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

钱恂是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学者和外交家，其政见、学问或交游、事功，皆多可述。不过，除有少数论文撮述其生平概要①，余者多在讨论钱玄同家族、张之洞幕府或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场合才有所旁及。②或缘其丰富的海外经历，钱恂反倒颇受域外学界瞩目，目前关于他的唯一一部年谱也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③钱恂的外交生涯几与清末政局相始终，由此透露的历史信息足为观察世相的镜鉴，令人遗憾的是迄未有适当整理与评估。尤其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担任学生监督时期，充分表现出个人政治身份的复杂性:既代表地方政府，身负办理交涉之责;又掩藏不住革新士子的一抹底色，在政治态度上趋向激烈。近有学者据庚子事变时钱恂在日言论，引申出“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这样争议性的话题。④本文拟综合中外史料，对此期钱恂行迹予以考证，进而厘清他与清朝督抚，维新、革命两派及日本朝野多种势力之间的错综关系。目的不仅为解释其人其言，也尝试为理解他所生活的大时代，提供一个有益的注脚。

钱恂其人

钱恂(1854～1927)，字念劬，浙江归安县(今属湖州)人。由附贡生报捐县丞，分发指省直隶试用。1884年投宁绍台道薛福成门下，受命整理天一阁书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1889年，经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奏调随行。1891年经出使俄德奥和国大臣许景澄奏调派驻俄、德两国。1893年又经英法义比国大臣龚照瑗调派驻法国。1895年经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调回国，奏请留省差委，张回湖广总督本任后，调鄂差委，历充洋务文案及自强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枪炮各局提调。⑤1899年派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任出使荷兰大臣，次年改驻意大利。入民国后，短暂供职于教育部，后任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⑥钱恂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韵目表》、《史目表》、《光绪通商综核表》、《中外交涉类要表》、《帕米尔图说》、《中俄界约斠注》、《财政四纲》、《日本政要》、《二二五五疏》、《金盖樵话》、《有清进书表》、《清骈体文录》等。⑦

钱恂自幼涉经读史，“好治小学暨韵音”，对洋务新学也有钻研。其早年所撰《光绪通商综核表》、《中外交涉类要表》等西学资料书就曾得到翁同龢的赞赏，后者日记中有“与谈泰西事，有识见，于舆地讲求有素，可用也”的评价。⑧许景澄主持中俄界务交涉，奏调钱恂赴新疆帕米尔地区查勘，颇欣赏其“素长考据，近于西人各图说，颇能尽心钩索”⑨。后与共事的湖北自强学堂总稽查姚锡光也有类似观察:“盖太守最精交涉事件，故于约章最为留心，搜缉宏富，且善勾稽，逐条多加案语，将以汇刻，以便有心人观览，诚巨观也。”⑩钱恂博学杂览，亦具才名，加以游历西洋的见闻与办理洋务的历练，使得其新学素养及观念开通的程度，远高于清朝一般官绅。但在他生活的年代，外交履历并非值得骄傲的资本，更不能为官场角逐加分，钱恂仕途走得并不顺畅，投入张之洞幕府，实出于无奈的选择。

钱恂在湖北任事多年，贡献不菲，被后来人视为推动地方建设的“重要洋务干部”（11）。而他的经验能力确为幕主所器重。张之洞欣赏其“能言能行，切于实用”，赞许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人才”，先后两次向朝廷保举。（12）时人以《红楼梦》中人比拟当世人物，将张、钱分别比作凤姐、平儿，虽属戏作，却透露出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3）1898年钱恂奉旨入京召见，以出使大臣记名。时值戊戌变法高潮期间，袁世凯有意荐张之洞入军机处，张以政局叵测，电嘱钱恂:“袁如拟请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14）钱恂在京师充当了张之洞的耳目，而在此类敏感政治问题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信任。越年初，他就被委派为湖北省“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开始了真正独当一面的外交生涯。（15）

今人提及钱恂的多数场合，或缘于钱氏家族作为“清末留日第一家”在中日关系史上的特殊地位。钱恂目睹东邻向西方学习的成效，又对照游欧的经验，“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身体力行倡导留学日本。其妻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从夫君作海外游，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16）钱恂的同父异母弟钱玄同，在近代史上的名气要比乃兄大得多，其早年游学东瀛，也得益于家兄提携。钱恂两子、一媳、一女婿全部赴日，“分隶四校留学”，单士厘尝自诩:“女学生以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校六年级之业，而跻身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17）钱家后一辈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留日经验，其中涌现了钱稻孙(钱恂子)、钱三强(钱玄同次子)这样的知名人物。如留意钱家成员留日的发端，具体契机还在于张之洞派钱恂为留日学生监督。

