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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2013-06-28邱仁富

党政研究 2013年6期
关键词:思潮指标体系预警

邱仁富

建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邱仁富

社会思潮的预警指标体系是深度监测社会思潮变化的重要方式。从社会思潮的权威调查机构、民间调查机构、社会思潮反馈机制和媒体晴雨表作用等方面建构社会思潮的调查体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分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分为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和群众风险指标;二级指标是政治风险指标又分为腐败指标、群体事件指标、权力运行的矛盾指标、认同指标、上访指标、种族冲突指标;价值风险指标分为多元价值冲突指标、个体价值危机指标、群体价值危机指标、社会核心价值危机指标、核心价值与主流价值张力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分为舆论精神懈怠指标、舆论弱化指标、虚假报道指标、谣言蔓延指标、网络屏蔽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分为思想冲突指标、文化冲突指标、文化疏离感指标、文化危机指标;群众风险指标分为群众幸福指标、群众焦虑指标、群众痛苦指标、群体怨恨指标、群体危机指标。三级指标是二级指标的细化和具体化。通过设置每个指标的警级来全方位监控社会思潮的动向。

社会思潮;指标体系;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指标

建立社会思潮预警机构是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思潮发展动向的坐标系。通过建立预警机构,建构预警系统才能有效地对社会思潮进行预警,“能就其危险程度向人们发出警告,通过各种‘显示器’、‘指示灯’显示出各种危险信号,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1〕从而避免出现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思潮的积极因素没有及时汲取,有害于社会文明的社会思潮的消极因素没有得到及时反馈和跟踪,导致社会最终坠入社会思潮的裂谷。

一、社会思潮调查的基本机构

社会思潮调查机构从理论层面上看可以分权威调查机构、民间调查机构和境外组织调查机构。它们之间协调运作,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跟踪和预测。

(一)社会思潮调查的权威机构

权威机构“处在一个有形社会群体组织结构的最高位置,一般是职位体系金字塔的塔尖或顶端,从而也就处于权威系统的中心。对内,它体现着社会群体的意志,具有最高权力,也具有最高权威;对外,它代表着社会群体的意志,它是社会群体的法人机构,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2〕这里体现为:一是权威机构是社会组织中的最高机构,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地带,体现社会群体的意志;二是权威机构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高机构,具有官方性质,具有巩固统治阶级意志和地位的功能,总是以各种方式来表达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和行动取向;三是权威机构具有两重性,即对内具有维护统治和体现民意的一面,对外具有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传播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功能;四是权威机构具有了解社会群体意志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群体的意志。这就要求权威机构必须建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和机制,及时把握社会群众的意见表达。而对社会思潮的调查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要素。

从宏观层面上看,建立社会思潮调查的权威机构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一级调查机构、二级调查机构和三级调查机构。从而构建社会思潮的垂直调查体系。

一级调查机构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专门设立社会思潮调查机构,直属于国家最高决策层。国家一级调查机构通过从二级机构或三级机构反馈的调查信息经过加工和整理后直接送上国家最高决策层。或者国家一级机构经过自身的调查数据经过分析之后直接送上国家最高决策层。这两种方式要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城市、乡村之间的数据和资料,为最高决策层提供社会思潮变化的最新信息。

二级调查机构主要是在各个省份、直辖市和省部级城市建立调查机构,隶属于国家一级调查机构。二级调查机构专门为一级机构提供社会思潮的信息加工和整理。二级调查机构是调查社会思潮的关键机构。当代中国,城市越来越成为大多数青年人工作和生活的场域,也是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取向多元化、行为方式多样化、社会心理最复杂的地方。这些因素必定会成为社会思潮发展的推动因素。因此,城市也就成为社会思潮最活跃的地带。二级调查机构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针对不同城市发展的特点,群众的生活方式,心理诉求等设定不同的社会思潮调查指标,跟踪其发展动态并及时将信息反馈到一级调查机构。同时,肩负起三级调查机构反馈的信息加工和处理,反馈到一级调查机构。

三级调查机构主要是基层调查机构,面对广大乡村的调查机构,隶属于二级调查机构。尽管城市逐渐成为社会思潮活跃的中心地带,但是乡村的社会思潮动向是不容忽视的。建立基层调查机构,及时将乡村的存在和滋长的思潮及时反馈到二级调查机构,这或许为二级调查机构的调查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毋庸讳言,当前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负担减轻了,而且还有补贴,生活越过越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些农民也没有以前那么勤劳了,不像以前那样吃苦耐劳,且逐渐养成一种“乡村惰性”。有的农民整天都在打牌、赌博、信教等活动中度过,丧失斗志。宗教思想在乡村的广泛传播不得不引起权威机构的重视。这种思想为社会思潮的生根发芽提供肥厚的土壤。同时,必须要看到“拆迁纠纷”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迁,也是社会思潮涌动的用武之地。因此,基层调查机构就成为洞察乡村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跟踪机构,建立好基层调查机构,对二级、一级调查机构至关重要。

