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敌不落井下石，敢于仗义执言，客观公正；对晚生后学尽力提携，甘居人后。梁启超的胸襟与其学问一样永垂典范……

光绪二十七年11月7日，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一时朝野为之震惊。

当时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去世，也深表悲痛。虽然两人政治主张不同，私交不深，但梁启超以其才情，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李鸿章传》，并在“著者自记”中承认：“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是“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没有关系”。

梁启超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发感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合肥（李鸿章是合肥人）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一个政治上的陌路人，尚且如此敬重李鸿章，也是少见的。对李鸿章的评价，显示了梁启超对待政敌的知人论世，客观公正；而在学术学问方面，则更见其大师的胸襟。

梁启超的学问堪称一代翘楚，晚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可是对有真才实学的后辈则是尽力提拔。

1926年8月，年轻的陈寅恪留学归来，梁启超与之一谈，马上被他的学问所折服。要知道梁启超对自己的学问是很自信的，可是一旦看到学问很好的年轻后生，便欣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陈寅恪做国学院导师。鉴于国学院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导师的身份，曹校长不禁问：“此人有无博士学位？”梁启超回答：“没有。”“有无专著发表？”“也没有。”“那——就不好办了。”曹校长面露难色。闻言梁启超大怒：“梁某亦无博士学位，而著作等身。但我这等身著作还赶不上陈先生的三言两语！我能做国学院导师，陈先生为什么不能？”见一向对自己学问颇为自负的梁先生如此推崇陈寅恪，曹校长不再固执己见，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这样，当时年龄不足30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为提携一位年轻人竟能说出“我等身著作赶不上陈先生三言两语”的话，其慧眼识才、甘为人梯的博大胸襟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