身负数责的“留日学生监督”

出任留日学生监督是钱恂与日本结缘的关键，而两者渊源还可以往前追溯。1897年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佐神尾光臣造访湖北，张之洞命钱恂等人与之周旋。钱恂与日人初次打交道，即扮演了张氏代理人的角色。（181898）年5月张奉召入京，途经上海，因沙市事件不得不折回，但仍派钱恂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接触，此后处理沙市事件的实质性谈判，也是由两人在上海完成的。（19）

钱恂对湖北地方自强运动多所赞画，其中之一就是促成了学生留日计划。如其妻所言:“盖留学日本之举，为外子所创议，而以幼楞(钱滮，钱振伦子，即钱恂堂弟——笔者注)为先导。外子每自负，谓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输入中国，而突过三、四十年曾文正国藩之创游美学生议，沈文肃葆祯之创游英法学生议，而开中国二千年未开之风气，为有功于四万万社会，诚非虚语。”（201898）年底，湖北向日本送出首批官费留学生，不久钱恂赴日接替张斯栒，为第二任学生监督。（21）考察这一任命的背景，应注意戊戌前后张之洞对日关系日益紧密，需派员在日代办事务，就此类人员素质而论，亲信、能干两项缺一不可，钱恂确为最合适人选。而更关键的是，钱恂出任留日学生监督，是由日本人首先主动提议的。1898年9月10日，张之洞致总理衙门电称:

接日本总领事小田切自日本来电云，湖北与日本所商派学生赴东及聘各种教习来鄂各节，望速遣知府钱恂赴东一行，以便面商。并云，此系外部令其发电，应即作为外部之电等语。查钱恂已遵旨赴京，日内计已到，鄂省本与日本议定即派该守带学生前往。今外部催其速往，可否于召见后即令该守速回鄂，以便赴东，至祷。应否代奏。请钧署裁酌，并传知该守。（22）

由此电，可知日本方面对钱恂寄望之殷切。次日，张之洞复电小田切领事，言下已经许可派遣钱恂赴日，电文称:

函电均悉。诸费阁下清心，感谢之甚。深荷贵国政府外部、参谋本部笃念睦谊，实深铭感。钱太守恂现奉旨入京召见，八月内可回鄂。回时即当派令赴贵国，面商一切。已与大原、牧野两君详谈矣。（23）

不久钱恂即由武昌奉命启行，当他停留上海预备航程时，已代理张之洞与小田切交涉聘请日本武官、驱逐康有为等事务。（24）及其到职后，更成为湖北督署与日本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等机要部门联络的重要中介。

钱恂身后多以外交家名世，早期作为薛福成随员出使西欧，可谓外交仕途的初步，1907～1908年奉使荷、意两国，达到外交生涯的顶点。但若细究，其真正开始独当一面，发挥外交才能，却是在学生监督任上。虽名为“监督”，钱恂却做了许多超出名分的事情，在某些特殊时期的作用甚至不亚于清朝驻日公使。除操办留学生业务外，又受托在日延聘军官、技师，购买军物资火，事无巨细皆一手经理。1899年张之洞长孙张厚琨入日本学习院留学，次年5月长子张权又赴日游历，其在日学习、生活事宜均由钱恂负责，张权致信东亚同文会近卫笃麿会长，言及“诸事有钱监督在”，绝非谦词。（25）

庚子事变发生后，清廷宣战，京师使馆被围，南方局势亦趋危急。钱恂偕同驻日公使李盛铎，代张之洞与日本方面沟通，为促成“东南互保”不遗余力。其致张氏电云:

闻董军攻使馆，内乱亟。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星使(李盛铎——笔者注，下同)劝帅亟密商江、皖、苏，各派亲信重员一二人集金陵，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稍存政府规模，俾各国知我尚未瓦解。倘办法得法，各国相认，冀可保全。此策是联各国，肯认即是助，请钧度。（26）

当时外国驻京公使的安危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曾提出一大胆办法，试图由张之洞渠道，劝商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兵北上，入京解救公使。钱恂第一时间向张之洞转达，并提出:

