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中

(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四川重庆 400700)

不良情绪是指，一个人对客观刺激的反应之后所产生的过度体验［1］。积极乐观的情绪可以提高个体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使我们能积极地应对生活和学习,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消极不良的情绪容易让人悲观消沉、意志薄弱，不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学习，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2]。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期，也是人生的第二个“心理断乳期”，价值观尚不稳定，对事物的认知水平有待提高，因此极易受外界影响；同时又由于非常关注自我、注重个性表达、情绪体验丰富、情绪波动较大。对待外界刺激，大学生容易产生过度体验，如过度亢奋或过度消沉，从而形成各种不良情绪[3]。当大学生对此没有足够重视或没有掌握正确有效的应对策略时，不良情绪长期郁积，可能导致各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等，从而不利于大学生成长与成才[4]。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 ,又可称为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它是心理应激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中介调节因素,个体的应对方式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与强度 ,并进而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5]。

本研究采用《应对方式问卷》考查大学生应对不良情绪的一些策略、手段。旨在了解大学生在应对不良情绪时在策略上是否体现出男女性别的差异，在专业类别上是否体现出专业上的差异，在年级水平上是否随年级的上升，《应对方式问卷》得分越来越高，应对策略越来越成熟。本研究对天津体育学院在校大学生不良情绪应对策略特点的揭示,将为体育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以及大学生心理应激的预警、干预等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提供了较为有价值的实践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某大学1～4年级本科大学生200人为测查对象，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5份，有效回收率为87.5%，共涉及大一至大四4个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为(20.35±1.10)岁，其中男生78人，女生97人，文科专业占56人，理科专业占119人。

1.2 研究方法

采用肖计划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通过实地发放与E-mail相结合的方式，对该大学1～4年级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该问卷由肖计划、许秀峰等人参考Billings&MOOS(1980年)等人研究应对和防御时所用的问卷内容以及有关“应对”的理论思想，根据问卷编制的要求并按逻辑法原则结合汉语的语言特点和我国处事的一些行为习惯编制而成。《应对方式问卷》为自陈式个体应对行为评定量表，节选其中52个条目，每个条目有两个答案“是”、“否”评定的时间范围是指受检者近两年来的应对行为状况。采用“0”、“1”计分法，选“是”的计“1”分，选“否”的计“0”，其中部分项目采用反向计分。问卷内容涉及应对策略6个维度的测量，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及合理化。该量表信度在0.8～0.9之间，内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也良好[5]。

2 结果

2.1 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应对方式(策略)问卷》的6个维度上，除“求助”这一维度上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并且这种差异有显著性且达到0.01的水平外，其余各维度均未体现出性别上的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1)

2.2 专业差异

不同专业(文、理两科)大学生在《应对方式(策略)问卷》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所各有不同，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没有体现出显著性差异。

2.3 年级差异

采用方差分析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级大学生只有在“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显著差异(P<0.05)，而在其他各维度上总体差异不显著。(见表2)

之后对“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两个维度做事后检验，发现大三年级的学生在“解决问题”这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余3个年级(F=5.34，P<0.01)，4个年级的得分依次是大三>大四>大二>大一，而大四学生在“自责”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的得分(F=2.78，P<0.05)，4个年级的得分一次为大四>大一>大二>大三。(见表3)

3 讨论

3.1 男女生在应对策略选择上的比较

从性别上来看，只有“求助”维度男女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t=-2.64,P<0.05)，其他各维度并未体现出显著性差异。究其原因可能和女生情感细腻、依赖性较强有关，女生在遇到突发事件或出现不良情绪时会更多得去求助于亲朋好友。如，找人倾诉以减轻烦恼，投身其他社会活动，寻找新寄托等等。还更多通过调整认知、合理化和幻想的方式以减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3]。而男生自尊心较强，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更愿意自己承担或想办法解决，而不愿向他人倾诉或求助。其自我承担更多，较之女生他们更愿意采取独自探索的方式，这是在本研究中得以体现，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完全相同。这可能是由于男生更喜欢直接面对问题，能得以解决更好，若不能解决就只好一切苦果往肚里咽，受到“我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想法的影响。

表1 男女学生在《应对方式(策略)问卷》上6个维度的得分(平均分±标准差)

表2 4个年级学生在《应对方式(策略)问卷》上各维度的方差分析

表3 不同年级间多重比较

3.2 文理科学生在应对策略选择上的比较

从专业这一水平来看，发现在6个维度上并没有体现出专业之间的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样本量太小或者取样时比较集中在某些特殊的专业，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改进。

3.3 四个年级的学生在应对策略选择上的比较

从年级来看，在“解决问题”和“自责”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大三、大四这两个年级分别在“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两维度得分最高，大一在“解决问题”这一维度上得分最低，说明随着年级的增长，采取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多，这跟社会经验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一新生刚刚入学，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新的学习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还未适应，所以在出现不良情绪时尚不能以解决问题、合理化等较为成熟的策略来应对。而大三年级的学生，历经了2年的锤炼与打磨，基本已经适应周身环境以及人际交往圈，能够采取较为成熟的应对策略如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或采用一些有效策略比如幽默的方式缓解冲突或不快，以积极的应对来迅速的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而大四的学生又面临另一个人生的重大问题，他们即将毕业步入社会，在回顾四年的学习、生活时有时会有不甘或后悔、自责的情况。因而“自责”得分在4个年级中最高，但他们经验老道所以“解决问题”维度的得分也较高。大一年级学生的“自责”得分也较高，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己考入的学校不太理想，或者来到大学之后发现现实低于期望。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对大学生活失去了信心，缺乏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的能力，所以在应对一些突发问题时，经常采用自责的策略。

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应对方式(策略)问卷》上其他维度的得分总体上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

4 结语

大学生在应对不良情绪时在策略上只在“求助”维度上体现出男女性别差异。

大学生在应对不良情绪时在策略上并没有体现出专业上的差异，各维度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大学生在应对不良情绪时在策略上体现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复杂，其中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只体现在“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两个维度上，并表现出“解决问题”维度大三得分最高大一得分最低，而在“自责”维度上大四又表现出最高得分。并不是简单的随年级的上升，而出现越来越成熟的应对策略。其他各个维度不能简单的说有无差异。

[1] 曾天.大学生不良情绪及调试方法的调查与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理论导报,2009：55,62.

[2] 陈钢.试析大学生不良情绪的成因及解决对策[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16(1)：111-112.

[3] 马莉萍.大学生不良情绪困扰的调查研究[D].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2(3)：51-53.

[4] 赖书研.浅析青少年不良情绪——焦虑[D].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81,82.

[5] 张文,车文博,黎兵.大学生心理压力应对方式特点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1).

[6] 解亚宁.简易应对策略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