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牙牙

刚刚结束了一场持续三天的春雨，紧接着进入到湿乎乎、闷热得如同桑拿房的水南天，整个人就像是浸泡在一坛子酱菜中一样难受。又是一个周末，没有约会的不晓得何去何从的周末。我已经在自己的小咖啡屋里待了整整一天。起初开店的那点新鲜感和激情，逐渐地被这温吞的天气消磨得所剩无几。趁没有一个顾客光临的当口，大门一关，索性到大街上溜达起来。

当我给老妈打去电话的时候，她正在准备晚餐，每天都是无敌地瓜粥，以及中午剩下的冷菜。我们的对话极其简短。

“我想出去一趟。”我在电话里头轻描淡写地说道。

“去哪儿？”

“鼓浪屿。”

“去那儿做什么？”

“不做什么，就想随便逛逛。”连借口都懒得去编一个。

“什么时候？”

“现在。”

“这么晚吗？”老妈的语调陡然拔高了八度。

“嗯。”

“跟谁去？”

“一个人。”

“有联系那里的同学吗？”

“没有。”

能联系谁呢？几个高中同学很久都没有联系了，突然跑去找人家，不觉得很奇怪吗？看看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吗？这样的事情，我提不起半点兴致来。

“这么着急？”

“嗯。”

其实是不想再回去对着那些地瓜粥了。一大碗稠糊糊、热气腾腾的地瓜粥，里面总是嵌着一大块的红薯，两样东西互相挤对着，仿佛是谁硬生生把它们搅和在了一起似的。

老妈停了半晌才说：“那你路上要小心，钱要带够了。找个好一点的宾馆住下，明天再好好玩。”

我知道她做了一番心理斗争。

“嗯。好的。放心好了！明晚就回。”

我以为她会阻拦的。计划随时都可能夭折。这就是住在家里的坏处，随时都要向上级汇报行踪和目的，甚至要接受一些奇奇怪怪的指导意见。不过这次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翻了翻略显单薄的LV钱包，零零散散地加起来，总共不到两百，还好有一张随时可以透支的信用卡。盘算一番，两张来回的车票，再加上一个晚上的住宿费，勉强能应付过去。吃的呢，呃，到时再说吧。

七点一刻钟，我搭上了一辆去汽车站的公交车。坐上车后，心情陡然畅快起来，仿佛就要永远地离开这座城市了，那些行走在路上的、坐在车上的、以及这整个夜市，都将与我无关。一想到这里，浑身顿觉轻松自在，像是刚刚钻出一个憋闷了许久的麻袋。

偌大的售票大厅空空荡荡的，关得只剩下一个售票窗口。一个瘦高个男孩正趴在窗口处，买去集美的车票。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背着红色挎包的女孩。男孩从钱包里掏出钱递给售票员，女孩十分迅速地把票拿在了手上。然后他们手拉着手、有说有笑地朝着候车厅走去。售票员噼里啪啦地敲着电脑键盘，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脑问道：“去哪儿？”

“厦门。”

“要不要保险？”

“不要。”

“只要两块钱。”

“不要。”

那位木乃伊般的售票员随即稀里哗啦地扔出一堆零钱和一张票。我瞄了一眼上面的座位号——12，和我中学时候的学号正好一样。难道与这个数字有缘？连春节团拜会上拿的抽奖号码也是它。居然还让我抽中了一台自动烤面包机，尽管它对我来说是个没用的东西。

我揣着这张印有幸运数字的车票上了车。一踏上脚踏板，车马上笃笃笃地启动了。这是一辆双层豪华巴士，车上的乘客不多，座位空出了一大半。心中不禁暗喜，像是刚好碰上超市大减价，捡了许多便宜似的。

我在一层挑了一个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的座位坐下来，将靠背往后调到最大限度，基本上成了一张折叠床。当我舒舒服服地往上一靠，准备睡上一觉的时候，忽然想到二层的风光会不会更开阔一点呢？即便如此，我也不准备再做任何调整。

汽车慢悠悠地出城之后就上了高速公路。窗外漆黑一片，只有远处疾驰而过的车辆发出点点光来，歪歪斜斜地连成了一条闪烁的光迹。成片成片的山，犹如墨汁一样泼在了窗户上。车里的液晶电视机连续不断地放送着闽南歌曲，间或穿插几个制作粗糙的广告。那些遭遗弃的怨妇，把每一首歌曲都唱得那么缠绵悱恻、伤心欲绝。令人想起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