倘乘敌兵未集，能有重臣先定内乱，略更政局，以释众怼，可保两宫不惊，左右无事。此外要挟权利，尚易著手。公与合肥(李鸿章)、新宁(刘坤一)岩疆重镇，断难轻动。惟有电商袁抚专函密达荣相，劝荣自请督师退敌，一振朝权，乃商抚局。即办不到，而荣相离险，终胜坐困。此侥幸万一之策。（27）

换言之，即由三总督策动袁世凯、荣禄发动政变，从保守派手中夺权，意见相当激进。张之洞坚持“外兵断不敢言入京救使”，不敢用此冒险做法。（28）钱恂又建议南方督抚联名派专员邀在京公使南下驻息，以为缓冲，张复电赞许:“联邀各使以续邦交，极是。”（29）其后就此各方往返电商，只因事属一厢情愿，也无结果可言。（30）

除与外务省交涉外，钱恂与参谋本部关系密切。其后来尝回忆说:“时稚樵正滞日本，与彼参谋本部尤稔，其临时来华征匪之司令官福岛安正又旧友，故获知战情较详。”（31）新近公刊之参谋本部大尉宇都宫太郎日记，记录了钱恂相关言论，日记7月6日条记: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除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再行募集三千名。又言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32）

张之洞欲“厚置兵力”，缘于庚子事起后湖北地方局势的变化，日记中提及添兵、募兵、招聘军官各节，可与张氏致钱恂电对照，其电文云:

都下事种种难解，总署换人，大局难料，日本参赞，被董军戕，中东成衅，奈何?鄂省拟添兵二千，吴镇、张游击等已略看军队否?此时日人相待情形语气如何?若再募日本两大尉有妨碍否?速公同筹议，电复。（33）

按，“募日本两大尉”是中日合作军事改革的内容之一，“吴镇”，总兵吴元恺，“张游击”，游击张彪，均为当年赴日考察人员。庚子事起后，张之洞拟添军弹压地方，苦于缺少将官，故急电将两人召回;又因“长江弹压需械甚众”，故指示钱恂商办进口军火。（34）但日本政府在外交上表现得小心翼翼，加入列强联合军事行动后，严守一致行动原则，对华武器禁运问题，尤不敢独持异议。军火求购迟无进展，张之洞曾吐露当时的困境:“鄂弹无药，沪局亦缺，大局沸腾，事变难料。鄂无强兵，岂能存立?联如何联，助如何助?”（35）钱恂在东京充当了代办人角色，但向日人传话时却有自行发挥的嫌疑。细绎前文“或会设立新政府”，并非张氏本人语，更多属于钱恂个人心态的流露。

与趋新人士的交游及言论

如对钱恂事迹做深入考察，可发现其人身上驳杂的色彩，两种貌似冲突的形象集合在一起:一方面仕在清朝，忠于职守，具备很强的外交业务能力，对上级派给使命多能从容应付;另一方面，思想上不合于俗流，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好发议论，有时流于偏激，表现出某种奇异诡谲、离经叛道的气质。尤其派驻日本后，远离国内官场的纷扰，在东京这样一个社会空气相对开放的环境里，更容易激发钱恂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戊戌以后，流亡海外的维新、革命两派领袖在东京聚首，梁启超、孙中山一度接近，几乎实现两党携手，这是辛亥革命研究向来关心的题目。在这些人历史交往的记录中，我们却可瞥见钱恂身影。1897年初，梁赴武昌谒见张之洞，宴会在座者即有钱恂，张氏欲挽梁入幕，后者婉拒，并托钱代为说辞。（36）章太炎短暂入鄂一行，也出于钱恂、夏曾佑等人推荐。据汪太冲言:“时念老在南皮府中，念老求诸四方，得太炎于上海，与往湖北，偕见南皮。”（37）梁启超、章太炎相继赴日后，与钱恂交往仍然继续。冯自由记:“己亥(1899)夏间，钱恂任留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共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由梁介绍，始认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38）当年章太炎致函汪康年，言及“五月东渡，见吴越王，复累累言公近状，乃知藜羹不斟，彼此同病”（39）。“吴越王”，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君主钱镠，代指钱恂。章初次赴日，正值思想激烈转型的时期，因钱“亦主根本改革之说”，“彼此往还，殊不寂寞”。数年后，章回顾那段时光，曾感慨“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惟任公、念劬”（40）。