从微观层面上看,建立社会思潮调查的权威机构可以分专题调查,如专门设立调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等,通过分门别类,更加系统地调查研究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存在多元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里总是存在多种社会思潮的风云激荡。但是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性,这就要求权威机构要对不同的社会思潮有系统的把握,建立各种社会思潮的数据库和资料库。

(二)社会思潮调查的民间机构

民间调查机构,就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思潮调查机构,它以学术研究为核心,较少正面直指政治目的,对社会思潮的调查研究更有一种“旁观者清”的角色,因而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民间调查机构从横切面上看,主要集中在高校、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设立的调查机构。

建立一系列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社会思潮调查机构,它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院。社会思潮的调查要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从社会思潮发源的特殊性来看,社会思潮与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思潮的“潮头”本身就是理论性的产物。一方面,只有通过系统研究社会思潮的理论问题,才能从各种社会思潮现象中把握本质性的东西,从而不被各种形式所迷惑。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做到有的放矢。再者,民间研究机构有利于拓展社会思潮研究的国际视野,参加境外的相关机构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这样既可以避免政治敏感性,又可以增加互通信息,增强学术交流,甚至可以展开合作,共同研究一些社会思潮问题,毕竟当代中国出现的许多社会思潮都与国外的社会思潮有很深的渊源。从而极大地拓展社会思潮研究的视野。因此,以学术为核心的社会思潮调查机构就能够凸显其优势。新时期,要大力倡导有条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社会思潮调查与研究中心,使社会思潮的调查和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有利于权威机构借鉴其研究成果,增强分析社会思潮的客观性。

非政府组织设立的社会思潮调查机构也是社会思潮调查研究的有益补充。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团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是沟通群体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具有政府难以起到的效果。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应该是与群众极为密切的组织,它们成为群体的意见代言人。可见,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加有机会真实了解群众的想法、意见和心理状况。鼓励非政府组织设立社会思潮调查机构就是想利用非政府组织这个重要角色及时把社会思潮的信息反馈给权威机构或相关社会思潮的研究机构。诚然,我们也谨慎地看到,一些非政府组织逐渐异化为盈利性组织,对社会思潮的调查研究的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三)社会思潮调查反馈机制

如何整合那么多的社会思潮调查机构,如何把这些机构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有效地反馈给国家决策层,这就要求必须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使得社会思潮的各级调查机构能够及时传出信息。一是要建立定期报告机制和紧急报告机制相结合。定期报告机制就是各级社会思潮调查机构定期向上一级调查机构汇报调查报告,反映相关跟踪数据和案例。紧急报告机制是针对社会思潮出现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基层调查机构可以越级直接向最高权威机构报告。二是要建立健全社会思潮内参机制。一般情况下,对社会思潮的调查报告可以公开发布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如在相关的媒体、报刊杂志上发表。但是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调查报告总是经过加工或技术处理的,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一些内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内参制度,就是要使最真实、最真切的社会思潮状况及时反馈到最高权威机构上来。这样既可以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又可以反馈真实信息,提供最高决策层的决策科学性。

二、大众传媒在预测社会思潮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窗口,也是了解民众意愿的窗口,它具有双重功能。大众传媒是社会思潮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洞察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指出,“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3〕。报刊的时代性深深地抓住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从而也就能够体现人民的精神风貌。报刊年轻就意味着包括敢于直面于社会现实,敢于刊登民众的社会意愿和情绪,敢于体现群众的社会心理倾向,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样的报刊就是人民的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栖息之地,也是人民精神活跃的舞台。在报刊中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是当今这个时代的精华的体现,年轻的报刊能够及时反映出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从而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也能够及时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因而,报刊能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就能够使人民的精神也年轻,同样,人民的精神年轻也是推动报刊年轻的重要力量。这就是说,重视报刊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要发挥报刊“货币流通”的作用〔4〕,关键是报刊能够体现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即能够体现社会思潮变化的新特征、新动向。社会思潮与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甚至交织在一起。因而,社会思潮在报刊杂志上的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报刊的自由度。

