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荷

2012年，78岁的阎崇年第四次走上使他名声大噪的央视“百家讲坛”节目，题目是“大故宫”，讲的还是他所熟悉和热爱的明清史。与前三次以时间为序讲述历史不同，这次他把明清近600年历史聚焦在了故宫这个空间之中，所有的人物都与这座建筑有关，所有的事件都在这个建筑中发生、展开、终结。而与前三次相同的是，以电视讲稿为基础润色而成的同名图书《大故宫》，随着节目的播出很快走俏市场。

“在读《大故宫》，感到自己的无知。身在京城，对那些历史遗迹却熟视无睹。还好，趁着还不老，可以带着对历史的敬畏踏遍京城。”有网友这样说。而阎崇年说，他想做的，正是通过讲述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文物、古建、艺术、园林，使今人和后人对于中华文化遗产能够“抱以敬畏之心，赞颂之意，骄傲之情，欣赏之趣，而行守护之职，关爱之意，学习之心，弘扬之责。”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与故宫的渊源？

阎崇年：我是山东蓬莱人。从我曾祖父那辈起，就开始到北京谋生，但一直到我父亲，都没在北京定居，家眷都留在山东老家。1949年5月，我刚满15岁，第一次来到北京，投奔父亲，也就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故宫。那时，与其他孩子没有两样，我既惊叹于故宫建筑的高大，也对其中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充满了好奇。后来，我到北京六中念中学，学校的校址就在南长街南口。因为校内空间有限，体育课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与故宫的距离非常近。

从事明清史研究之后，进入故宫、研究故宫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工作的北京市社科院，有研究北京历史的任务，成立了北京史研究会，我做常务理事、秘书长。关于北京的历史，学者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故宫，于是北京史研究会就经常在故宫开理事会。此外，我又是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到故宫开会、参观的机会比较多。因为这些特殊的条件，与一般人比起来，我对故宫了解得多一些，对故宫一些不开放的院落看得多一些。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位于故宫西华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看明清档案。常常是早晨到的时候，档案馆还没开门，就坐在西华门门口等，中午吃一个自带的窝头，下午闭馆才回家。

算下来，我进入故宫的次数绝对在千次以上。对于一个不在故宫工作的人来说，我对故宫算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研究明清史、研究故宫之路的？

阎崇年：我先是对先秦史更有兴趣。我写了几篇文章，请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指导。杨先生夸赞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但建议我应该研究清史。他说，研究先秦历史，北京没有地理优势。文献材料都可以看，但考古材料看不到，人家发掘完了，写成发掘报告，你看到是第二手材料，就没有学术优势。杨先生说，在北京研究清史更有优势：第一，清朝的首都在北京。第二，大量的清朝文献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在北京。第三，皇家宫殿、坛庙、园林和大量文物在北京。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什么都没干，天天想这个事，终于想明白了，我觉得杨先生讲得对，我于是开始着手学习清史。这应该是在1963年，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

白寿彝先生说过，研究历史要追根溯源，而清史的根源在关外。为此，我赴东北考察满族的起源，同时研读《明实录》《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故宫是清代的皇宫，研究清代的帝王不能不研究故宫。这样一路下来，就具备了研究清史、研究故宫的一定基础。

记者：“大故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在何处？

阎崇年：故宫不仅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本身就很“大”。

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提出过“故宫学”的概念。他认为，故宫的范围不应局限在紫禁城这个具体的建筑中，研究也不局限于建筑学、文物学等具体的学科。因此，他组织有关故宫学的学术会议，有很多来自沈阳故宫、清东陵、清西陵的研究者，甚至还有研究明中都的学者参加，视野非常宽阔。

“大故宫”的概念就是受到了故宫学的启发，不仅包含北京故宫，而且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坛庙寺院、皇家园林、行宫陵寝，以及沈阳故宫和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凡原内务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之内。在学术上，既有历史学，还涉及建筑学、文物学、文献学、档案学、艺术学、园林学、规划学、故宫学和满学等。而且“大故宫”横跨近600年的历史，内容庞杂。

最近，我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纳为五个特点：一是悠久性。中国的历史悠久，这是没有争议的。二是广域性。明清强盛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三是连续性。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过。四是聚合性。当今56个民族都聚合在中华文明之中。五是文粹性。中国的书法、绘画、刺绣、陶瓷、建筑、园林、善本典籍等都是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1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累积的文化，就浓缩在72万平方米的故宫，可以称之为“中华历史文明的神圣殿堂”。因此，我乐意向国人、世人介绍故宫。

记者：在此次撰写《大故宫》的过程中，对故宫有无新的理解和认识？

阎崇年：“大故宫”的内容太丰富了，而我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讲古建，我不如古建专家；讲书画，我不如书画专家；讲宫史，我不如宫廷史专家。为了写这部书，可以说查阅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从前没有做过的研究。

比如，顺治帝定都北京后，所有王府都建在北京，且都在内城以里，能查到的有五十余座。但我发现，理亲王府建在城郊之外，从前未见文献记载。2008年，利用到台湾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到了康熙六十年满文《上驷院郎中尚之勋等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这是清内务府向康熙帝奏报郑家庄行宫竣工的满文档案，档案记载，理亲王府建在昌平郑各庄，其他如项目内容、具体尺寸、实际花费等均有详细记录。回到北京后，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藤摸瓜，经邹爱莲馆长和郭美兰研究员协助，又查到康熙五十七年满文《内务府等奏为核计郑家庄马房城地方建房所需钱粮事折》。这样，康熙行宫和理亲王府的开工、竣工档案前后呼应，再加上其他满、汉文的文献与档案记载，郑各庄理亲王府的悬疑问题，豁然冰释。在书中，我专辟一讲来讲理亲王府的原委。

再如三希堂。很多人知道三希堂面积极小，但到底有多小呢？不少人说是9.6平方米。经我实测：三希堂东西长210厘米，南北宽228厘米，面积4.8平方米。屋里一半为炕，长210厘米，宽114厘米，面积2.4平方米，比一般人家的双人床还小。

记者：在您看来，当代人应该怎样理解故宫？

阎崇年：故宫的器物、书画、建筑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空间中去解读，才具有鲜活的生命。故宫是复杂的，多面的。有人用“血朝廷”来揭示帝制时代皇宫阴暗、冷酷、血腥、暴虐的一面。但是，故宫的建筑、器物、服饰、书画、典籍、档案等，早已不是皇家的财富，而都是士人、匠师、能工、夫役等，用鲜血、智慧、汗水和生命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

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大故宫》是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如果每个人都手持一本《大故宫》到故宫参观，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文化体验和文化了解。”这正是我研究故宫、写故宫、讲故宫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