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黄永文

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生存是现代教育的四个支柱，而我国高校毕业生能够达到这四个条件的并不多。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呈现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双方均不满意的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的学校教育不得不反思：教育是否应该回到人才培养的初衷——向社会输送有工作能力的人才，而非空有文凭、却无一技之长的“书呆子”？

只有将工作与学历相结合，经历了长期的职业预备的人，才会被市场追捧、渴求。［1］多数人到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才找寻自己的兴趣之所在，或盲目选择“热门专业”。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才开始摸索自己的职业方向。这势必造成不少人只知道报名校，不知道选专业，以至于上大学之后对所学专业因缺乏认同感而失去学习兴趣。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一些大学生“一毕业便失业”。一部分空有学历、毫无职业意识的“人才”就这样成了“剩余资源”，这间接导致了“泡沫型”的“高学历热”和新一轮的“知识无用论”，不仅加重了大众在教育投资方面的负担，也挫败了他们的投资热情。显然，职业规划与指导意识的缺失是造成这些现象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

很多学者认为通过职业教育可以缓解全球教育危机，控制社会对更高级教育的需求，缓解教育资金支出的压力，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水平。它尤其被当成解决发展中国家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辞海》（1999年版）中，职业教育指给予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下的定义是：给予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则这样描述“技术和职业教育”：指各种形式和各种级别的教育过程，除普通知识外，还包括技术和有关科学的学习，以及获得与经济和社会生活部门的职业相关的实用技能、专业技能、态度和认识［2］。这些描述与我们所理解的职业教育有很大出入，正是这种理解上的错位，造成中国教育的一个荒唐现实：“素质教育”提早到了“零岁”，职业意识到18岁还没有形成！［1］

事实上，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历经“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到“技术教育”的嬗变，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而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使得职业教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其重要地位。然而，民众普遍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有失偏颇，认为职业教育只通过职业中学、职业技术学院等开展，所以一直没有一个针对普通教育的量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职业指导规范。而整个社会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使得职业院校仅仅是考不上普通高校的不得已之选择，我国职业教育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美国职业教育的经验

国际的职业生涯教育以 “培养人的就业创业意识与职业规划能力”为主要目的。早在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作为 “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和“准备进入就业领域的一种手段”，作为解决教育和就业、学校和社会之间矛盾的一种工具。

美国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一个由教育部、劳工部、商务部、农业部、国防部等9位副部长和署长组成的国家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主要负责发布职业和培训信息，制定职业发展指导规范和职业教育规范。下表是该委员会在1989年组织制定的《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

表1 美国职业发展指导方针

阅读之后给人最大感触是，定义含糊的“素质教育”与职业发展相联系，并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职业教育是终身化的，特别是低龄化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每个学生到成年以前，势必要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自我认识、探索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职业规划”等不断反复的过程，这显然比我国以面向大学生为主的就业指导有意义得多。更关键的是其指导方针的每个部分还有相应的量化表，可操作性极强。

这些高标准的指标在令我们自惭形秽的同时也感悟到美国学生强烈的独立性与鲜明的职业意识就是通过这样“超前、超强”的过程培养训练出来的，反观我国职业意识的开展程度，则明显不足。

三、我国普通高校中职业规划的可操作性方案

中国人口资源的庞大性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导致我国中小学教育更多地侧重在应试教育上，把职业教育提前至中小学，可行性不太强，人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大学教育上。这也造成了当前我国大学教育的“难以承受之重”，毕竟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素养和能力，无法在短短几年里完全培养起来。但在大学期间作一些“亡羊补牢”之举，也未尝不可。

（一）职业规划意识的确立

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把职业教育与职校划等号，而应该与普通教育相融合。美国就没有单独的职业教育体系，其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被结合成综合课程向学生提供，以此消除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瑞典政府早在1991年就合并了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3］。只有把职业教育融入到普通教育中，才能解决职业教育不受重视的问题，只有在普通教育中强调职业教育，才能弥补学生职业意识薄弱的缺陷。

因此，积极引导学生确立职业规划意识是核心。许多在校大学生只学习，不参与社会实践，无法有效地将所学与所用相结合，为就业做准备。所以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便可针对其所学专业的潜在就业方向，引导他们对自己的兴趣、专长、特点、能力等进行“自我认识”，较为准确地判断何种职业适合自己，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就“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进行探索，包括如何获取和使用职业信息、正确认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等；更重要的则是根据自身条件制定一个初步的就业规划，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相关技能，消除集体“就业无意识”、“职业无意识”状况［4］。

（二）教学大纲的开放式制定

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中，均设有由工商界人士和教育界人士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委员会，负责开发、审核和评价专业课程的实施情况。加拿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就先聘请行业代表组成专业委员会，分解、确定从事不同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然后再组织教学人员总结、归纳各项能力，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5］。

我们的教学大纲更多情况下只是“校园范围内”的事，很少有业内人士参与其中。因此学校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可考虑采取开放式的结构，对相关行业多作一些调研，开设一些实践性强、紧跟行业发展的课程，并适时地将职业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渗透到各学科中去。

同时，也可针对不同的专业单独开设职业规划与指导课程，并制定相对细化的职业指导方案，包括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潜力、需求和志向；制定个人未来发展计划；了解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各种职业的资格要求、工作待遇和条件；学习求职技巧如撰写简历、参加面试等。

近几年，我国普通高校大都开设有就业指导课程。北京大学在2007年成立了“职业发展教研室”，并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职业发展指导课程。教育部规定从2008年起提倡所有普通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并作为公共课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过程［6］。四川美术学院也在这一精神之下制定了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大纲，课程内容针对不同的对象有所不同，从一年级到毕业年级分别为：大学生涯规划、职业素质拓展、职业生涯规划、择业与就业。

（三）“双师型”教师与企业的积极参与

为什么各大高校在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之后，仍不见成效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太重视授课教师的选择与培养。很多院校的职业指导课程只是由辅导员或书记上课，这就缺乏科学性。

针对这一现状，教育部强调建设一支相对稳定、专兼结合、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师资队伍，是保证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6］因此我们应该多聘请“双师型”教师或行业专家前来授课。北京大学便于2007年10月向12名来自国家发改委、农业银行、IBM等政府和企业的人员颁发“学生职业发展导师”证书［7］，这不仅拉近了学校和社会的距离，而且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

除了把专家请进来，还需把学生送出去，加强实习的力度。这不仅能使课堂与实践相结合，还让学生在毕业前就对相应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所需的能力作一个全面的了解。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实验基地的开辟就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美术学系先后在重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开辟了实习基地，通过请专业人员前来授课，送学生前去实习的方式，在毕业前便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减少择业的盲目性。

四川美术学院属于专业性很强的院校，学生的就业方向比较明确，同时学院一直都具有以创作实践带动教学的传统，因此专门的职业指导课程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但由于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必然由“菁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同时要把已有的教学传统系统化并传承之，则必须正视这一课程，以此为契机总结、分析已见雏形的优秀教学模式，培养出更多的“双师型”教师，使学院的教学良性化发展。

[1]高燕定.人生设计在童年——哈佛爸爸有话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和技术教育公约[C].1989第25届会议.

[3]雷达.合并，瑞典普高职高是一家[N].人民日报，2007-04-13.

[4]蔡文俊.基于国际视野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08（6）.

[5]黄克孝.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概论[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教育部.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Z].教高厅[2007]7号文件.

[7]周逸梅.北大首聘职业发展导师[N].京华时报，2007-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