报刊杂志不仅仅要正面宣传主流价值观,弘扬主旋律,还要真实地体现人民的精神和群众的意志,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极为重要。进言之,要发挥媒体成为社会思潮“晴雨表”作用。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不仅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同时要强化、提升‘耳目’功能,将社会预警视为应尽的职责和一项战略任务。”〔5〕大众传媒要真实表达群众的意见和看法,体现人民的精神就必须重视对负面的报道。新闻的客观性就包含正面的消息和负面的消息。报刊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标志。如果大众传媒只报道正面的信息,那它就永远不可能“年轻”,社会的自由度也就受到影响。

重视负面报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二是社会发展离人民的期待有较大的差距。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导致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如官员腐败、“官商学”相互勾结等现象,这些都是“年轻”的报刊必须关注的现象,及时报道这些现象尽管容易被人误读为负面报道,但它能警惕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应尽早解决,防止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的确,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官商勾结作为一种传统的腐败行为逐渐演化为官商学三者之间的合流,从而使得社会的腐败行为更加复杂化。大众媒体有义务揭露这些负面现象,“国家的目的在谋公民的幸福”〔6〕,当有些人不为公民谋幸福而只为自己或小部分人谋幸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社会的谴责和批评,媒体应该发出正义的心声。

诚然,重视负面报道并不是说要恶意攻击权威机构,并不是说不要坚持舆论导向,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新闻观。从辩证法的高度来审视大众传媒的报道。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7〕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坚持辩证法,发挥报刊的时代精神,体现人民群众的时代意愿,这对深入了解社会思潮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帮助。

三、建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的设想

预警指标体系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指标动态性显示事物发展的情况,当达到一定的标准或极限数据时就会出现预警,以及显示预警的级别。预警指标体系目前学术界大多数是基于社会学层面上的设置和研究,诸如社会发展预警指标体系、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现、社会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等,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有学者指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风险领域、社会风险领域、政治风险领域、价值观念风险领域等,其中的政治风险和价值观念风险领域的预警指标对进一步深入探索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具有很大的启示。有人认为,政治风险领域主要包括“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立案率、经济犯罪案件涉案人数中国家机关干部占的比重、群体事件发生率、集体游行示威发生率”;价值观念风险领域主要包括“市民对国家政治的满意率、市民对经济发展的满意率、市民对社会发展的满意率,权重由专家评估法确定”〔8〕。政治风险预警指标和价值观念风险预警指标与社会思潮的预警指标有着密切联系。但是两者不能等同。社会思潮的预警指标体系主要涉及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等,这些风险指标是按照一定社会的发展状况、社会思潮的发展状况而综合制定的。

社会思潮的预警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分为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和群众风险指标;二级指标是政治风险指标分为腐败指标、群体事件指标、权力运行的矛盾指标、认同指标、上访指标、种族冲突指标;价值风险指标分为多元价值冲突指标、个体价值危机指标、群体价值危机指标、社会核心价值危机指标、核心价值与主流价值张力指标等;舆论风险指标分为舆论精神枯竭指标、舆论弱化指标、虚假报道指标、谣言蔓延指标、网络屏蔽指标等;思想文化风险指标分为思想冲突指标、文化冲突指标、文化疏离感指标、文化危机指标等;群众风险指标分为群众幸福指标、群众焦虑指标、群众痛苦指标、群体怨恨指标、群体危机指标等。三级指标是二级指标的细化和具体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分为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和舆论风险指标等,它们构成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的核心部分。如下图所示:

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中政治风险指标分为:腐败指标、群体事件指标、权力运行矛盾指标、群众认同指标、种族冲突指标;价值风险指标分为:群众幸福指标、群众焦虑指标、群众痛苦指标、群众怨恨指标、群众信仰危机指标等;思想文化风险指标分为:思想冲突指标、文化冲突指标、文化疏离感指标、文化危机指标、文化抗拒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分为:精神枯竭指标、舆论危机指标、虚假报道指标、谣言扩张指标、网络屏蔽指标等。如下图所示:

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体系是建立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的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都可以内化为几个主要的三级指标,构成体系。三级指标的演变情况又可以分为五个级别,即4、3、2、1、0,每个数字代表一个级别,从无、轻微、一般、严重到突破临界点 (阀值)等。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如下图所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无警 轻警 中警 重警 阀值政治风险指标 腐败指标个体腐败 4 3 2 1 0集体腐败 4 3 2 1 0政党腐败4 3 2 1 0