在暗无天日的车厢里，我无所事事地戴上耳机，打开随身携带的MP4，将几首熟悉的旋律重又塞回到我的耳朵里。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和谢天笑的《冷血动物》，依旧轻而易举地把我的心情带到另一个世界。

想起第一次到厦门的情景。大概是在念初中二年级，学校组织全体同学春游，计划着去参观厦大。车到了厦大门口，才告诉我们不得进入。眼巴巴地看着里面撩人的景色，只好望洋兴叹。仿佛是被带去看戏的小孩，无论怎么爬高，只看到一个个晃动的头颅，不免扫兴。到最后，在门口吃了个自带的面包，跟高大威猛的外国佬合了张影，就悻悻地离开了。那张照片就夹在我一本发黄的相册里，偶尔翻出来看看，齐耳的短发，一身绿色的“青蛙服”，拘谨地站在榕树下，傻傻地笑着。后来到日光岩看鸽子去了，一只只白而肥的鸽子，抻着老长的脖子，鸡啄米似的磕着地上细碎的石子，俯冲下来叼走游客手上的面包。至于鼓浪屿和岛上沧桑的洋楼，全都石沉大海找不到半点踪影了。我甚至怀疑那时候到底有没有去过鼓浪屿。为何此刻找不到半点记忆？

一个多小时后，车下高速，平稳地驶入了厦门岛内。一座巨无霸高架桥庞然大物般从头顶横穿过去。水泥筑成的桥墩粗壮得如同独眼巨人的腿。桥墩上密密麻麻地缠绕着鱼鳞般的爬山虎，犹如某人腿上丰富的腿毛。风一吹来，窸窸窣窣地抖动个不停。

“真是凉快呀！”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再缓缓地吐了出来。现在，那座与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总算暂时与我脱钩了。

小惠就坐在我的对面，坐在那张我经常坐的沙发上。两只手指头中间夹着根520。五分钟前，她背着个5L的登山包跨进我的小咖啡屋里。她的着装打扮着实把我镇住了。瘦小的个子与那巨大的登山包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一只蜂鸟驮了个麻雀的窝。

“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太多太多了。”

她列举了一些城市的名字，大多数都是我未曾听过更未曾到过的地方。不过我记住了她最后去过的城市—凤凰。

“凤凰。”

我兴致盎然地看着她。

“糟糕透了。”她猛吸了一口烟后说道，“糟蹋了一个好名字。”

她的包就放在她旁边的座位上，仿佛她带来的一个朋友似的，一声不吭地坐着独自沉思。那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呢？必需的生活用品，几件换洗的衣服，各种护肤化妆品……我不晓得她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摆地摊。”她随口说道，像谈论一件别人的衣服一样漫不经心。

“地摊？”

“对！卖一些民族饰品之类的。”想必包里还装着一些剩下的饰品吧。

她用她那双大眼睛瞄了我一眼。淡妆。不过，她即使不化妆也别有一番韵味。小巧的脸蛋透着沧桑，她是个坚定而独立的女子。

“每到一座城市都去摆地摊？”

“差不多吧。”

她不大愿意谈这些。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不过她仍然十分友好，始终保持淡淡的微笑。

“一个女孩子不会怕吗？”

“怕什么。”她莞尔一笑，忽然又严肃起来说，“始终保持防备心。”

这方面，她经验十足。她的年纪大概只比我大三四岁，却已经走过二十几个城市。请注意，一个如此瘦弱的女孩子，独自行走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里。

“为什么要这样跑来跑去呢？”

“就是不想老在一个地方待着呗。”她笑得很隐晦，欲言又止。

“不累吗？”

“有时候也觉得很累。每到一个城市想着就待下来吧。可是没几天又受不了。必须再换个地方。于是就这么跑来跑去，没有一个城市能待上超过两个月的。就这么回事。”

“唔。原来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呀！”我开玩笑说。

“嗯。我也猜测我祖先的血统里面肯定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不过我从小生活在南方。”

从松柏长途汽车站出来的每个乘客，都那么有方向感，认定了一个方向头也不抬地就走了。我不晓得要往哪里去，已经没有了开往轮渡的公交车。也不敢在车站门口逗留，于是凭直觉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去。车站周围的宾馆大都半开半闭着，从窗户透出来的微弱灯光晃晃悠悠的，令人打不起半点精神来。我在附近的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超市买了一瓶“小青岛”，并叫收银的伙计打开瓶盖。那个光头的伙计十分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小心翼翼地问道：“现在就要开吗？”“对，现在就开。”

