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产生和发展(上)

2013-07-20余德泉

对联 2013年23期

●余德泉

编者按：余德泉先生历时三年，已完成《中华对联通论》初稿。全稿凡二十章七十余节约百万字，《对联的产生和发展》乃其中之第二章。由于这一章的内容涉及许多史料，尤其是唐代的对联史料多为转录，初发表者既无实物佐证，也多未说明引自何书，其准确性难免令人质疑。现将此章在本刊发表，目的是向广大联友征求意见，以便修改和补充：一、希望联友指谬。二、希望联友帮助提供确凿的出处包括实物图片。三、希望联友帮助提供宋代以前的新的可靠资料。联友的意见和资料请寄给作者本人：410017 长沙市岳麓区王家湾山语林居13栋502，电子邮箱yudq123@126.com 。

第一节对联不可能产生在齐梁以前

首先有两个概念必须明确。

第一个：对联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

所谓对仗句，一般定义为诗词赋中的对偶句。由于诗词赋中的对偶句对偶平仄要求都比较严格，所以确切一点说就是对偶平仄要求都比较严格的对偶句。

『对联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这句话有两重意思。第一重：不是对仗句而仅为一般对偶者，不是对联。第二重：是对仗句但没有独立使用者，也不是对联。

第二个：导致对联产生有一些基础因素，但任何一种基础因素都只是对联产生的一个源头而已，不能与对联本身混为一谈。

导致对联产生的基础因素，除了独具特点的可以排列得很整齐方块汉字而外，主要有对偶、隔句对和联句。对偶是对联产生的最根本的依据，隔句对即扇对是推进对联由每边一句向多句发展的最主要的启迪，而联句则是推动对仗句独立使用的最直接的方式。

对偶之使用由来已久。先秦两汉之古籍，几乎没有一本没有。如《诗经· 伐木》之『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论语· 泰伯》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史记· 张仪列传》之『车千乘，骑万匹』，等等皆是。

对偶和对联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凡对联都是对偶，却不可以说凡对偶都是对联。这是由于一般对偶只是一种修辞格，而对联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一般对偶通常都寓于诗文之中，而对联总是单独使用；一般对偶则只要句式相应就行，出现重字和词语相对不大工整没有关系，而对联不仅要求句式相应，而且讲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字数也要相等。由于对偶与对联有这些区别，就不能等同视之。所谓探讨对联的历史发展，就是要探讨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即从作为修辞格的对偶中分离出来单独使用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发展下来的。不明白这一点，把力量放到探讨一般对偶的历史发展上，就会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取得应有的结果。但通常探讨对联起源的文章，却常常把对联和一般对偶搅在一起，有时甚至以探索一般对偶之源来代替探索对联之源，这是很不妥当的。其所以如此，就是没有弄清对联和一般对偶二者的界线。

隔句对，又称扇对。所谓隔句对，指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这种跨句相对的情形。这样的例子《诗经》中就有了。《小雅· 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已肇其端。如果将第三句与第四句移至第一句第二句下作双行排列，就形同一副每边两句的对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里只说『形同』而不是等同，是因为对联同这种诗的隔句对比较起来，又有不同之处。诗为平声韵脚，除有时首句入韵外，都是单句仄声不入韵，双句平声入韵。这样一来，平行的对仗句句脚，平仄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同的了。绝句入律者，等于半首律诗，亦不例外。《诗经》除主要是四言句和押韵而外，无其他格律可言，押韵的情形各诗大体相同。再看《采薇》这四句的句脚：『依』与『霏』都是平声，『矣』为仄，『思』为平，是上古用韵不如律诗严格所致；而对联要求上下联句脚平仄应当相反。若全联四句，则上联句脚为『平，仄』，下联句脚为『仄，平』，不能随便打破。此外，为隔句对者，四句的字数都一样多。对联不然，出联各句的字数可以有多有少，对句的字数，要求与出句相等。诗之隔句对每边只有两句，对联每边的句数可以超过两句。对联与诗之隔句对的这种不同，正是对联之所以是对联而非诗的隔句对的本质所在，也是对联在隔句对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联句，本是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多为一人一句一韵或一人两句一韵者，依次流转。后来习惯于一人出上句，续者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继。这种方式相传起于汉武帝的《柏梁台》诗，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在唐代已很常见，这是事实。

唐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三月，颜真卿和陆羽、李萼等十几位文人相约游览潘氏竹山堂书院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联句活动，影响深远。联句依次如下：