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舆论风险指标群众风险指标

群体事件指标大规模干群冲突 4 3 2 1 0大规模利益纠纷 4 3 2 1 0政治运动 4 3 2 1 0民众自发抗法聚集 4 3 2 1 0大规模聚合上访 4 3 2 1 0大规模游行、静坐、堵塞交通 4 3 2 1 0权力运行矛盾指标个体与个体矛盾 4 3 2 1 0个体与群体矛盾 4 3 2 1 0中央与地方矛盾 4 3 2 1 0官商矛盾 4 3 2 1 0官学矛盾 4 3 2 1 0官商学勾结 4 3 2 1 0贫富差距冲突4 3 2 1 0群众认同危机指标执政党认同 4 3 2 1 0宗教认同 4 3 2 1 0社会认同 4 3 2 1 0自我认同 4 3 2 1 0宗族认同4 3 2 1 0民族冲突指标汉族与少数民族冲突 4 3 2 1 0少数民族之间冲突 4 3 2 1 0民族独立 4 3 2 1 0民族边缘化 4 3 2 1 0民族消亡4 3 2 1 0多元价值冲突指标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冲突 4 3 2 1 0社会价值与统治阶级价值冲突 4 3 2 1 0国内外价值冲突 4 3 2 1 0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冲突 4 3 2 1 0个体价值危机指标个体价值无法显现 4 3 2 1 0个体价值迷失 4 3 2 1 0人性恶化 4 3 2 1 0个体价值沉沦 4 3 2 1 0自残、自杀4 3 2 1 0价值风险指标群体价值危机指标群体价值弱化 4 3 2 1 0群体价值肢解 4 3 2 1 0群体价值冲击 4 3 2 1 0群氓 4 3 2 1 0集体自杀4 3 2 1 0社会核心价值危机指标群众认同减弱 4 3 2 1 0官员认同减弱 4 3 2 1 0核心价值体系内容落后 4 3 2 1 0核心价值边缘化 4 3 2 1 0核心价值被替代4 3 2 1 0核心价值与主流价值张力指标统一 4 3 2 1 0同一 4 3 2 1 0分离 4 3 2 1 0敌对 4 3 2 1 0相互吞噬4 3 2 1 0思想文化风险指标 思想冲突指标主流与非主流冲突 4 3 2 1 0思想流派冲突 4 3 2 1 0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冲突 4 3 2 1 0统治思想与民间思想冲突4 3 2 1 0

群众焦虑指标客观焦虑 4 3 2 1 0神经性焦虑 4 3 2 1 0道德的焦虑 4 3 2 1 0未来的焦虑 4 3 2 1 0社会焦虑4 3 2 1 0群众痛苦指标劳动痛苦 4 3 2 1 0生活痛苦 4 3 2 1 0情感痛苦 4 3 2 1 0家庭痛苦 4 3 2 1 0鳏寡孤独4 3 2 1 0群众怨恨指标有关政策的怨恨 4 3 2 1 0党员干部的怨恨 4 3 2 1 0暴力机构的怨恨 4 3 2 1 0垄断机构的怨恨 4 3 2 1 0高物价、高房价、高污染怨恨4 3 2 1 0群众危机指标就业危机指标 4 3 2 1 0户籍危机指标 4 3 2 1 0生育危机指标 4 3 2 1 0住房危机指标 4 3 2 1 0生存危机指标4 3 2 1 0

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的建构必须遵循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即是说,不是社会上所有与社会思潮有一定关系的领域都要纳入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中去,而是抓住核心,即对社会思潮影响最大、滋长社会思潮最肥沃的领地。因此,把政治风险指标、价值风险指标、思想文化风险指标、舆论风险指标和群众风险指标作为一级指标来建构。

政治风险指标是社会思潮预警的核心指标。由于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特征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有着某种关系,不管是附和与对立,它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的社会思潮能够造成政治冲击、甚至使得社会产生政治危机,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生存。前苏联的解体与社会思潮之间的渊源给予我们很深刻的启示。当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产生极大的影响,它们之间的角逐在现阶段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碰撞和交流的主角。政治风险的要害是腐败问题。以腐败风险为例子,腐败的风险是一个执政党最要命的风险。如果个体腐败的风险指标为4,则就表明,这个社会是一个清明、和谐的社会,如果风险指标达到0,则就表明,社会成员中的腐败现象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社会运作的底线了。同样,作为一个拥有七千多万的大党和老党,目前的确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如果政党腐败的风险指标为4,则说明执政党的清正廉明;如果风险指标是3,则反映党内部出现了少数腐败分子;如果风险指标为2、1则表明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必须要高度重视和根除;如果风险指标为0,则表明党的腐败现象已经达到了人民忍受的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人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就无法承受了,必将产生执政党的政治危机,即导致执政党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9〕。如果这两者危机叠加则给执政的统治地位带来毁灭性的冲击。因此,必须要重视政治风险指标,从而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价值风险指标是社会思潮预警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思潮本身蕴涵丰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形态里,个体价值、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都能够窥视到社会思潮的镜像。价值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思潮的变化,从社会思潮系统之外的价值观念变化可以更清楚地洞察社会思潮的新动向。