接过零钱后，我拎着酒瓶，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店面。路上行人寥寥无几，冷清得如同大年夜，连路灯也都跟喝醉了似的昏昏沉沉。我边走边喝着酒，俨然一个吊儿郎当的女酒鬼。低头瞧了瞧自己的着装，不禁哑然失笑。一条吊带红色蕾丝连衣裙，一双百丽凉鞋，一个印有日本歌姬的布包，应该是被邀请去参加晚宴或者舞会才是。而现在的我，一手拎着个酒瓶子，披散着满肩的头发，晃晃悠悠地走在夜深人静的陌生街道上，每走几步就往嘴里倒上一口啤酒，倒像是那些刚刚被抛弃的失恋女青年。

或许是饿着肚子的缘故，酒还没有喝完，我已经开始轻飘飘起来。要是此时从哪里冒出一个浑蛋来那可就死定了。我的脑子里随即产生一系列不好的联想。我可怜的母亲将从第二天一大早的新闻里头得知我的下落。我甚至可以想见新闻里头是怎么说的。一名身份未明的青年女性，昨晚在某某路上被歹徒谋害，今早发现时身体已经僵硬。她身着一件红色连衣裙，一双红色漆皮凉鞋，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一个蓝布印花单肩包里面装有一张信用卡和一百三十六块零钱，一台摩托罗拉手机、一串钥匙和一包开封的手巾纸。播报员以一成不变的语速说道。初步断定是奸杀。有知情者请速与警方联系。一张被马赛克的尸照重复地出现在屏幕上。我母亲失魂落魄地赶来认尸，当场昏厥，精神失常，从此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哦，这样的结果并不妙。我赶紧把脑中的这些幻想统统碾碎掉，然后重又打起精神来。

又经过了一个公交车站。

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十点一刻钟。我站在一块公交车站牌前。不幸的是，很多公交车班次都已经停运了。而现在还在行驶的公交车多半是要去一些我所陌生的地方。那些陌生的地名对我来说，有如甲骨文般冰冷僵硬。我不晓得该往哪个地方去。走了大概有七八个站台那么远的路。却总是在长得一模一样的十字路口周围徘徊。我不想上任何一辆车，最后很可能是哪辆车都坐不到。犹豫之中，越来越多的最后一班车从我面前开了过去。我当机立断，搭上了一辆去思明区的公交车。原因很简单，这趟车经过的地方最多。我琢磨着可以在途中选择一个较繁华的地方下车，然后找个地方住下来。

上车之后，我那颗烦躁不安的心稍微平静了下来。不用多看，车上包括我在内总共只有四个乘客。一对情侣，还有一个老头。他们都若有所思地静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等着车开到家门口，然后下车进入到一个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家。那里有张温暖的床正等着他们。自然又妥当，像传输带上的产品，理所当然地进入到大小适中的包装盒中。那么我呢？一个出了问题的处理品。此刻，我最近的床在哪里？今晚我要在哪里过夜？无从知晓。或许我将和这喧嚣过后的大街一同度过一个不眠夜也未可知。

当然我不希望出现后面这种情况。于是我像只出洞的老鼠一样不停地东张西望，警惕地打探着周围的情况。空无一人的街道如同坟墓般悄无声息，我们仿佛驶入了爱德华剪刀手的城堡之中，阴森得几近恐怖。搞不好，这辆车正是开往火星的专列。

越想越离谱。

保险起见，我再次研究了这辆车的行驶路线，想着每一个即将到达的地方会是怎样的？可希望如同面包片一样一点一点地被啃噬掉了。幸好车上的乘客一个也没有少。他们或靠或趴地倚在座位上，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乍看上去，他们倒更像是一尊尊装饰用的雕像，连呼吸似乎也都停止了。

车这时候忽然停住了，那个老头起身沿着扶手缓缓地下了车。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假使车上只剩我一个人，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我不是说司机是个坏蛋什么的，而是他如果一时觉得无聊，问起他最后的一名乘客要在哪一站下车，我该做何回答呢？随口说在某某站。然后车到站了又觉得环境不妥没有下车。司机恐怕会觉得我是在愚弄他吧。如果我老实告诉他说，还不晓得呢。那不是很滑稽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的，坐在他最后一班车上，然后不晓得要去哪里，难道是要跟他一同回家不成？司机恐怕会胡乱猜测起来吧。这么一假设，不自觉地回头看看坐在后面的那对情侣，心里颇有些感激他们的意思。