冯自由将钱恂列入“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名录中，称其“与章炳麟、梁启超均属旧交，好谈新学，己酉(当为己亥——笔者注)任驻留学生监督，经梁启超介绍与孙中山相识”。（41）钱、孙关系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限于史料尚无法追究细节，“根本改革之说”何指，也不易定论。但钱在观念上趋新，对清政府不满，甚至略带“革命”色彩，所以能与以思想激进著称的章、孙相投，却是事实。尽管当时尚未直接参加维新、革命两派活动，钱恂至少对其组织与行动部分知情，这一点应属无疑，而且作为清朝官员，他并未出面予以干涉，与两派首脑保持了密切往来。（42）

当时浙江留日学生汪有龄曾对钱恂作有一番评论:

木斋若明若昧，求免为日人齿冷幸矣，遑论佩服乎?念劬差强人意，然亦俗吏中能员，非事业中健将也。闻渠于必须见面数人外，如福岛安正、小林光太等，亦不甚与他人交接。（43）

这是致汪康年的一封私信，臧否人物难免有相轻语，但褒贬间对钱恂的办事能力仍然予以肯定。汪还透露“念劬在东京好对日人骂中国”，“闻木斋颇忌念劬，晤谈甚疏”。（44）钱恂身上流露的那种愤世、孤傲的风格，显然与严于职守、循规蹈矩的李盛铎格格不入，两人也因此保持了一定距离。

就私交而论，钱恂与汪康年订交最早，关系也最亲密。（45）钱恂出国后，两人仍通函殷勤，庚子事变发生后，彼此更多互换意见。用钱恂话说，“华人梦醒者，海内诚有兄，然海外尚有恂，正不能谓一人而已”，可证二人交谊之固，亦略见钱自视之高。（46）由于是密友通信，直曝胸臆，无所隐讳，笔墨间纵情使气，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透过这些文字，可窥见钱恂内心的真实想法。

当义和团兴起、国内局势纷扰之际，新党人物对在日孙中山、康有为两派动态密切关注。汪康年去信打探“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钱恂回复说:“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言下对孙、康皆有微词。尽管对联合举事抱有期待，但逼于时势，钱恂也意识到前景不容乐观，故叹息:“(二雄)有志未逮，七八月间患太骤，近患太频。”（47）

事变期间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基本代表了新党立场，对清朝政府及东南督抚都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但在钱恂看来，仍觉“辣”劲不足，开放不够。他多次去信，鼓励更为激进的言论:

下半年来四万万中惟《中外日报》稍存公理，弟意犹以为未足，不敢恭维辣也。

《中外日报》半年来颇发正论，然尚嫌不辣，盍整顿之。

《中外日报》近日又有进步，然于恂意犹未满也。若销路日广，议论不妨日精，胆不妨日大。（48）

待联军攻破北京，宫廷西逃，“瓜分中国”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此时钱恂却返躬责己，痛诋逃亡政府，谓瓜分之祸咎由自取:

瓜分既后，所剩下之瓜皮、瓜蒂、瓜子，虽不禁我等食其吐余，然诚如兄言，尚恐做不到。近今中国人声声言白种必奴隶黄种，几几有不甘奴隶之心。然试问，我中国人以前能自伸黄种之权乎?以前既甘为奴隶，以后何必不甘?窃恐白种究胜满洲也……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欲和安望?而大臣中方有持山陕澳区，不畏洋人，正可建都以号召东南语。列国暂时果难攻山、陕，彼计断天津海口，截长江消息，山、陕岂有活理?然则瓜分者正彼人，所谓逼列国以不得不分也。（49）至辛丑议和，外人强索祸首，钱恂又作反论，故意倒果为因，将新政启动归究为刚毅辈倒行逆施所赐，中国维新不成，病在死人不足:

和议必难速成，长江不免小警，然无论种种变态，总比承平好。故弟近发论，谓海内诸君子，咸欣欣于新政之将行，虽新政必不能行，然此行新政之机谁实启之，不得不归功于载漪、刚毅诸大勋臣。

恂于诸元凶中，最佩服刚，以为中国之忠臣。试问乙亥、庚子两年，若不有刚毅极力培养，今日安敢发新政议论?虽新政必不行，而议论固已发矣。若庚子有数刚毅，则今日新政其行矣。若戊戌秋冬尽用刚毅办法，尽去行省汉人督抚而易以满人，则庚子新政早行矣。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胜。欧洲维新，死者数万人，日本亦不少。中国区区死数十人，焉足言新?（50）

俄国乘机占领东三省，后还地交涉受阻，拒俄运动蔚为风潮，钱恂认为不能通过新政而图自立，即便争回土地，仍归于“无用”、“无望”:

