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怀岸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大约是二十二三岁吧，我有幸被邀请到张家界参加了一个省内较高规格的笔会——湖南省少数民族创作笔会。十多年后，我曾在一个访谈里提到过这个笔会，我说“认识了很多写作上的老师和朋友，结交至今，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可以说是我捞到的文学上的第一桶金。”这个名单有一长串，向启军、黄青松、张心平、向本贵、邓宏顺等等，女作家也有好几位，唐樱、姚筱琼、王静怡。龙宁英也是其中的一位。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那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旬，大约是十一号到十七号，要不就是十七号到二十三号的事，距我现在提笔写这篇文章的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号刚好整整十六年。

十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期间，笔会上的有些人不再写作了，有些人已经垂老矣，也有些人已经去世，再也见不着了，如叶蔚林，彭志明，物是人非啊，想起来真让人感伤！十六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是牢牢地记住了第一次见到宁英姐的情境。她报到的那天来得很晚，大约是天黑后才到，是有人用小车送来的，当时我刚好就在栖凤宾馆的大堂，看到她从一辆小卧车里下来，我还以为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官员或者女主编呢。那年我还是一个小作者，只在一个内刊发表一个短篇习作，在州报上发表过几篇小散文和短诗，从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辗转来张家界山上参加笔会的，尽管那时我已经在外面的世界里混过好几年，积累了一些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但依然既自卑又自尊，从不主动跟人招呼，以防热脸贴上冷屁股的尴尬。故开始的几天我跟她几乎没有说话。

那年我们在山上住了七天，最后当然是交往了起来。没有想到，龙宁英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高傲或者孤僻的人，更何况，我的同房就是她们花垣的吴国恩，因此这种交往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在宾馆过道里的一个点头，一张桌子吃饭时的交谈，或者晚上一起到某人的房间里聊天，虽然是众声部的，但慢慢的也就熟了，自然得真是记不清楚谁先跟谁说的第一句话。当然，很快也知道了，她不是什么官员或者主编，而只是花垣县一个什么单位的一般干部（具体什么单位忘记了，）开车来送她的是她的男朋友，当时是某单位的司机，后来成了她的老公。

那年对宁英姐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歌声。那年初冬张家界山上天特别冷，因此景区里人不多，好些路段根本见不到一个游客，只有我们这一票人在游山观水。某一天，我们去水绕四门，过了金鞭溪，快到楠木坪时，那里有一片空旷之地，为活跃气氛，有人提议唱歌。我是个五音不全者，任何场合，凡碰到要唱歌，我就远远地躲开了。龙宁英是苗族人，那是个天生就会唱歌的民族，让她唱她就唱。她唱的也是苗歌，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她唱得真好，声音悠扬婉转，清脆嘹亮，也许我们都是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也许是因为我的血液里也有四分之一的苗人的血统的缘故，我觉得那歌子不但好听，而且有一丝丝的哀怨和苍凉。直到去年，我带《上海文学》的张重光先生和《萌芽》的孙文昌先生去花垣玩，宁英姐热情接待，有一晚，在歌厅里我又听到了她唱这个旋律的歌子。那晚我听了她的翻译和解释，才知道她唱的是苗族古歌，讲的是远古时苗人首领蚩尤在逐鹿之战后带领族人向南迁徙的悲壮往事。不哀怨不苍凉才怪呢！

龙宁英是个湘西土生土长的苗族作家，她会苗语，又会汉语，她整理翻译了许多苗族古歌和古籍，这对于她们那个民族是个巨大的贡献，功德无量；她也写了许多汉语的小说和散文，不仅创作量大，影响也大——我说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我们整个湘西，而是指全省、全国的范围了。对于前者，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至于后者，我记得，这十多年来，我也似乎没有真正地、好好地与龙宁英聊过。是的，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聊过文学，虽然这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很熟了，我一直没有叫过她老师或者官职，一直都叫她宁英姐，有时候就直呼她宁英，连龙姓都省略了，尽管她要比我大十来岁。用我们湘西的语说就是“以熟相欺”吧。好在宁英姐是个开朗，大方，从不计较称呼的“主席”——她是花垣县的文联主席，也是我们州作协的副主席。那年笔会之后，我们又见了多次面，更重要的是，我还先后两次跟她“同学。”一次是二千年时吉首大学搞了一个作家班，意在培养湘西本地作家，我们都去了，另一次是省作协办的第一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我又跟她一个班。前者为期两年，后者为期四十天，一起厮混了这么长时间，能不熟吗？

