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翟铮璇

受访者简介：郑晓群，1955年出生，曾任媒体文字记者，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工艺大学，1994年至今任《温州日报》摄影记者，作品《笼中》获第56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

郑晓群：组照《笼中》的第一张照片，是在2011年4、5月份去温州动物园采访时偶然拍摄的。当时，我在温州动物园采访结束后，还有点时间，就在园里转转。园内只有一只长颈鹿，比较孤单，我当时就拍了。回来将照片导入电脑，处理成黑白照片时，我感觉这照片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孤寂！一种孤寂感打动了我。我有个特点，不喜欢太美丽的风光，喜欢空灵、孤寂一点的。我将这图的四角压暗，孤寂感更加强烈。我当时觉得拍这样一组照片蛮有意思，而且近年我一直想做个主题影展，一直在考虑拍什么，两种想法一拍即合。于是，组照《笼中》的拍摄就开始了。之后，基本是人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哈尔滨、福州、杭州、苏州、上海、南京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照片的镜头表现分为三类：一类是将动物主体拍小，留出较大画面空间，主要抓动物肢体语言，表现动物的声音，比如狭窄小笼子里的节尾狐猴（图1）；另一类是特写，比如那头大象，主要抓表情；还有一种，表现狭小空间里的动物，比如那些呆在狭窄房间里的火烈鸟，表现拥挤。

精选12张参加“荷赛”的照片时，我使用较常规的组照编辑手法，而没有采用编辑一组同样景别照片的方法，尽管我个人比较喜欢后者。我要求广角、中景等都有，讲求镜头运用的变化。我采用两条标准：一种是大场景结合狭小空间内的小主体，给环境留出空间。二是特写要以情动人，挑选表现孤独、呆滞的照片，比如狮子（图2）；我本来想将动物肖像组成一组，绝望的、呆滞的等，但效果比较单一，所以我将两种标准掺杂在一起。我的这组与常河那组《动物园》编辑手法不同，简单就镜头语言讲，我选择加入了特写。

我一直比较喜欢黑白照片，我在日本学习了四年黑白摄影，有漂亮的传统暗房技术。我这组照片如果以彩色来呈现，其感觉完全不同。色彩太过杂乱会分散读者的视觉注意力。用黑白影调，在一定程度上使画面更抽象、简洁，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参赛时，我对大象那张比较担心，因为在画面四角做了一些压黑处理，但没有添加、删改画面元素，遵循传统暗房技术。在奖项揭晓前夜，组委会发邮件抽调原片。后来，原片通过审查。

郑晓群：动物在园里虽然生活无忧，但失去了自由和活力，变得孤单，这就是代价。拍动物，其实也是在拍人。1999年拍马戏团的动物，当时组照名字叫《当自由失去的时候》。失去自由、遭受痛苦就是《笼中》一直想表现的主题。拍动物的时候，我联想到人也是被关在各种各样的笼子里。比如被世俗观念束缚的人等，毕竟绝大多数人得不到那些世俗追求的金钱、地位等，就感到痛苦，这很像在牢笼里。

我一直喜欢契诃夫、巴尔扎克的书，我经历过文革，后来在部队读了很多书。我认为文学作品越有批判性越有生命力，摄影作品也如此。

郑晓群：我比较喜欢一只猴子爬在铁丝网上的那张，主体很小，铁丝网空间很大。这只猴子我拍了很多，猴子背对我望着外面时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能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意境。与笼中的主题很相配。

图1、图2 第56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笼中》。（郑晓群/摄）

图3、图4 第56届“荷赛”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我好想爸爸妈妈》。（傅拥军/摄）

我的照片基本一次性定格，从不裁剪，我抓拍的功夫不错，对瞬间构图有把握。这种特点源于东京工艺大学的教育。国内的摄影教材对构图可以讲上好多课，但东京工艺大学就讲一节课，然后就去拍。他们不提倡剪裁，而国内将剪裁作为二次构图。我认为，第一、剪裁后，画质受影响；第二，你抓下的瞬间永远比你二次剪裁时拿个尺子裁来裁去要鲜活得多，很多时候第一张的感觉最好。另外，我喜欢大空间、小主体的照片，相比特写，这类照片更不好拍，因为画面内各元素的位置、光线等有较多讲究。

郑晓群：就自然类而言，我认为没有多大变化。我认为“荷赛”作品与我们日常的新闻照片要求还是不太相同，比较类似纪实类作品。主要变化在于题材、摄影手法。也有专家提出今年“荷赛”仍在回归经典。我个人认为本届自然类的组照一等奖和三等奖更多抓取独特画面，强调猎奇，表现美。我的这组多少有点不同，带有一些情绪在里面。

受访者简介：傅拥军，现任《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快拍快拍”网发起人，作品《西湖边的一棵树》《我好想爸爸妈妈》分获第52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第56届“荷赛”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

