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姬

人们似乎很容易记住某个令银行倒闭的魔鬼交易员（例如终结英国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而总是忘了拯救一家银行或者挽回客户损失的金融英雄的名字。

在金融界，及时止损和修正错误是保持屹立不倒的金科玉律，而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账面漂亮往往选择掩耳盗铃，直接的结果是敢于说真话的职员在公司被边缘化甚至在业界混不下去，最后不得不以匿名方式向有关机构举报。很讽刺，不是吗？

好消息是，美国的金融英雄们已经有了制度保障。经过2008年的危机洗礼，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自2010年8月开始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以及国内收入署（IRS）共同实施“吹哨人项目” （Whistleblower Program，“吹哨”在美国俚语中意为“告密”），鼓励更多人举报自己公司的不当行为，甚至拿出罚金的一部分作为回报。

利益诱惑虽然让更多人成为“吹哨人”（SEC平均每个工作日接到8起举报），但没有人愿意实名举报。直到2012年12月6日，以色列出生的艾里克·本-阿奇（Eric Ben-Artzi）博士，成为“吹哨人项目”实施17个月以来第一位实名举报者。他宣称“老东家”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2007年到2010年掩盖了某款金融衍生品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本-阿奇博士在电话里告诉《新民周刊》：“公开身份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我做了正确的事。我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支持我的说法。”

华尔街“异类”

如今的本-阿奇博士已经失业一年多了，靠此前的存款生活。在2011年11月7日那个周一之前，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这名出生在以色列的70后于1992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然后在以色列海军服役了4年。1997年，本-阿奇凭借自己的数学才能在摩根大通固定收益衍生品部门找到一份工作，自那以后一直在纽约生活。一年后，他开始在纽约大学主攻金融数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2006年，他结婚了。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又回到华尔街，成为高盛的一名定量分析师。虽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逃过一劫，但本-阿奇博士考虑找一家“非美国”公司“长期工作”，而且还要用自己的数学知识避免下一场危机——测试复杂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和抗压能力。于是，他2010年6月进入德意志银行出任法律、风险和资本部门的副总裁，办公室仍在华尔街。

德意志银行历史上曾是德国工业最为重要的“钱庄”，如今已深入涉足全球投行业务。本-阿奇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询问同事如何计算德意志银行金融衍生品的差额期权，但是没有人的答案令他满意。2011年初，他发现德意志银行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用普通高级证券的方式来估值杠杆超高级（LSS）投资组合的差额期权价值（LSS买方所支付的担保金与LSS卖方同意支付的按市值计价预期损失之间的差额），这可能意味着德意志银行的账面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掩盖了48亿和29亿美元的损失。要知道，德意志银行是市场上最大的LSS持有者，这些投资组合产品的名义价值高达1200亿-1300亿美元。也许，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期，德意志银行距离破产边缘并不像人们此前认为得那么远。

发现这个惊天秘密后，本-阿奇带着怀孕的妻子回耶路撒冷休假。他当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告诉父母和妻子自己所处的困境：如果上报德意志银行欺诈，他很可能丢了金饭碗，妻儿的生活今后难以保障。

家人支持他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告密者。一开始我曾根据银行政策和程序在内部进行过大范围的报告。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纠正，我不得不告知相关的执法部门。”2011年3月，本-阿奇拨通了SEC的举报热线，并告知了德意志银行。

这种书呆子式的意气用事，在本-阿奇博士的代理律师乔丹·托马斯（Jordan A.Thomas）看来也是个特例。他在电话里对《新民周刊》表示：“很少有人会告诉自己的公司‘我举报你了。而且，大多数举报者都选择匿名方式，以防打击报复，或是怕自己上了业界黑名单而无法在这一行立足。但本-阿奇博士态度很坚决，他坚持认为德意志银行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一开始通过公司内部渠道说明此事，而银行方面却故意忽视他的报告，也不愿修正自己的错误。我认为本-阿奇博士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责任感。”

举报的代价

本-阿奇博士没有想到的是，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德意志银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办公室里充满敌意，自己被大家孤立，他无法获取工作必需的材料。2011年6月底，他开始休假。在他离开的那段日子，德意志银行重组了他的部门，他不得不考虑在德意志银行内部寻找其他职位。当发现自己很难在德意志银行立足以后，刚刚成为爸爸的本-阿奇博士担心自己无法养家糊口。他从彭博社的新闻中看到了希望。

2011年7月，为美国联邦政府工作16年的乔丹·托马斯离开SEC执行部助理总监的职位、加入纽约Labaton Sucharow律所，主管“吹哨人项目”的举报人代理业务，引发媒体争相报道。他的办公室距离德意志银行的办公室只有300米。托马斯告诉《新民周刊》：“当本-阿奇博士首次找我咨询的时候，我被德意志银行的这一违规行为的规模和范围震惊了。这正是SEC‘吹哨人项目要解决的重大未上报证券违规类型。但我们律所接案子很谨慎，一般都会做一些前期调查。我们发现他说的可信度很高，因此就正式代理了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又做了更多调查，结果都和他之前所说的一致。”