思想文化风险指标是社会思潮预警的关键指标。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发展需要文化交锋和舆论塑造。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边界被突破,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世界范围传播的文化,这就给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提供机遇,也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机遇。一般而言,社会思潮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传播,然后再扩散到其他各个领域。因而,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必须要高度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动态。

舆论是社会思潮的风向标。舆论风险指标可以比较直接地监测到社会思潮的航向。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发展必须以舆论为主要路径。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即是说,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必须要体现在舆论风险指标上来,通过对社会舆论的报道分析、指标测定,准确把握社会舆论的发展脉络,从而深层次地洞察社会思潮的变化。当前,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社会舆论从现实世界走向虚拟世界,从地方性社会走向全球性社会。社会舆论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在深邃的网络世界里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思潮的发展。偏激地说,只有在网络世界里,社会舆论才彻底地呈现社会思潮的各种形式,彻底表达社会思潮的精髓。因此,舆论一旦陷入危机,则表明社会思潮必将发生新的变化。在网络化时代,舆论危机关乎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所谓舆论危机,有学者指出,“是指某人或社会组织受到舆论攻击和谴责,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社会声誉暂时或长期低落。无论正确舆论还是错误舆论一旦对客体形成围攻态势,参与的人数众多,舆论危机就会出现。”〔10〕一旦舆论对社会组织的攻击和谴责必将导致群众的不信任,给社会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一定的舆论对执政党进行围攻,则容易导致执政党的政治危机。因此,加强舆论风险指标的设置,准确把握舆论发展的动向是多么的重要。

群众风险指标作为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来建构主要是因为群众是社会思潮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社会思潮的主体,是推动社会思潮的生力军。社会思潮的潮流涌现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于掌握群众。群众是社会价值判断主体,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对执政党的满意与否的评价;二是对社会现实状况的评价;三是群众的自我评价。群众是否满意执政党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和执政根基。卢卡奇指出,“一个阶级能胜任统治意味着,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11〕执政党作为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必须要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执政党是否代表群众的利益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其评价,这个评价给社会思潮发展产生“催化剂”的作用。现实存在影响群众的生活,如果社会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群众对社会认同的程度就高,说明群众风险指数下降。如果社会发展进入恶性膨胀、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群众对社会的满意度就降低,群众风险指标就上升。前两个层次决定了第三个层次,即群众的自我评价。当群众的自我评价是肯定时,群众的幸福指数就高,当群众的自我评价是否定的,则表明群众的幸福指数不高,相反,群众焦虑指标、痛苦指标、怨恨指标就增加了。焦虑是一种情感状态,“某种苦乐的情感及其相应的外行神经的冲动的混合,和关于这种情感及冲动的知觉”〔12〕。弗洛伊德把焦虑分为三个层次,即“客观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的焦虑”〔13〕。群众焦虑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某种堪忧。尤其是在风险社会里,在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下,群众的焦虑指标不断增加。群众的痛苦指标和怨恨指标是在焦虑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群众的痛苦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长期积累的怨恨就会显现出来。群众事件频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群众怨恨指标高攀的表征。历史表明,历代的农民运动都是民怨激发的表现,它为社会思潮的涌动提供动力。

总之,社会思潮可以预测,通过建构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涉及思潮的主要领域的指标,从而有利于监控和预警社会思潮的动向。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思潮必将更加复杂化、多样化,社会思潮预警指标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1〕陈新汉.民众评价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96.

〔2〕〔5〕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4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2.

〔5〕〔6〕〔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2.

〔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3.

〔8〕邓伟志.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J〕.社会科学,2003,(7).

〔9〕〔德〕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3.

〔10〕刘建明,等著.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76.

〔1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11.

〔12〕〔1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13,119.

【责任编辑:朱凤霞】

C912.67

A

1008-9187- (2013)06-0073-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研究”(13CKS051)

邱仁富,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上海 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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