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杰

（《文化的附加值》，李少君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25元）

少君先生是一位诗人，这一点人所共知——在一个“文学”日益边缘化（更不用说位居“文学”边缘的“诗歌”了）的时代里，他坚守着对于诗歌的忠诚与热爱，对此，我只能感到自愧不如。对于少君先生来说，诗歌，乃是他的“心学”：“我一直认为诗歌对我来说是个人日常宗教，诗歌可修心安心，且是个人行为，并不妨碍他人，也非强制，故有益世事人心。”（《通向神圣与广大》）乍看上去，这样的说法似乎并不特别高明：以文学来修身养性，甚或以文学来作为安身立命的“日常宗教”，此类选择，我们不是经常得见吗？也因此，少君先生的这番言论，怕是也没有太多独特之处吧。

但是且慢——在与一位90后诗人的对谈中，少君先生再次提及其视诗歌为“心学”的主张，但这一次，他为自己的言论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历史语境——他试图探讨的，乃是“全球化时代，诗歌作为一种心学的可能性”。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少君先生为自己的主张加入了“全球化”之类的漂亮字眼，而使之身价陡增——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于，粗略一点说，如果说“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层面的经济、文化乃是政治的宏观运动，而作为“心学”的诗歌意味着直指内心的微观运作，那么，这“宏观”与“微观”之间，是怎么被联系起来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少君先生为什么要将互为两极的“宏观”和“微观”勾连起来——他不是一位追求“内在”的“诗人”吗，“全球化”与他何干？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少君先生近年引起诗坛——当然还有文坛——争议的一个主张，这就是当下诗歌的所谓“草根性”趋向：“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在少君先生看来，此类“草根性”，具有这样几层含义：“一、由于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这一次的诗歌浪潮是从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九十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技术条件，开辟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同样，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三、新诗九十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六十年新诗三大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定会有一批突出的诗人横空出世。”（《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当下的“文化民主化”契机，使得自下而上的诗歌浪潮开始出现，一大批向来无法立足于“诗坛”、“文坛”的“底层”人士（比如“农民”、“打工者”），也开始能够将诗歌“拿来”，作为自己表情达意的武器；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又为此一自下而上的诗歌浪潮提供了绝好的平台——在另一篇随笔里，少君先生即对“网络时代”展开葛兰西意义上争取“文化霸权”的斗争，进而赢得尽可能多“文化空间”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清醒与自觉（《网络时代的文化空间》）。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国诗歌的古今传统，就有可能得到相当出色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当代诗歌“大作”、“大家”的出现，提供良好的基础。这样的描述和判断是否恰当（比如“新媒体”与“文化民主”的关系究竟如何，等等），这当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的问题在于，少君先生为什么会对此一“草根化”趋势，抱有如此强烈的“同情”和“赞许”之意呢？

我想，这与少君先生对于文学的所谓“公共性”的坚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一篇描述“诗人失踪”现象的文章里，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发展，曾有过这样的判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歌逐渐边缘化的时代。诗歌从一种精神转换为一种专业、一种技术（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精神），诗人从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转化为个人化的低吟浅唱，既然是个人化的，自然更多的是对个人才有意义，诗歌与诗人集体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八十年代的那种诗歌的公共性烟消云散了。人们突然发现诗人们都失踪了，一位小说家声称：诗人们已经风流云散了。”（《诗人的失踪现象》）的确，如果说以“朦胧诗”为核心的80年代诗歌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其“公共性”，恐怕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不管是作为“朦胧诗”背景的十七年“生活抒情诗”和“政治抒情诗”，还是作为其“前史”的“文革”“地下诗歌”（食指的创作，以及“白洋淀诗派”等诗歌群落），其与当代中国诸多重大主题的缠绕、勾连，正构成了其基本特色；而作为一场“运动”的“朦胧诗”，也远非只是由那几个充满了强烈政治寓意的诗歌“文本”所组成：作为“民刊”的《今天》的创刊，北岛等人孤身犯险去“西单民主墙”张贴刊物，诗人在公园、学校等“公共空间”的聚集和诗歌朗诵活动，诗人与画家、作家、理论工作者乃至政治人物的交往、讨论，等等：凡此种种，无不都在告诉我们，以“朦胧诗”为起点的80年代诗歌，其一开始，就不以我们今天视若珍宝的所谓“纯文学”为旨归：恰恰相反，诗歌如何回应“公平”、“正义”、“解放”、“自由”等时代命题，才是它考虑的首要问题。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少君先生对于当下诗歌“草根性”趋向的推崇，实在是与其对于诗歌“公共性”理想的坚持密不可分的：因为，深入“底层”生活的肌理，同时又与瞬息万变的网络时空紧密互动的诗歌的“草根性”，其之所以成为可能，不正是因为某种突破了“文坛”狭小“圈子”的、全新的“介入”式主体的出现吗？而此类主体的存在与否，对于当代文学（当然包括当代诗歌）的“公共性”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前些年讨论文学的公共性问题，我就感觉像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我看来，不是什么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作家自身还具有公共性和公共身份吗？如今的很多作家，对真实的生活隔膜，对现实的运行一无所知，对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及其来龙去脉毫无兴趣，整天沉湎于琐碎私事，为小圈子包围，不是想着赚钱就是想着得奖，他自己的兴趣与生活就是边缘化的，甚至还不如一个社会上有点追求有点思考的人，其文学又如何可能公共化呢？”（《诗人，你介入了吗？》）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少君先生成为了一个“介入”式的诗人，所以，他更推崇的第三代诗人，是“莽汉”，而不是被“势利的评论界”高看的“他们”和“非非”；所以，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和韩少功的“开放性”深深吸引着他；所以，他开始讨论NGO，开始讨论“国家公司化与公司国家化”，开始讨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民族主义、大众媒介、卡拉ok……；所以，他主编的《天涯》杂志，一时成为中国极为风生水起、活力充沛的思想论坛——在我看来，少君先生所发的这些议论、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诗人”的传统想象，就此而言，他已经与他所尊崇的“印度知识分子”志同道合了：在一篇专门描写印度知识分子的散文里，少君先生曾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时刻，那是他在印度的某一天，要与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一起去某处热带雨林保护区：“出发时，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中，大家都为全球化剧烈冲击导致当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恶劣状况感到毫无办法，一筹莫展，因而垂头丧气，情绪低落。所以车厢里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气氛，个个无精打采。但随着汽车爬得越来越高，在山腰间盘旋而上，天越来越黑，大家的情绪反而好起来，先是有一两个人开始唱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应和，最后大家亢奋起来，比赛着唱歌，一首接一首，一个接一个，把凡是能想起的歌都唱了。五音不全的，断断续续的，大家都在唱。歌声此起彼伏，印度的，中国的，夹杂在一起，歌声冲破了重重黑暗，回荡在大山的深处，在丛林的上空。大家把嗓子都唱哑了，还在继续唱。印度人本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一夜大家更是唱得如痴如醉，几近疯狂。坐在黑暗中，听着高亢的歌声，我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感动中，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乐观又悲观，既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是啊，这些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如今面对这严峻的全球化现实真是困难重重啊。我感到自己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些纯朴、充满同情心与良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充满敬意，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兄弟般的感情。”（《印度的知识分子》）

老实说，这是少君先生这本文集中最令我动容的文字，它有着诗的美感和真正深刻的切肤之痛——在“新自由主义”正对“美和诗意”大肆殖民的今天，我以为，这样的文字，值得我们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