竹山招隐处，潘子读书堂。（颜真卿）

万卷皆成帙，千竿不作行。（陆羽）

守道心自乐，下帷名益彰。（裴修）

风来似秋兴，花发胜河阳。（康选）

支策晓云近，援琴春日长。（汤清河）

水田聊学稼，野圃试条桑。（皎然）

巾折定因雨，履穿宁为霜。（陆士修）

解衣垂蕙带，拂席坐藜床。（房夔）

檐宇驯轻翼，簪裾染众芳。（颜粲）

草生还近砌，藤长稍依墙。（颜颛）

鱼乐怜清浅，禽闲熹颉行。（颜须）

空园种桃李，远野下牛羊。（韦介）

读易三时罢，围棋百事忘。（李观）

境幽神自王（旺），道在器犹藏。（房益）

昼饮山僧茗，宵传野客觞。（柳淡）

遥峰对枕席，丽藻映缣湘。（颜岘）

偶得幽栖地，无心学郑乡。（潘述）

上述联句见于《全唐诗外编》，故宫博物院藏有颜真卿手书墨迹。这是一人两句一韵者。若将各人的对仗句抽出独立运用，都是一副对仗工稳的对联，只是这里上承下接，没有分开，有些对仗句也不适合作对联罢了。

又《唐才子传》卷一云：

宋之问（六五六——七一二）贬还，道出钱塘，游灵隐寺。夜月，行吟长廊下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未得下联。有老僧燃灯坐禅，问曰：『少年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曰：『欲题此寺而思不属。』僧笑曰：『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也是一种无形中的联句。

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独立使用就是一副很好的胜迹联。

也有一人出上句一人对下句者。《北梦琐言》卷四即有记载：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温）庭云乃以『玉条脱』续，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

『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此。温庭云即温庭筠。一人两句一韵与一人出上句一人对下句这两种联句的方式后世均加以采用。一人单独完成一个对仗句或者将别人的上句对成一联的方式，这同后来之所谓『对对子』毫无二致，在对课练习中尤其常见。从已存的书目来看，隋代就有对课启蒙读物，尽管尚未见到书的内容，但可以肯定没有明清两代编的那么好。既有启蒙读物，上述两种联句方式就很难说不存在。这对推动对仗句的独立运用以致对联在唐代的产生都是可以想见的。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推动了对联的产生。比较明显的就是摘句与书壁。

摘句就是从诗特别是律诗中摘出对仗句来独立运用。律诗之『联』转化为对联，是有条件的。这一点，香港梁羽生先生在《律诗之『联』不同于对联》这篇短文中，以杜甫《蜀相》等两诗为例，说得很清楚。他说：『（《蜀相》）中的颈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可说是囊括了武侯生平，因此可以抽出来，「独立」作为武侯祠的楹联；颔联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是承接首联，进而描写祠堂的景物的，它就不如颈联之有独立性了，不过，可以用作表现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联。这类诗联是不大适用于作一般对联的。杜甫另一首《送郑十八》的七律，其中颈联

苍惶已就长途往，

邂逅无端出饯迟。

写的是两人间的私事，那就不能作为对联了。』

《唐语林》卷二刘禹锡云：

『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诸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

从一篇祭文中摘出一个对仗句单独使用，挽联即由此而生。可以认为，对联之长短句式，正是以摘文章中之长短句式为发端的。受词句的进一步影响还是后来的事。《渔隐丛话》的酒令（见下文），句式上也是受这种摘句影响的结果。文中的对仗句亦可摘而成联，可见摘句成联非律诗的专利品。只是律诗之摘句成联比其它文体之摘句成联，机会要多一些罢了。

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一文中说：

『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不限于律句）摘出来，加以评赏，此风始于六朝。钟嵘《诗品》中即有其例。唐代批评家又用「摘句图」这样一种形式，将标举警句这种批评方法固定下来，这些句子就更容易传颂人口。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作品流传的并非全篇，而只是其中的某些警句了。』

搞摘句图，是自觉的摘句。而常见的则是有意无意地摘句的情形。一篇诗作，如果其中有个精彩的对仗句，人们拿出来单独使用，不胫而走，无形中就摘了句。比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今许多人不能全背这首诗，但这两句却记得很熟，这就无异于记下了一副摘句对联。

摘句这种形式，对于对联的独立发展，影响是显然的。

书壁就是把诗或者句子写到壁上。唐代诗人，多为书家，常有题壁的习惯，或在酒后，或在其他情况下。李白《草书歌行》一诗，就有怀素上人『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的描述。颜真卿和杜甫都有题壁对联，比孟昶所题门联早二百余年，例见本章第二节