车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隧道，最后进入到一个看似工业区的地段，我已经搞不懂自己身在何处，反正离刚刚上车的中心市区是越来越远了。

不一会儿，闪着霓虹灯的夜总会出现在了面前，不远处高挂着一个闪着亮边的招牌，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字——招待所。我就像那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船只突然见到灯塔一样，一时之间有了方向感。一到站我便迫不及待地冲下了车。

多么凉快的夏夜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路边卖夜宵的小商小贩，支一张简易的桌子就张罗开了。这种时候，最惬意的莫过于坐在露天，爽爽快快地喝上一扎冰啤，再来几串烤羊肉串。这样的生活并不陌生，弯街僻巷随处可见。我沿着大路拐进了一条看似热闹的街道。一溜的大排档沿街排开。街客们摇色子的摇色子，猜拳的猜拳，热闹非常，一时竟忘了这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可这一切又似乎离我很遥远，海市蜃楼般转瞬即逝。

小惠又走了。她在我的城只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不晓得她去了哪里。我们总共见了三次面。我记得最后一次见面的对话大致是这样子的。

“城市和城市一样吗？”我问她。

“嗯，怎么说呢？不大一样吧。不过一住下来就都差不多。”

“噢，是吗？”

“不就是生活嘛，哪里都一样！”

连她都这么说。那为什么还要这么频繁地换来换去呢？我搞不懂了。

“以后还来这里吗？”

“来！一定会再来的！”

但至今没有再见过她，不晓得此刻她又在哪座城市里飘荡了。

那家宾馆正好位于一家KTV的楼上。进了有礼仪小姐站着的大门，直接乘坐电梯上了十一层。电梯门一打开，一个小伙子正坐在吧台上忙着什么。我走过去朝他微微一笑，他马上给了我一间打了折扣的房间。

我问：“有没有热水？”

他答道：“有。”

“那有没有热水壶？”

他依旧答道：“有。”

于是我就放心了，盘算着洗个热水澡，再烧一壶茶，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养足了精神明早好游玩。

一进房间就看到了那台十六寸的彩色电视机。两张铺有白色床单的单人床并排放在中央。一张简易茶桌和两张靠背椅摆放在窗户底下。烧开水的家伙和茶具一应俱全，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

我打开电视机，无论哪个频道，只要有声音就可以。紧接着打开空调遥控器，冷气慢慢喷吐了出来。拉上窗帘，把衣服一件不剩地脱掉，直奔浴室去。在等待热水到来的当口，我无所事事地将浴室里的一次性牙刷牙膏、袋装沐浴液和洗发水统统拿起来看了一遍，牌子无一例外全是两面针。

足足有两分钟的时间，莲花喷头里才喷出热水来。一时间，热水哗哗地流淌在我的肌肤上，像一把梳子一样梳理着我的毛发。蒸汽慢慢弥漫了整个浴室，从虚掩着的门缝又漫进了房间。镜中裸露的躯体渐趋模糊。那些紧闭的毛孔忽一下齐刷刷地张开了，酣畅淋漓地饱饮了一通。

从浴室出来，仿佛脱掉了一件厚重的外套，顿觉轻松舒畅。我裸身坐在了干爽柔软的床单上。本想给厦门的同学发条短信，后来又打消了念头。他们恐怕都进入了梦乡，抑或是和朋友们在哪里喝酒吧。突然跑出一个多年没联系的同学来，不把他们吓坏才怪。再说了，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开始准备睡前功课。烧了壶开水，用茶盘里的茶包沏了杯茶，将电视的声音调到了最小，灯全部关掉，定了闹钟，一切就绪后才钻入被窝里，等着周公的降临。躺了大概有十分钟，依旧没有接收到周公的信号。闭着的眼睛，仍能感觉到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画面。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似乎也跟着跳动起来，可怕的是，每一次的跳动都令人心慌。我深知那是酒精的缘故。

人有时候就是下贱，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往哪里一靠马上就能打起盹来，可等到梳洗得干干净净，一切准备得妥妥当当了，再想睡觉却又睡不着，觉得哪里都不舒服。我躺在被窝里，一会儿觉得口渴了，一会儿又觉得枕头太硬，就连那电视机发出的光线也太过强烈。于是索性将浴巾扔向电视机，浴巾飞去盖住了屏幕，光线和声音随之减弱。不晓得过了有多久，在无数只绵羊的拥抱下，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离开了宾馆，搭上一辆公交车，直奔轮渡。

