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襦心

吃完晚饭，小学生阳阳跟着父亲学习“whale”（鲸鱼）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尽管已经纠正了几十遍，但心思没放在学习上的小家伙，依然发音错误。父亲终于忍不住发火，小男孩的情绪也很激动：“我已经尽力配合你了！”

沮丧的父亲问：“孩子认为自己享有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学习都是为了大人学，你说该怎么办？”

我正好在撰写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志愿者服务组织机构Me to We的报道，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今年8月，20名中国的初中、高中学生通过Me to We，从喧闹、繁华的上海前往遥远的肯尼亚。在马赛地区唯一的一所女子高中Kisaruni里，当地女孩的话让她们特别震惊。这所女子高中，是Me to We的全球合作伙伴“解放儿童基金会”（FTC）援建的，在拥有宿舍之前，女孩们来上学需要步行几个小时。但她们说，不在乎学习难不难，因为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已经非常感谢了。她们觉得学习难了，以后才会更加成功；自愿5点早起学习，晚餐后夜修，没电灯就用太阳能小灯，眼里寫满了努力：我们要知识，我们要未来。这正是我们的孩子最欠缺的原动力…… 他听到这里眼睛一亮：“我怎么才能把阳阳送到肯尼亚去？”

其实类似的“吃苦教育”，在国内已经兴起，但FTC和Me to We跟下乡、军训有着更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宗旨是让孩子去帮助孩子（ Children help children），并坚信哪怕12岁也可以改变世界。

建房背水

在记者所述的肯尼亚之行中，全程参与的还有谭盾夫人、儿童教育专家黄静洁，以及他们年仅8岁的小儿子响响。

孩子们在肯尼亚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跟北美前来的学生会合，一起帮助Kisaruni高中建造一所宿舍。黄静洁记录道：“先学习用2/3沙子和1/3水泥做成混凝土，然后在非洲工人带领下垒墙，对体力要求最重的是把山石从坡上搬下，用来垒墙。开始孩子各自为阵，一人抱一块石头来回跑；不久他们发现站成列队来传递更有效，于是协作起来。劳动磨练身心，协作更是团队精神的体验。砌墙让孩子们学起一门新手艺，砖与砖之间要留出均匀空隙，然后用夹板夹住往缝里灌水泥。这需要两人合作。用铁丝拧紧钢筋架子，然后步调一致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扛上山。孩子们有的活泼呼喊鼓动，有的默默做工悉心配合；有的力大无比，有的手巧心灵……”

这所宿舍的建成，不仅能改善当地学生的生活质量，还可以免去她们每天长途跋涉前来上学所要花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些想改变世界的学生来说，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成真是一件很满足的事。”男孩Justin说。

为肯尼亚妈妈背水，则是孩子们必修的体力活。

肯尼亚水资源匮乏，每天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马赛地区的妈妈或者女儿们就要开始准备去马拉河取家人一天所需的水了。在“水路”上跋涉一次，一般需要两个小时，一天要来回多趟，不仅累人，还特别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惨遭河马的攻击。但如果没有这个水，就无法做饭洗衣、灌溉农田、豢养牲畜……有位妈妈给孩子们演示了她们是怎么背水的。在一个黄色大桶里，装满40斤水，然后把这个水桶用一条围巾挂在头颈上，在烈日下背着走几公里。而孩子们则是2-3人一组，前背后推，才走了10分钟，大家就腰酸背痛了。

在肯尼亚，很多女孩从小就要跟着妈妈做家务，一生的梦想就被她们要背水，而不能去上学的现实打碎了。而Me to We则在Kisaruni高中建造了净化水系统，把雨水接下来再引进这个系统，让女生放学带水回家，做到背水、上学两不误。这给孩子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知识带来改变，改变创造未来。

了解完水资源与学校的生存关系之后，孩子们又面对着如何让社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命题。营地安排孩子们与马赛妈妈学手工。这些特色的项链和手镯，肯尼亚妈妈们做好后，可以送去Me to We的商店售卖，拿着钱就可以送孩子们去上学了。而Me to We则通过全球400多个分支机构，销售这些手工艺品。再把自己每年50%的净利润捐赠给FTC，回馈到社区。

