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整个2012年，全世界仿佛被两个财务悬念贯穿。年初，是欧洲债务危机——没有人知道2012年，欧元区是否还能够维持版图，欧元是否会解体或降为北部欧洲通用货币。年尾，是美国财政悬崖——没有人知道，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将如何解决，甚至不知道它算不算一场真实的危机。

历史上，全球经济从来没有在非战情况下实现过复苏。因此，当各种负面征兆出现的时候，无论是在危险度判断还是应对上，都无先例可循，而风险是否解除，同样无法得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美国财政悬崖年底如约而至时，人们谈虎色变。财政悬崖，真的会绑架全球经济吗？

财政悬崖有多悬？

所谓财政悬崖，是指美国2012年年底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与2013年1月1日起自动生效的财政减赤两项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應。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工人工资税削减、资本增值以及股息税收优惠等；自动财政减赤，是根据2011年夏天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债务上限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减赤“超级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于2013年自动启动财政减赤机制，预计将在10年内共削减联邦政府开支1.2万亿美元。

这两个事件如何可能叠加为全球性的经济风险？政府开支与家庭开支，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制造在内的全球商品的市场容纳能力。在美国，政府开支就是“法定政府消费”。除非国会两党就债务上限达成新的安排，否则，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需要减少60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

而家庭开支所受冲击更明显。美国智库测算，如果美国国会不修改相关法律，2013年百万富翁们将纳税13.6万美元以上，10万—20万美元收入的人将纳税2000美元以上——这也是奥巴马将其推特白宫账号签名命名为“MY2K”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不能触动的群体。

最大的打击来自个人收入税率的增加。个人收入税的最高税率将从35%上升至39.6%，这意味着为美国提供了70%职位的小型企业所承担的税率将上升13%。一般认为，如果减税不能展期，那么会导致2013年美国经济萎缩0.5%，这意味着将重新步入衰退。现在为7.7%的失业率，也将会冲高到9%以上。

关键是，财政悬崖的传导性有多大。从表面看，确实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美国财政悬崖到来之日，正值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增加之时。2012年全球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欧洲经济仍然沉陷于债务泥潭中，甚至隐然出现了北部欧洲、南部欧洲和独身于其外的英国三个经济断裂带。尽管在经历近乎绝望的夏天之后，因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效应的出现，欧洲债务危机突然似乎戛然而止，但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继续爆发。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的表现，也较之往年黯淡了许多。包括中国在内，全年都在经受经济下行的考验。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有美国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复苏特征。2012年，美国“页岩气革命”而收获的能源独立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发展上游的制约因素逐渐弱化，同时，非农就业岗位、耐用品订单、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成屋销售等关键指标都在年底实现了好转。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其成为全球贸易的领军者。不少业内人士，将美国视为2012年全球经济的唯一增长引擎。美国消费的萎缩，确实会传导到全球。

这就是全球关注财政悬崖的主因。自大选结束后的11月12日起，以奥巴马为一方，以众院议长博纳为另一方的磋商就一直在进行。数轮博弈中，最接近于达成协议的交易版本是博纳的“PLAN B”：博纳尝试单方面在众议院通过除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以外，对所有美国人延长所有减税措施的方案，奥巴马则在医保等方面削减支出。但是，这一计划既没有得到白宫的同意，也被共和党保守派一方阻挠。如果圣诞假期后至元旦不到一周时间内，两党不能迅速接近，财政悬崖就似将坠落。但是，这个前景真的就意味着灾难吗？

“富人税”是表象之争

按照2011年两党提高债务上限时的故例，前期坚持本党立场——引发市场动荡——迅速达成协议似乎已成模式。这个模式仍然可能在财政悬崖的博弈中复制。实际上，即使到元旦时达不成协议，也不代表灾难迅速降临——强烈反映可能表现在市场上，但不在实体经济中。

原因是，民主、共和两党关于财政悬崖的博弈，表面是围绕是否针对富人增税展开，如同“左右”之争，但实际上两党并不存在如此大的立场差异。这也可以从博纳的“PLAN B”版本中反映出来。两党真正的博弈点，是奥巴马希望获得提高债务上限的自主权，而共和党则要掌握这一权力，并伺机对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医改法案做出调整。

目前，尽管再次逼近债务上限，但奥巴马政府尚可支配约660亿美元，勉强可以维持到2013年2—3月间。即使两党在此之前就财政悬崖达成临时性协议，博弈也不会结束。

关于财政悬崖的危险，部分基于这样的理论认知：政府花钱少了，会影响经济。但实际上，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理论。它是否适用于现时的美国经济还未可知。事实上，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就已经降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国经济不仅没有衰退，相反在扎实复苏。

更大的疑问是，两党博弈的主要目的债务上限提高了会怎么样？历史提供的答案是：1993年到1997年克林顿时代，债务上限提高了4次，共增加1.8万亿美元；小布什时代，债务上限提高了7次，共增加5.37万亿美元；奥巴马仅在第一个任期内，债务上限就提高了6次，共增加5.08万亿美元。除非得出结论证明提高债务上限与金融危机存在内在关联，否则，无法对提高债务上限的风险做出结论。这场博弈，更像是政治之争而无关经济。

当然，债务上限博弈不休，有可能引发政府关门。历史提供的另一个数据是：自1981年里根时代以来，白宫和国会之间因预算导致的政治僵局，导致了5次政府关门停止办公。但是，并没有发生逆转式的影响。

一国政策对全球产生的冲击，更多是通过货币体现的，特别是美国这样拥有“美元铸币税”特权的国家。通过货币政策的制订，影响美元流向、大宗商品价格和他国基础货币发行量的事已屡见不鲜。这比其财政政策更有渗透力——无论是财政悬崖还是债务上限的博弈，对外部的影响很可能没有想象的大。经济仍将按自有规律行事。

对中国冲击在政策层面

当然，财政悬崖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代表对中国没有影响。其影响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如果因对债务上限没有新的安排，自动减赤计划启动，美国政府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海外行动会受到影响。美国从中东产油区抽身的进程可能加快，从而影响中国能源来源区域。其二，由于美联储承担着美国经济防火墙的功能，如果美国国内经济确因财政悬崖发生反复，美联储势必站出来。其政策走向对于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最为直接。

事实上，尽管在2012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不可能完全阻止财政悬崖达不成协议后造成的损失。但其实，美联储已经准备好了弹药，即无限期实施QE4（第四次量化宽松）。

QE4每个月购买400亿美元的MBS并购买450亿美元的4年期以上长期债券。这意味着每个月向市场释放850亿美元的流动性。如果财政悬崖坠落，2013年一年减赤增税总额也就6000亿美元。QE4完全可以对冲这一额度。伯南克还特别设置了QE4停止的触发条件：失业率降到6.5%，通胀率不高于2.5%。显然，如果美国经济处于这样的良性循环中，财政悬崖的风险也就消除了。

因此，对中国而言，QE4比财政悬崖更值得关注。QE4，有可能导致美元长期走弱，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实际走强，受汇率影响，中国制造的出口环境将难以改善。此外，弱美元有可能推动热钱以各种名目流入中国，同时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对于既要稳增长，又要防止通胀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政策制订的两难和运作空间的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风险会大大提升。

本质上看，美国财政悬崖以及其防火墙QE，其实是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形成了倒逼。将财政悬崖和QE的冲击力缓解下来，没有捷径，只有优化经济增长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财政悬崖，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