太阳直射温度高达三十七度。我打着阳伞，走在海滨沙滩上，可以感受到热辣辣的太阳在头顶上烧。码头上挤满了等待轮渡的旅行团，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服装，戴着一顶颜色鲜艳的太阳帽。没多久，满载着乘客的船靠岸了。码头响起了抛锚卸客的警笛声，一艘金碧辉煌的私家轮船正在不远处驶离码头，船上寥寥无几的乘客边泡着功夫茶边欣赏着海景。听说二楼的风景好，等码头的大铁门哗啦啦地一拉开，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轮船的二楼上跑。我也跟着被挤上了二楼。

海景尽收眼底。不远处，一座小岛笼罩在淡淡的烟雾中，若隐若现，那就是我们的船要开往的地方。起航的汽笛又响了，轮船呜呜呜地开动起来，稳稳地驶向对岸。气流推动着海水发出哗哗哗的响声，几只海鸥扑棱棱地飞走了。海风呼呼地将所有人的情绪都吹得高涨起来。那些远道而来的旅人掩饰不住他们的兴奋，纷纷拿出相机来，咔嚓咔嚓照个不停。

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脑中搜索着记忆的碎片，仿佛上学那会儿也这般坐过一趟渡轮，但细节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船八分钟就靠了岸。如此短暂的时间，却感觉坐了很久。

整个鼓浪屿都是步行街，任何排放油烟的车辆都不允许进入。一下船，便有观光电瓶车过来拉客，可我只想自己随便走走。先到麦当劳去买了个汉堡填肚子，然后就来了精神。

干净整洁、红砖铺砌的步行街上，既没有行色匆匆的路人，也没有呼啸而过的车辆，这里的一切看似悠闲而宁谧。刚走上几步，一个久候在路口的阿姨上前拦住了我的去路。

“小姐。需不需要导游？”

我没有理她。这时，好几个阿姨伺机纷纷朝我围拢过来，手里晃着点什么东西。

“小姐。这里有很多小路，你不懂得走的。”

“小姐。我带你逛吧，还可以给你介绍这里的历史。只要二十块钱就好了！”

“小姐。你要多少钱都可以，我带你逛！”

“小姐。买张地图吧！这是本土艺术家亲手绘制的地图……十块钱一张……八块钱……还送精美的明信片……”

最后我还是向她们买了一张手绘地图，八块钱买了鼓浪屿的明信片。打开一看，地图还凑合能用，明信片就不行了，影子重叠得厉害，更谈不上什么精美。

鼓浪屿有很多欧式风格的洋楼洋房，大多数都曾是八国联军时期各国的大使馆。现在一一被贴上标签，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一样被封存了起来。漂亮是漂亮，可又不能住。只能在外面听导游天花乱坠地胡扯，至于里面的情景只好自行发挥想象。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岛上参观，每走几步，就能碰上一个旅行团。每一条小路上，都会有人与你不期而遇。这里的人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早已习惯在众目睽睽下生活的，随时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兜售商品的本地人；一种是外来的观察者，被当成猎物的匆匆的旅客。无论哪一种，都各得其所。

我突然想起我那个蹩脚的咖啡屋。手巾寮小建筑里，午后一小段暖暖的阳光，从裂开的墙缝中钻进来，偷偷藏在桌脚下。散发着木头香的书架，满满当当地码着有点霉味的书。荒草丛生的后院，画着大脸谱的铁门，还有那堵洗刷成奶白色的木墙，都依稀在眼前交替呈现。每一个光顾这里的熟客，带着他们自己的故事来了。点上一杯咖啡或者花茶，时光像拉了制动闸的火车缓缓地慢了下来。不管怎样，那才是属于我的。

第二次见面，小惠把她拍的照片拿了一部分给我看。每一张都漂亮极了，无论是色彩还是构图，从不落入俗套。

“这些都是哪里？太漂亮了！”

她爽朗地笑了。

“哪里都可以拍呀。只要你懂得去选取一个合适的角度。”

“角度？”我对着照片，细细琢磨着她说的话。

“嗯。比如这张，就是在你这家咖啡屋里拍的。”

“怎么我看不出来？”

“很可能。因为你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