“家庭有收入，社区自生资源，教育改变人生。这是一堂没有教本的人生课。”黄静洁说。孩子们的辅导员Ryan则对她说：“Me to We 引领孩子来非洲最大意义不是造房背水，更重要的是把社区建设和领导力精神带回去影响更多人。”

“车库决议”

触动黄静洁带着“小尾巴”，跑去肯尼亚去见识“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源自两年前，她读到了一本名为 《Me to We》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作者，正是FTC、Me to We的创始人克雷格与他的哥哥。而克雷格早已成为响响心目中的大英雄。他曾经得到过三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获得了 “世界儿童奖”，这是维护儿童权益的最高荣誉，也被称为“儿童诺贝尔奖”；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约旦努尔王后同台演讲。更重要的是，克雷格创办FTC的时候，年仅12岁。

这位“英雄”的传奇，即使今天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95年4月19日。12岁的克雷格一边嚼着早餐麦片，一边伸手拿起当天的报纸，想要翻阅喜欢的连环漫画。这些漫画是他每天早晨都要看的，然而就在那一天，报纸第一页上一条让人无法忽视的标题“12岁男孩惨遭谋杀”，让身为同龄人的他，忍不住读了下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美联社）：伊柯巴尔·摩西4岁那年，他的父母将他‘卖了，拿到了16美元。从此，伊柯巴尔沦为奴隶。在以后的6个年头里，他大多数时间被锁在一台地毯编织机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打着小结头，一直到12岁。他获得自由后，随即开始了他的反童工斗争生涯，呼吁全世界展开反对残忍的童工生活。星期天，在距离拉合尔市东面35公里处，伊柯巴尔与两位朋友在他们的穆里德克村里骑自行车时，突然遭人杀害身亡。有人相信，他是被地毯行业里那些暴跳如雷的人谋杀的，他们曾多次出言威胁，要这个年轻的活动家闭口……”

这篇报道让克雷格极度震惊。他是一名来自多伦多市郊中产阶级社区的孩子，像所有邻居的孩子一样，整日打篮球、练投篮、玩电子游戏，这篇报道让他突然窥见了人生残酷的另一面。

“我脑际涌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样的父母会将自己4岁的孩子典卖为奴？什么样的人会将一个孩子锁在地毯织机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干活？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很久，但是找不到任何现成的答案。我当时最迫切想要做的事就是赶紧去找比我大6岁的哥哥马克。但是，正在上大学的他不在家。我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克雷格带着这篇新闻走进教室，请求老师同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一遍，对他们说，我们要帮这些孩子做些事。老师认为，读书固然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学生，也要积极做慈善、融入社区，就允许了他的要求。听完新闻，教室里鸦雀无声，11只小手举了起来，一个名为“Free the Children”的课外小组成立了。在克雷格家的车库里，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的第一份决议是发动同学去征集市民签名，让全社会来关注被忽略的童工问题。他们征集到了2万个签名，交给了联邦政府。接下来，他们又开始筹划一件更挑战认知的事情——帮助亚洲的失学儿童建一所学校。

孩子们带来了他们的圣诞礼物、玩具和书籍，在车库进行了大拍卖；帮邻居除草、看孩子、洗车；跑到不同的学校和周围的社区去演讲；写请愿信给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星报、国家邮报、国家电视台的关注。几个月后，加拿大安大略省劳工联盟大会邀请克雷格去演讲。个头才刚刚露出讲台的克雷格，为台下2000个大人讲述那位被杀害的巴基斯坦童工、童工们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这些美加同龄人的幸福。那一次，他筹到了15万元加币。 第二年，这群孩子在印度成功建立了一所“童工康复中心”。第三年，他们又在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山脉上建起了一所小学。那次建校经历，让克雷格学到了什么是“minga”。

