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重庆工商大学 聂树平

民国时就有人针对“修身”科目发表议论说：“教科书，死者也；教员，活者也。与其常对学生作死语，不如常对学生作活语”、“教员之一言以动，修身教科书也，学生之一言一动，修身教科书之材料也。同在学校中，无时不可讲修身，无事不可讲修身，或严厉以戒之，或谈笑以导之，或慷慨悲怨以感悟之，苟得其宜，收效无形”（庄俞《论小学教育》，1909）。假设倒退一百年，湖南新化县上梅镇北渡小学杨建一校长的举动是当之无愧的德育教科书。

杨校长倒下了，2013年1月15日，他倒在学校门前那片菜地里，倒在歹徒的凶器之下，鲜血染红了菜地的泥土，往日碧绿的菜叶，也浸透了他的殷殷热血。这一方热土，见证了杨校长的爱心，这一次与坏人作斗争，再次证明，我们的时代，教育界还是有好老师在，有良好师德在。杨老师的言行，谱写了师德师风的壮美乐章。

北渡小学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写的是“满腔热血舌种笔耕浇灌满园花朵，一片真情言传身教育成一代栋梁”，杨校长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与歹徒搏斗之举正践行了对联上的内容。他身前曾在工作笔记本中写过：“教育是我事业的全部，学生是我生命的全部。为了教育事业，我无怨无悔;为了孩子的成长，我在所不惜。”杨校长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有网友评议，如果学校围墙高一点，如果学生自救意识强一点，如果当时其他老师也跟着一起上，如果当时学校有警务室，也许杨校长就不会倒下。然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如果。杨校长在那一刻，没有时间去招呼其他同事，也没有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他就凭借的是一个校长、一个教师的本能，要以瘦弱的身体去和歹徒徒手相搏；那个时候，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做的代价。

古人说，“纵千万人，吾往矣”；“当其仁，不让于师”；自清代以来流行的蒙学经典《弟子规》也说：“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一心期望教育学生成为国家栋梁的杨校长，一定已经把这些优秀传统铭记在脑海深处，成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敢于牺牲的精神动力。

在社会转型期，在矛盾频发期，总有人将凶器对准尚读书求学的青少年，在校园里行凶作恶。从2010年到现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的323惨案、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的凶杀案、广东雷州雷城第一小学发生的凶杀案、山东淄博幼儿园凶杀案、河南光山凶杀案，血腥的场面一次一次冲击着我们的眼球，这几次凶案中共死亡10人，受伤50多人。如果把回顾的眼光再放远一点，在民国时期，在川、浙、粤、苏等地，也有很多学校也发生乡民“闹学”“毁学”事件。然而，“究其乱之所由生，则民愚居其半，民穷亦居其半” （《江苏宜兴县乡民焚毁学堂》，《东方杂志》，第六年第八期）， “平日困于官吏之追呼，不能一泄其怨毒，今仅乃于毁学之举，以鸣其不能平之心”（《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到了21世纪创建平安中国的当下，有些现状显然和历史非常相似。古人说：“有钱人财大，无钱人气大”，这些“毁学”“闹学”，杀人伤人的歹徒，多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期望在学校这种公共场所通过极端事件唤起注意，诉求其利益。

对于我们身处学校的人来说，我们更应该保护的是学生的安危；那些有不平之事、心怀不平者，我们可以建议其通过心理咨询或者投诉渠道得到平复。当然，在举国上下形成“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国民气质，还是有赖于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言传身教，有赖于我们全社会培植正能量，祛除暴戾之气。

无论如何，笔者已经在杨校长的殊死搏斗中看到了人性的闪光，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的相关部门，是不是考虑一下如何提高校园应变能力？让每一个学校工作的教职员工都有应对紧急情况的责任感和相关知识。至少，可以提高我们老师们的勇气，不至于在惨案现场腿吓得发软。

在国外的校园，也在频发暴力事件，美国犹他州射击委员会有鉴于此，在2012年12月27日组织一堂免费课，向教师传授如何持有隐蔽武器以及如何应对大规模暴力的知识；我们当然不必照搬，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会应对突发状况，我们就是对自己的育人责任的一种懈怠。我们是老师，是教书育人，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还应该像杨校长一样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行动，书写鲜活的德育教科书，用自己的无声的语言，去教育新一代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