傅拥军：其实我较早关注留守儿童。2006年我拍了《宝贝不哭，明年再来》，此后便一直持续跟踪，这是一组因长期跟踪摸到线索而拍摄的照片。当时，由于匆忙，小女孩傅香君的名字没有留下，第二年，我终于通过博客上的留言找到她，跟她结对子。

2008年11月，我去傅香君老家采访。她说晚上学校寝室里孩子想妈妈就会哭，一个孩子哭了，很多孩子也跟着哭。晚上我住在傅香君家里，风吹开遮窗户的尼龙薄膜，能把人冻醒。2012年，来杭州与父母一起生活了3年的傅香君因异地高考问题，不得不回到家乡。我陪父女二人返乡，一边记录这个无奈的现实，一边也想拍拍她的老家。

年轻人出去打工，孩子和老人留守，村子快被废弃了。傅香君家的老房子快倒了，连门都没有了。她父亲让我帮忙在房前拍张纪念照，拍完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只能在外面活了……”

随后我们爬了两小时山路，来到樟木村傅香君的姑姑傅华英家，也就是这组照片的拍摄地。晚上吃饭时，我问傅华英村子里留守儿童多不多，傅华英脱口而出：“21个。”她是村庄代课老师。她聊到这些孩子，哭了好几次，说很可怜，有些孩子做梦都在喊爸爸妈妈。她的工资只有700元，家人劝她辞职，但她舍不得孩子。

第二天，我就去拍她的故事。采访结束后，我想给这21个孩子及傅华英拍纪念照，我觉得这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包括我自己。组照的场景就是教室后面。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孩子单独面对镜头很紧张，甚至不敢看镜头，很害怕。这是留守儿童独有的特征。但他们跟老师在一起时，眼神就淡定一些，有的孩子还有点笑容。这个时代太亏欠这些孩子了。

傅拥军：当时，大理影会我展出了多年拍摄的留守儿童照片，大概有60多张，其中包含在樟木村拍摄的21个孩子的照片，罗伯特·普雷基看到后，很喜欢表现樟木村留守儿童的那组。他跟我说，只要这21个孩子的照片就足够了，其他的可以不要。

因“荷赛”规则限制，我在组照编排上下了点功夫，我从这21个孩子的照片里选了12张，表现了5个孩子。男孩、女孩的比例，孩子的眼神等，我都考虑了（图3、图4）。

组照结尾留了一张老师单人留影和一张空场景。我考虑，整体组照不能采取不断重复的方式，最后要意味深长，表达人去楼空的感觉。因为我在采访中，与老师聊了很多问题。老师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有的当官、有的外出……和孩子合影时，她对每个孩子都舍不得，说：“这些孩子又要走喽……”这种感受让我无形中觉得孩子都要离开，留下来的只有老师……所以我当时不假思索直接拍了空场景和老师单人照，表现当事人的现场感受。

我觉得采访扎实很重要，对采访对象真正了解后，很多照片就水到渠成了。我采访时会顺便录音，也会让采访对象在本子上写点基本信息。我认为这是记者的一个基本素养，摄影记者首先是记者。我看到一些照片中的人物主体没名没姓，感觉很不好。

拍到现在，我的留守儿童题材才完成三分之一，将来可关注留守儿童的父母、爷爷、所在村落等，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留影。

傅拥军：在樟木村拍完傅华英和孩子后，我回杭州洗了两套照片，都寄给了孩子。一套留给他们，一套请孩子写上名字、爸妈在哪，然后寄还给我，因为我拍留守儿童都要有名有姓。但照片寄回来后，我发现，孩子除按要求写了名字外，不少还在上面写下“我好想爸爸妈妈”，还画了汽车、爸爸妈妈、房子、花……我当时就被感动了，组照标题由此诞生。《我好想爸爸妈妈》的标题反映了留守儿童的需要。

傅拥军：我个人比较喜欢安静的照片。我拍照片时都是静悄悄的。我平时采访，遇阻拦就不拍，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与采访对象在一起，亲和力好就很容易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要多站在他们的立场思考问题，这样很容易跟采访对象建立真诚的关系。一名摄影记者的真诚很重要，这样才能更了解别人，别人才能把真东西告诉你，才能拍到好照片。平淡的照片虽然不能一下子抓牢别人，但读者能看到那些真诚的东西。我拍这些“安静”的照片时没有一定要得奖的想法。

傅拥军：没有特别的诀窍，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不一样，要顺其自然。当你的内心与摄影所谓的潮流、风格相冲突时怎么办呢？以看大师作品为例，我学习他们的观察方法、影像表达，而不是他怎么拍你就怎么拍。

我认为摄影成就的判断标准是，作品能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回忆？普通读者能不能感受到照片传递出来的感情？你做的摄影报道对社会能不能起作用？能不能帮到困难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