人心无路见，

时事只天知。

据说无锡惠山也有一副唐张祜题在石壁上的对联：

小洞穿斜竹，

重街夹细沙。

此联出自张祜《题惠山寺》。如果真是张祜当年将此书于石壁，比孟昶题门联也要早出一百余年。

有人认为，在桃木板上写『神荼』和『郁垒』，实际上就是神名对神名，可算是二言对子，是对联的雏形。表面看来，的确如此。其实，这种看法是有些不妥的。因为『神荼』与『郁垒』恰好成对，纯属偶然。当时人们在门上写这几个字，只想借这两个神来保佑自己，何曾虑及它们之间对与不对、联与不联的问题。如果两个神当中，有一个神的名字是三个字或四个字，也会照样写上去的。而每户人家写的都这么几个字，这与后来的对联，也没有相同之处。至于后来人们把桃木板上的神荼、郁垒二神名换成其他对仗句子，是否由此得到一些启发——比如见其对得整齐，有美感，而老这么几个字，又太单调，于是加以改造——这倒是有可能的。

庐陵何绍先在《对联汇海》中说：『考古家谓对联即桃符遗制，始于孟昶而盛于明孝陵（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门联而言。若堂室之题句，则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满」，巳为滥觞。』『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诸葛亮《戒子书》；『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出自《后汉书·孔融传》。特别是孔北海的两句，对得很工，所以何绍先把它们说成是对联『堂室题句』之『滥觞』。按此，对

联就产生在东汉末年了。但是诸葛亮与孔北海的句子都只是行文的一部分，并未独立使用，把它们视为对联堂室题句之『滥觞』，是不对的，否则时间更早之司马相如与扬雄赋中的许多平行句式，就得视为『滥觞』的滥觞了。

《世说新语》载，陆士龙与荀鸣鹤某日在张华处相遇，两人自我介绍，陆云：『云间陆土龙。』荀答：『日下荀鸣鹤。』有人据此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两晋，这也是不妥的。因为陆、荀在报名时只是按照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习俗道出姓名而已。而『云间』与『日下』正好是他们的籍贯，如果其中一人的籍贯在别的地方或者字数不一样多，相对可能就没有这么工整了。所以《野客丛谈》卷二十五说这是『不期对而对』的产物，正说明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二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巧合罢了，尽管两句对得很工，纯属偶然，也不能算是对联。

以上两例均早于南朝。学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南朝以前没有对联也不可能产生对联这种文体。这是因为构成对联的两大基本要素对仗与平仄，特别是平仄，是南朝齐梁年间才有所认识，齐梁以前还没有概念。

我在《对联格律——对联谱》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创立律句，要求在作诗时严格避免声韵的不合理搭配，而应通过平仄的抑扬和谐来构成诗歌的弦律美，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间，轻重互异』，加上在诗中自觉地使用对仗，便开了唐代律诗的先声。只是诗句的句数不限，平仄尚不如唐代律诗那么严，对仗句的位置也不固定罢了。这种诗被称为『永明体』。看谢朓之《入朝曲》（字下之『-』表示平声，『·』表示仄声，下同）：

①江南佳丽地，②金陵帝王州。

③逶迤带绿水，④迢递起朱楼。

⑤飞甍夹驰道，⑥垂杨荫御沟。

⑨献纳云台表，⑩功名良可收。

这首诗共十句，前八句全是对仗。从平仄看，律句的四种格式，即『平平平仄仄』（第①句）、『仄仄仄平平』（第⑧句）、『仄仄平平仄』（第⑨句）、『平平仄仄平』（第⑥句），全有了。只还没有像唐代律诗那样讲求粘对。

又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①依然临江渚，②长望倚河津。

③鼓声随听绝，④帆势与云邻。

⑤泊处空余鸟，⑥离亭已散人。

⑦林塞正下叶，⑧钓晚欲收纶。

⑨如何相背运，⑩江汉与城闉。

这首诗也是十句，中间六句对仗。在这首诗中，还出现了『仄平平仄仄』（第③句）和『平仄仄平平』（第②④句）这样的平仄格式。后世五言联句之首字为领字、全句作一四节奏者，如『看东骧神骏』（昆明大观楼长联）之类，可能正是从这种平仄格式得到启发而发展来的，只是这首诗的停顿还不是如此。