当时他和哥哥带着一群热心的学生志愿者，计划用两周完成校舍建设，不巧正碰上收获期。在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上，运送水泥和木材上山的骡子了，被驮着粮食下山的骡子挡住了去路。他们去请求对方，跟他说距离他们回国的时间很短了，如果一直上不了山，学校就建不起来了，只能等到下一次志愿者活动，对方表示他来想办法。那个人回到家，向村民们大声说：“明天将会有一场minga。”第二天，兄弟俩被眼前的奇迹震惊了。上百个村民聚集在一起，很多人甚至半夜就起床，跋涉了五六个小时赶来帮忙建校舍。原来minga是一个召集周边村民行动的信号。当有人发出号召时，小孩子们负责跑到邻村将消息传递给大人。克雷格决心将minga精神传播至全世界：人们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聚集在一起，当我们发出minga的号召时，会有无数人起身响应。让世界上所有人实现从小我至大我的转变。

亚洲之行

改变克雷格一生的，除了童工被枪杀的报道，还有亚洲之行。他甚至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亚洲前和亚洲后。

当时12岁的克雷格很想亲眼去看一看，亚洲的童工们究竟是怎样生存的。恰好克雷格父母认识的一位大学生正打算去亚洲探望亲戚，问他想不想跟着一起去。克雷格自然是雀跃不已，但说服不放心的父母很艰难，足足花了8个月的时间。最后他的母亲提出：1、他必须自己筹集一半的旅费；2、证明这次旅行绝对安全。并要求克雷格时時刻刻都要和他们保持联系。亲眼看着他上飞机，随时知道他接下来的进程是什么。

克雷格立即行动起来，请求所有亲戚把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统统折合成现金提前给他，又去帮邻居干家务活赚钱。他还联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国内的保护童工组织，他们出具了信函，保证他的安全。

就这样，克雷格在大学生的陪同下，开始了长达7个星期的亚洲之旅。

“我是通过当地的保护童工组织找到童工们的。其实当地人都知道哪些工厂有童工，只是没法解救他们。而我则向这些童工组织保证，一定会把我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加拿大的媒体。”克雷格告诉记者。

那些遭遇非人待遇的童工，让亲眼目睹的克雷格极度震惊。在砖瓦窑上干活的孩子年仅5 岁，倾倒金属熔浆的儿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位名叫纳加希尔的男孩，双手被编织地毯的刀子割出一道道口子。他的主人不愿意损失生产时间，就把火药调成糊填进伤口，用火一点，把伤口烧结起来，然后再送回去干活。他的头颈处有一处被烧红的烙铁留下的烙印，胳膊和大腿上都是伤疤，这是他从工厂逃跑受到的惩罚。这些儿童很多是他们的父母欠债的抵押品，从劳动中拿不到一分钱。

当时正好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正率领着一个代表团抵达印度新德里。克雷格希望和总理面对面谈一谈童工问题，理所当然受到了拒绝。为此克雷格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纳加希尔走上台，向大家展示了他浑身上下的累累疤痕。这次发布会无疑非常成功，CNN 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也让克雷格如愿以偿。会面时，总理承诺他会在与南亚政府首脑会谈过程中提及童工问题。

1999 年，15 岁的克雷格又登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这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奇女子，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表示，要帮助FTC在全世界建设100 所学校。到目前为止，FTC与Me to We，已经激励了全球超过180万的青少年，通过他们的努力和行动，在非洲、亚洲、南美洲援建了650所学校和多个医疗中心，为5.5万名贫困儿童提供全日制的免费教育。

中国式尴尬

2000 年，FTC进入了中国，他们选择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建立了25所希望小学，并普及“认领村庄”模式。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被援建的乡村老农们，认定克雷格是“第二个白求恩”，然而曾经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25周的《Me to We》这本书，2008年在中国推出中文版之后，却一直在城市读者中反响平平，连豆瓣上都只有两条可怜的评论。出版社后来反思说，可能是因为“社会责任”、“世界公民”这些理念，从大环境上说，在国内还无法得到普遍接受。著名主持人阿丘曾经坦承：“虽然我是一个10岁的女孩儿的父亲，不过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想象，我的女儿和马尼拉的那座垃圾场有任何关系，12岁的克雷格却站在了那里。”而家长们听完记者讲述Me to We每年一度的志愿者夏令营后，最感兴趣的往往是让孩子去接受一下吃苦教育，顺便练练英语。

