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制度和体制之所以成为此次调查中官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因为它既是探究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存在之源，又是探究清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关键之所在。

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就获得了强势地位，如果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特权思想，有意无意地滥用手中权力，谋一己之私，营苟且之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治国理政在思想理论上的一大飞跃，就是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努力加以践行。30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随着我国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和有序推进，大至规范治国理政的党纪国法，小到基层单位自律管理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是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因而在当下，如果一概而论地将诸多问题的症结都简单归结到制度的缺失，可能就有失偏颇。然而，为什么制度体制问题依然引发官民如此关注？依我之见，是否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制度不配套，制度与制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或者一些制度设计和规定脱离了实际，缺乏可操作性，使得这一类制度不管用、不好用，助长了一些大小官员特权意识蔓延滋生，在搞特权上我行我素，演化出种种权力特殊化、等级化的现象。更有甚者，一些制度本身就是固化特权的制度安排。比如，眼下各级政府还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强化，这实际上也为特权问题存在提供了一种制度土壤。还有一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所谓精英群体，或以“加快发展”为名，人为地设置一些新的特权，或以“深化改革”为由，为自己攫取不当的的权力和利益，或利用职权之便，制定出各种冠冕堂皇的政策规定，从而使种种特权行径制度化合法化。如在住房制度改革结束后，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出台政策，继续搞变相的福利性分房，这些实际上都属于典型的特权行为。而这类行为都被某些貌似合理的外衣笼罩，难以纳入反腐败的视野。这些制度政策的存在,不仅使既得利益得以固化，不断地强化一些体制中人的特权意识,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一种极坏的误导:要想享受特权,你就得成为体制中人。

二是重制定、轻执行，导致制度规定的苍白失效。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缺乏的不是制度本身 （尽管还有不完善之处），而是缺乏制度的执行，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无用的花瓶、闲置的摆设。现实中，一些制度不能被全面执行，特别是当遭遇特权时，自矮三分，或退避三舍，一些地方和官员选择性地执行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规避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对制度的落实停留在表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权力运行失去有效监管。因此，克服特权现象必须在严格执行制度上多下工夫。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垂范，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执行不搞因人而异、下不为例，使自觉执行制度成为领导干部的日常修为。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揭开了反对特权的帷幕，党的总书记带头吃工作餐、不要列队迎接、出行不封道，让全社会看到了执政党反对特权的坚定决心和真实行动。我们坚信，只要持之以恒，一定能够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