吉大作家班的日子过得散漫无比，自由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开始的一年，宁英姐还常来上课，我们也常在一起吃饭、喝酒，直正跟她很熟稔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她喜欢穿大红或者大绿的外套或者羽绒服，很是耀眼。这恰恰就像她的性格，直爽，热情，开朗。

后来花垣县成立了文联，她当了主席，公务繁忙起来，自然也就来得少了。记得成立文联时，她还邀请了我们前去祝贺，主要是吃喝和玩耍一趟。记得十分有趣的是，在文联成立的大会上，我们的一个同学，另一个县的文联主席发言，一开口就是代表她那个县的几十万人民祝贺花垣县文联的成立——真是笑翻了我们一票人。龙宁英当了官，但她绝对不是那种一开口就打官腔的人，不管是场面上，还是私底下，她都不——至少我从没听到过，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叫她姐，而没有改口的原因。也就是那时候，她送了我一本小说集《女儿桥》，使我有机会系统地读到她的小说。以前只是零星地读过她的一两个作品，还是散文作品。印象深刻的是《妹相思》，写苗家女儿的内心情愫，很动人。《女儿桥》收入了七个中短篇小说，大多数是在《民族文学》《湖南文学》上发表的，那些刊物对于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神圣的殿堂，也有一篇，后来——要过好多年才在《花城》公开发表的。

宁英姐的小说都是写他们本地，本民族的乡村往事的，如果要归类的话，应该属于乡土文学这一脉。人物大多也是女性，少女，媳妇，老妪，她们都心地善良，对生活有美好的向往，却又要在世俗里挣扎、沉浮。她的写作手法直接承接中国文学最传统的那一脉。写得很美，很动人。但那个时候的我在文学上才刚刚起步，在寻找自己的写作路子，想确定自己的叙述风格，正迷恋着西方文学的技巧，研究着什么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生义，对于宁英姐的小说，喜欢是喜欢，但看过了也就过了。从没有去多思多想。我知道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地方的变迁史这个意义上的，也是世道人心的变迁，更是一些小人物的心灵史。文学即人学，龙宁英的小说写出了“人”，而许多的小说是没有人的，只有事件，看起来很大，其实不是文学，是报道。

也是从这本集子的后记中，我得知了宁英姐的一点身世。同我一样，她也是出生在小乡村里的，从小就看妈妈、外婆、小姑刺绣，从小也梦想有一天绣出很美很美的图案，但后来，她识了汉字，没有再走祖祖辈辈的老路，而是用方块的汉字走上了另一条路——写作。由此，她一步步地从边远偏僻的小山村走进县城里。与外面那些高学历，有体面工作，高薪收入的作家相比，我们湘西的作家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很少有高学历的，也很少有不是通过辛苦奋斗才进城的，尤其是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那批湘西作家。龙宁英似乎也只是高中毕业，更要命的是，她的母语是苗语——我听人说过，像他们那一代苗区的人，很多人都是半途，十多岁甚至更晚一些才开始学习汉话，他们能说顺溜汉语就不得了，要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那得下多大的功夫。而且像我们这些乡下人，见识短，知识少，找本书来学习都不容易，最开始的文学创作几乎连涂鸦都算不上的，但经过一二十年，宁英姐终于写出来了，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这简直算是个奇迹。这也可见她坚韧、坚持，按我们湘西的一位老作家的说话，我们湘西的作家，大多数都是“哈”按的，但搞文学有时真的还需要这种“哈气”。文学从来就不是聪明人的事业。龙宁英正是凭着这股子“哈气”，不仅使她成为了一个苗族历史文献学的专家，更写出了很多厚重、优秀的关于他们那个民族的大散文。她后期的散文，古朴，凝重，篇篇散发出历史的苍凉。窃以为，她沿着这个路子，走远一点，再走远一点，很可能我们湘西就要出一个大家了。

我实在是不善于写此类文章，啰里啰嗦地写了以上关于龙宁英的文字，当然我所记下的，也是挂一漏万。当初易清华兄约我写这个短文时，我没有想到的是，能借此可以回忆和疏理一些往事。我现在也是奔四的人了，满世界地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湘西。回来后我发现，那些朋友们，县城的，州内的，依然还是以前一起搞文学的，虽然他们有的从政，有的经商了，但依然还能以文学的名义在一起，依然还是那么熟稔，那么亲切，就像是同一条战壕里趴过一样，那份友情永不褪色，更甭说那些还在坚持写作的朋友了，每年都碰好多次面，喝好多餐酒，有讲不完的话。

一切都与文学有关。

朋友们如此，宁英姐更是如此。否则，我也就没有机缘认识她了，也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