张园大会为补救国会之要点，敬佩敬佩。无此举，则真四万万人无一有脑气矣。然弟有一言，度兄亦不能不憬然。今果争得满洲不让俄人矣(姑勿论是空话)，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51）

以上言论虽惯以笑骂出之，形似游戏，其实文字下藏着深刻的愤懑和失望。汪康年尝赠钱恂“沉挚”二字，后者自称“眼光或可追及兄，办事远不如兄之毅，非谦语也”（52）。庚子事变后，钱恂的妻子单士厘说他“年来自悔闻见太多，知识太早，颇用静观主义”（53）。钱恂本人自视甚高，批判很广，但缺少行动的力量，在需要群情激昂的场合，显得过分冷静，有时甚至近于冷酷。当他欢呼“变态”胜于“承平”，心里怀抱的是何等透彻的悲哀?不同于多数懵懂于时局，只知抱残守缺维系现状的旧官僚，也不屑混迹于那些热衷事功、擅长弥缝补罅的能臣干吏之列，他既无法提供现实可行的方案(已经预判不能行)，也不打算投入政治革新的运动。身为朝廷命官，却认定报效的对象百无一是，自我批判深入骨髓;对于有勇气站到清政府的对立面、图谋整体改造的人群不吝报以喝彩和期待，但最终还是无决心和他们站到一起去。（54）

在那个时代，钱恂真是个无法归类的“异数”。与张之洞之迎拒离合

在张之洞与日本交往过程中，钱恂介入最深，所知最多，如果探究庚子时期张氏对日关系的真相，钱恂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前揭孔祥吉论文据以断言“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又谓“宇都宫太郎日记的发现，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行文至此，回头再看日记所载钱恂言论，其中关系“独立称王”的关键叙述有两处，其一前已引用，其二“6月28日”条录下:

当夜在仲之町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若天子一旦蒙尘(可能为长安)，清国将处无政府境地，其时南部二三总督不得不于南京成立一政府。（55）

所谓“天子蒙尘”为假设，其时尚未发生，参考旁注“长安”，很容易联系到两宫西迁的传闻，“无政府”盖指顽固权贵挟宫廷迁逃后的境况。应予注意的是，新政府由“南部二三总督”联合而成，非张之洞一人所为，亦非其主导;再则建立地点在南京，而非武昌。仅从字面推导，看不出“独立称王”的蕴意。复按背景，清廷谕令各省“招拳御侮”，张之洞等人认定宫廷受拳党胁迫，政非己出，故宣称“矫诏不理”，并联合南方数省与外国议定“东南互保”。对照宇都宫所引钱恂语，言南方督抚“联合”正与“互保”意合，含义模糊而易引起歧义的只在“政府”二字。（56）前文针对钱恂个人性格、学识、政治观点、行事特征及人脉交游诸方面所作的考察，可帮助我们理解，钱恂寄望张氏起而反清，自建“政府”，自有其心理基础，他对宇都宫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并不奇怪。

反观张之洞，对钱恂在日表现并非无知无闻。庚子事起之初似已有所警觉，去电言“足下言语尤须格外谨慎，切嘱”，可见强烈的约束意态。（57）及自立会事败，牵涉湖北留日学生，电文更多严厉:

闻阁下在东与诸生言，因持论喜通达时势者，诸生不免误会，失其宗旨。近来诸生行止、议论多有悖谬，于是此间多归咎于阁下。傅慈祥临刑时大言曰：“我为钱监督所误。”又阁下致善后局信函面写“南清湖北省”字样，见者骇然，群议大哗，并归咎于敝人，务望格外谨慎，勿为好奇之谈，勿为积愤之语言，一面流弊，万一被人指摘，阁下固受其累，且从此出洋学生之路绝矣。（58）

张之洞终不能割断对那拉氏的忠诚，钱恂却不乏“反清”、“自立”的异心。当列强鼓吹还政光绪，前者竭力维护后宫，钱恂抱怨“鄂省下半年昏昏，往岁名声坏于一举，可惜!”（59）他听说汪康年曾赴鄂以“剿拳匪、劾政府”游说张之洞，去信语多讥诮:“言剿匪、劾罪两事失机，诚可惜。然南皮中国学问渊深，岂肯出此?兄为江鄂游，未免冯妇矣。”（60）乃至时过境迁，回忆当年，言谈中仍寓褒贬:“按孝钦胶漆于匪，惟鸿章知之最深，而江、鄂督皆以为孝钦不至于此，识自逊鸿章一筹。”（61）