在这上面，或许我们可以跟国外的教育取取经。

在上个月Me to We和北京四中主办的“明日领袖论坛”上，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晒出了自己的家丑：“我儿子在中学国际部上学，有一次回家说他参加的乐队，每个礼拜都会去养老院弹吉他唱歌。我听了好感动，说我不如你们。结果儿子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只是为了申请大学的时候，简历上好看一点点。”

原来想要申请欧美高校，简历上都有志愿者服务一栏需要填写。徐小平听了一开始很崩溃，心想自己的孩子怎么这么功利。后来转念一想，学校这种要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社会、一所大学，告诉成长中的孩子，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提倡的、什么是录取标准，他们就会根据这个标准来了。他知道原来关心弱势群体、关心比我们不幸的人是我们的责任，是评分标准之一。这样的教育即便是应试教育，也是更加综合、平衡的对未来领袖的塑造教育，对人性、对社会有利而无害。”

专访

《新民周刊》：12岁的小男孩前往陌生的亚洲国家做童工调查，你觉得危险吗？

克雷格：我拿的是加拿大的护照，我们国家给公民提供了保护，当地的保护童工组织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那些悲惨的童工相比，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这种受到保护的人，有责任发出声音，呼吁全世界重视童工。

《新民周刊》：很多人都会认为：小孩子能成什么事，但你颠覆了这种既定思维。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克雷格：我認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孩子。以儿童的身份来做，会更能得到媒体的关注，更有机会。以前经常有人跟我说：你们太年轻了，等上好大学再说，等到功成名就再说，但我们不想等。这个世界现在就需要我们，我们想马上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而且我们并不是单一的人，我们是一个团体，可以在一起把世界变着更好。

《新民周刊》：加拿大的审计署曾经赞扬FTC的财务管理是最近15年以来非营利机构中做得最好的，你们的行政费用只占全部费用的9%，其他一律用于具体项目。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这个组织，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如何把创意与完善的管理制度结合起来？

克雷格：在非营利组织这一块要有足够的创新精神，所以我们有一个董事会，成员不超过18岁，决策都由董事会做出。比如我们每年一度的盛会We Day（我们的日子），就是几个学生想出来的。当时后街男孩这个组合非常火，有人就开玩笑说，既然学生们那么热衷听演唱会、看球赛，能不能让他们为公益事业而疯狂。于是我们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请明星过来表演，青少年们则通过行动去挣得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而在专业问题上，我们则寻求成年人的帮助，比如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财务总监李先生。现在我也是一名成年人了，我也在为那些孩子服务。

《新民周刊》：在FTC发起的行动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数“认领村庄”。比如FTC在甘肃礼县永兴乡文家村建立了一所“文家小学”，学校建成以后，FTC给每个学生所在的家庭分发了一头猪，还给了村里5 头猪，以防猪生病或意外死亡。买猪的钱全部来自加拿大孩子的捐款。这样的模式是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克雷格：由于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也是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刚开始我发现把童工解救出来还不够，得让他们上学，于是就建了很多所小学。可是后来发现，这些学校大多空着，没有人就读，因为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只有让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才能让他们真正接受教育，于是便有了“认领村庄”的模式。后来我们的项目越做越大，有五大支柱：教育、饮用水、健康医疗、小生计、农业和粮食安排。

《新民周刊》：你对中国的孩子有哪些建议？

克雷格：学校都指望学生从书本上学东西，其实向生活学习才更重要。美国很多学校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中国应该更加注重这方面的培养，通过课外活动和志愿服务。不要等到18岁，让他们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培养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