已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在中国，向来是思想依存于政治，为了能够宣传教义，不得不改变宗教的思想迎合当权者。《西游记》中，三藏法师作为一个僧人不能免俗也在情理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2］不觉奇怪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们仍或多或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二、皇权思想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游记》中的影射

中国古代社会，自秦以来，就属于中央集权制的官本位社会组织模式。所谓官本位，即官、吏、僧、道、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以官为尊。［4］皇权地位的稳固，就是靠着一层层的人际关系，推至最后，我们便可知道这背后最大的靠山竟是皇帝本人。我们读《西游记》，最精彩、最令人回味的就是这一路西行中师徒四人是如何战胜各路妖魔的。这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场景便是大多数有背景的妖精都被其天上的主人接走。如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本为太上老君的烧火童子，最后被太上老君带走；狮猁怪本为文殊菩萨养的狮子，最后被文殊带走；九灵元圣本为太乙真人的坐骑九头狮子，最后被太乙真人收走；玉兔精本为嫦娥之宠物，最后被其带回月宫，等等，这些妖精最终都没有性命之忧。而另一类没有神仙做靠山的妖精却不那么走运，如，白骨精、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七蜘蛛精等，由于没有神仙做靠山，最终都是一命归西。这些虽都是虚构之情节，但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现实生活中正是有这种不平等现象，才会被作者反映到文本中，毕竟艺术虚构源于生活真实，而生活真实也往往能为文学创作提供原型启示。这就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强大的人际关系足以成为一道免死金牌。妖精的死在作者看来并没有一种扬善惩恶的快感，而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裙带关系，并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表示不满。其实，不仅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依靠人际关系而摆脱罪责的事例都不胜枚举。我们发现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涵盖面广，包含社会的各个阶层，贵族、士人、农民、商人，甚至是和尚、道士。这样的依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

三、透过《西游记》看明代中后期皇权思想下世人的心态

“嘉靖、万历年间人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曾著录‘鲁府’和‘登州府’刊刻的《西游记》，明末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称幼时曾阅‘出自周邸’的抄本及刻本。”［5］由此，我们可知《西游记》大概成书于明朝的中后期。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起，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君主独裁，思想上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然自南宋陆九渊首创心学，明朝中叶王学兴盛之后，世人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世情小说。但思想的解放，并不能让世人寻得新的出路，他们依旧受到皇权思想的钳制，纵使有反抗，他们思想的高度也不足以让他们挣脱皇权思想的樊篱。试分析历来农民起义，我们仍可以看出所谓的天命论和改朝换代思想，其实是受皇权主义等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最初之反抗，其实难以摆脱皇权思想的影响，他要的无非是“改朝换代”，质疑玉皇大帝的地位合法性，而不是反抗皇权本身。观其成书年代，在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而社会制度却不能与之相适应，这就会使一些世人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内心极度苦闷，他们深知这社会大环境的沉闷禁锢，却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表现到小说中，就让小说染上了一种无奈，一种言不尽的悲剧色彩。屈从于社会不甘，反抗于体制无果。这种思想上的悖论，实为皇权主义影响下作者看不到出路的矛盾。

综上所述，《西游记》实为一部悲剧性质的小说。反抗体制的结果是融入体制成为体质的既得利益者，取经路上遇到的妖怪的生死遭遇无时无刻不提醒取经四人，只有依附在裙带关系之下，只有站对了队伍才能存活下去。其结局，取经大业顺利完成，师徒四人皆名利双收，看似圆满，其实却在人不察觉的情况下偷换了主题，由前七回突出的“反抗主题”转入了“取经神话的主题”。对于文本中的悟空来说，想改变现状，却无力回天，其实是面对现实强权的一种妥协。改变了其初衷，本是自己要夺皇位，却最终成了皇权下的得力助手，结局愈是圆满，愈显其悲。作者写作《西游记》的意图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幻中带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无可奈何，寻求出路，却无路可寻的惘然。而幻中有趣，其实为哭中带笑，嘲讽而已。

［1］曾绚琦.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外来宗教的传播［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3）.

［2］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P158-P161.

［3］印光.印光集·净土决疑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史仲文.文学经典中的众生之相［M］.郑州：大象出版，2008.P6.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