『永明体』中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对仗句和几种平仄格式的情形，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不仅奠定了唐代律诗产生的基础，也奠定了对联产生的基础。

尊师王力先生说：『六朝以前未有四声的名称，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古汉语的语音里共有几种声调。』又说：『四声之说，始于南北朝（余按：具体地说是公元六世纪前后南朝齐梁年间）的沈约(四四一——五一三)、周颙诸人。』有意识地运用在四声基础上产生的平仄并形成一定的规则也是在南朝『永明体』的诗中。《南史·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官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

宫商，本指音乐的两个调，这里指平上去入交替使用，相当于今天之所谓平仄。又《沈约传》云：

约撰《四声谱》，…… 自谓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

王力先生评论说：『就这两段史料看来，四声的系统在当时虽已成立，但还不曾为一般人所意识到，沈约等不过是先知者而已。』在此之前，人们尚不知道四声为何物，更不用说平仄的运用规则，对对仗的使用，也处于朦胧阶段，即使其时，对四声的知者和运用者还只是极少数『先知者』，既然如此，既讲究对仗又讲究平仄的对联，如何能够一下子就产生呢！

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说：『考宋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吊庆，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刘孝绰是齐梁年间（非宋）人，已生活在构成对联的两大要素已经出现的时代。但是构成对联的两大要素已经出现并不等于对联就马上出现。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直至隋朝出现的堪称对联的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再说刘氏兄妹不过续诗而已，而非续联，两人之作，同押一韵，尚未从诗中脱胎，也算不得真正的对联。如果说『语皆骈俪，又题于门』就是对联，那么古代对偶押韵的桃符诗句题于门者也应作对联视之了。因此，南朝齐梁年间虽已有对联产生的条件，但刘孝绰兄妹这样的句子，还不能以开先河之例视之。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不要看到齐梁乃至齐梁以前偶然对得工整一点的对偶句子就轻易说他们是对联。

人们通常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五代，其根据是迄今所见史书记载最早的一副对联是这个时候写的，《宋史· 蜀世家》：『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广政二十六年即九六四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这是实实在在的对联。何绍先说这是门联之始而非整个对联之始。说非整个对联之始是对的，但说是门联之始便不对了。因为不管是门联还是非门联，此前均已出现。这只能说是正史记载最早的一副对联中的门联而已。就后蜀而言，孟昶写对联也不是广政二十六年才开始的。《宋史· 蜀世家》云，孟昶『每岁除』都『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孟昶是公元九三四年即位的，若从此时算起，《宋史》所载对联的题写时间又可上推三十来年，离李唐的灭亡不过四十年左右。在五代时，如果对联尚未发展到被社会接受的地步，作为一国之主的孟昶是肯定不会把它贸然写到门上去的。孟昶以『以其非工』为由，否定辛寅逊的题联，很重视对联的写作内容与技巧，这也说明对联已发展了一个相当的时期，只是一般人没有孟昶这样的权威，在这以前即便写了，也没有谁替他们录到史书里去，加上只有两句的对联，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诗文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又没有大人物首肯，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自生自灭，埋没了。这恐怕就是我们至今没有从正史里看到比孟昶题联记载更早的对联的原因。而且把对联仅仅局限于门联，就等于否认门联之外，还可能有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对联。人们正由于长期受这种认识的束缚，所以对对联历史特别是对对联产生的历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事实上，社会上使用的对联，作门联用者当然不少，未作甚至根本不作门联用的，也相当多。而今你出上句我出下句互相属对以为娱乐者，或者捏个对仗句对事物加以总结或对他人加以嘲讽者，仍时有所见。如果我们承认通过这些方式产生的对句也是对联的话，那么把最初的对联仅仅局限于门联，便没有多少道理，看来将对联产生的时间定于五代，又太晚了一些。

⑴颜真卿·竹山堂联句【J】·武汉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 七

⑵辛文房·唐才子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 七

⑶孙光宪贾二强·北梦琐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 二九

⑷梁羽生·名联谈趣【M】·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四六零

⑸王谠·唐语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 ？

⑹江苏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J】·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⑺张伯驹·素月楼联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 三

⑻何绍先·对联汇海【M】·清同治二年刻本序一

⑼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零·二八

⑽二十五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 一零零二。原文是：『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尊重酒不空，吾无忧矣。』

⑾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 四二四。原文是：『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

⑿余德泉·对联格律对联谱【M】·长沙·岳麓书社·二零零零·二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