2011年10月，休假后的本-阿奇博士回到了办公室。11月7日，他突然被公司人力资源部叫去参加视频会议，德意志银行法兰克福总部告诉他，原来的工作职位被重新安排到柏林了，这意味着他被解雇了。而这距离本-阿奇博士向SEC正式举报德意志银行仅仅过了3天。

本-阿奇博士向《新民周刊》透露，德意志银行的这种行为，促使他决心公开自己的举报身份。“我花了好几个月在实名还是匿名举报之间徘徊，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我而言，守住一个秘密太难了。除了失业，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和朋友联系，自我孤立，不能过正常的社交生活。我的邻居也是搞金融的，我不得不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最终我选择了搬家。”

一年多来，本-阿奇博士发现自己的“英雄举动”并没有给他带来鲜花和掌声。“华尔街是一个小圈子，各大金融机构之间的HR都有联系。大多数雇主不喜欢我这样向SEC举报的雇员，但我希望会有雇主认同我的做法。”

至于SEC何时结束对德意志银行的调查，这还很难说。托马斯表示，SEC通常要花上2-4年去结案，大约61%的案件会在2年内结束。“本-阿奇博士的案子更复杂，持续更久一些也在所难免。他最早是2011年3月举报的，现在SEC也调查了22个月了，最乐观估计是2013年会有初步结果。但我认为很可能还要更久。”

争议“吹哨人项目”

本-阿奇博士强调自己握有德意志银行违规的证据，但他现在不方便向媒体透露。“我已经全部交给SEC了，所以他们才会启动全面调查。我不是德意志银行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人。”

事实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有另两人匿名举报德意志银行。根据《明镜》的报道，2010年春天，也就是在本-阿奇博士加入德意志银行前，一个名叫马修·辛普森（Matthew Simpson）的雇员告诉上司LSS估值有问题。德意志银行聘请了一家名叫Fried Frank的律所进行了内部调查，并没有发现辛普森所说的问题，并把此事通报了SEC。后来又有一名德意志员工向SEC匿名举报了此事。“这在SEC历史上很不寻常，3个人来自同一家公司，分别举报自己的东家。”这让律师托马斯坚定本-阿奇博士说的是实话。

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阿奇博士的举报动机。因为“吹哨人项目”的奖金十分诱人——如果个人向SEC提供的情报导致100万美元以上罚款，举报者能获得罚金中的10%-30%作为奖励。根据SEC“吹哨人项目”2012财年（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报告，截至2012年9月末，“吹哨人项目”的奖池已累计达到4.53亿美元。SEC在2012财年共收到3003次举报。

“吹哨人”在美国早已有之，但以前的“吹哨行为”不会获得巨额奖金，动机完全出于“社会责任感和道义”，举报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金融犯罪，还涉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诸多方面。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设立了“吹哨人项目”，为正当的检举者提供强大的就业保护、金钱奖励以及匿名举报的便利。

本-阿奇博士再三对《新民周刊》强调：“我选择举报并不是看重SEC可能提供的奖金，否则也不会公开身份了。”

当然，举报者拿到奖金并非易事。除了“带来1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的这一众所周知的必备条件外，SEC还规定，“吹哨人”只能是自愿向SEC提供原始情报的个人，公司或组织不在奖励范围之内；其次，举报信息也必须是“原始”的，既可以是个人所知的事实，也可以是基于公开资料的独家分析，但这些举报信息都必须能为 SEC展开调查提供一条新的线索才行。难怪直到2012年8月才出现了第一位获奖的“吹哨人”——公开信息显示，此人提供的文件和情报协助了SEC对某个欺诈案的调查，并最终导致法院对被告作出罚处超过100万美元的裁决，他能获得其中的30%。

本-阿奇的律师托马斯当初在SEC工作时参与了“吹哨人项目”的制定工作。他在2011年末带领律所团队开展的调研结果显示，超过3/4的美国人和94%的外国人愿意向SEC告发美国上市公司的不法行为，不过他们只有在匿名、不用担心报复的情况下才会告密，而且很多人都看重那笔奖金。“这是SEC历史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愿意站出来举报。自从2010年8月启动‘吹哨人项目以来，我代理过很多举报者，他们大多数是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也有外国人。外国人举报的大多是贿赂和金融欺诈，这是两类最常见的案子。”托马斯告诉《新民周刊》，但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员工只有34%知道“吹哨人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向SEC举报的老外“吹哨人”最多来自印度、英国和中国。对于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2012年12月SEC对中国包括“四大”在内的五家会计师事务所发起行政诉讼，原因是它们未能提交与其审计的中国公司相关的工作文件，协助其调查——在可能的巨额奖金诱惑下，中国“吹哨人”频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风险无处不在，单靠监管部门的力量很难全面防御复杂庞大的金融风险，发动市场的力量来消化一部分风险似乎是一个明智之举。中国市场是否也能引进类似的“吹哨人项目”？

对此，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目前證监会的行政性罚款是收支两条线，收入统一进中央财政，证监会没有动用的权力。不过，如果可以将证券市场的罚款充实到投资者保护基金里，再从中拨出一部分用作对举报者的奖励也未尝不可。

实际上，目前证监会大部分违规线索来自交易所的日常监控，其次才是举报和新闻报道。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即使这样工作量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当务之急是扩充人手，而类似“吹哨”的机制，暂时还不在推动的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