因钱恂在日消极抵制，张之洞欲惩戒“附乱学生”，而终未能行。（62）只是种种“好奇之谈”、“积愤之语”层出不穷，张氏恐钱恂在异国一言偾事，不得不再三申饬:“该守在东议论举止，非议沸腾，务宜猛省速改，不惟累鄂，兼恐自累。”（63）至1901年初，终于下决心，电调钱恂回国。此举既为消除隐患，又想利用其外交长才，为善后和谈出力。（64）然而，钱恂再一次表现出性格，不仅不领情面，反而提出辞呈。当张之洞再次电催，已见苦口婆心的劝慰:

所以催阁下回鄂者，因议约万分棘手，事机急迫，迟恐别生枝节，阁下于交涉事最通达精密，故盼速来商酌，以为臂助，可谓倚重之至。此举实关国家安危，中华万年利害，岂不重于一省学生之监督乎?阁下平日学问此时正用得着，何以反不愿回?（65）

但钱恂划清界限的决心可谓坚定，他对汪康年表示:“弟之辞差，亦半因不愿与之共败也。在彼意亦深恐受弟之累，然又不敢竟许我辞。”（66）后张之洞拟另调一差，令钱恂改任芦汉铁路总办，亦由于后者力辞未果。（67）

此后钱恂在日本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不再多问政事。而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生活，在致汪康年信中，表达了这份逃离无聊政治的解脱感:

弟自辞湖北差事，顿觉心清。去电婉而坚，南皮竟不敢复。南皮颇绝后悔，曾来一电，几自认错。然弟则乘此机会辞离湖北，于计良得。即以日本人论弟数年声名，亦不至遽坏，此最足以告慰者。南皮又电盛京卿，欲委弟汉口铁路总办。弟闻信速辞，已幸免。兄亦必为弟喜。湖北顽固多多，弟岂能与共事!（68）

就程序而言，离职只是钱恂个人意向，张之洞尚未明文撤差，但他去心已决，屡次呈请辞差。1901年11月，张之洞改委钱恂为湖北筹办处及交涉事务委员，令其“每半年回鄂一次”（69）。是年底，钱恂短暂回国一行，系与东三省交涉事相关。（701902）年10月，又至上海，参与中英航海通商条约谈判。（71）据其妻单士厘记述，“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72），钱恂仍常往返于中日之间。直至1903年，驻俄公使胡惟德奏调钱恂为参赞，而他本人也“有意脱离张之洞的圈子”，从此结束在张幕的工作生涯，遂于同年正式告别日本，偕妻入俄都任参赞。（73）此趟绕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的长途旅行，也成就了《癸卯旅行记》这一部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晚清)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74）。此属于题外话。

庚子之变对钱恂的刺激是强烈而长久的。他晚年归国后，仍不能忘此世变奇辱，遂悉心搜集中外人士记录，编成《金盖樵话》一书以为殷鉴。此编虽系辑录成书，但加有按语、注释，以示对所述历史之理解。他评论道:“庚子拳乱，不但满清召亡大源在此，即中国种族永受东西愚压而不复克振者亦源于此，此孝钦处心积虑谋废德宗所造成者也。”同书对昔日幕主张之洞依违新旧之间的心理也有深刻的描述:“文襄身后，每为世评所不满，不独新派訾之。其病在敬心有余，毅力不足……文襄尝有言曰:‘吾极欲上格君心，而又欲恪守臣节;吾极欲举行新法，而又欲不废旧章。吾岂不知决无此事，然吾实确有此心’云云。其自评可谓极审。”（75）此书稿曾一度湮没，长期不为人知，直至本世纪初才得以刊行面世。当然，这也已是后话。

结 语

钱恂可以说是过渡时期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位知识人，经历过新旧两种教育，又身背士子和官僚双重身份。作为张之洞亲信幕僚，被派赴日本代办交涉，在学生监督任上操办了许多超出其本职的事务，甚至已经不局限于湖北一省，“地方外交”名义下填充了“代朝廷联续邦交”的内容，实在是晚清外交一种奇特的现象;又由于庚子事变发生，这一现象更加放大，直接作用于当时中日关系，引起有关历史可能性的诸多争议，此中曲折尤值得研究者注意。据前文所述，可知钱恂与宇都宫太郎所论“设立新政府”事，不出于张之洞本意，而更多属于其个人的发挥。凭借出众的禀赋和才能，钱恂在留日学生监督的职位上做得颇有声色，为后来奉使欧洲，达到事业高峰铺垫了基础。（76）不过，如此外交异才却不能脱出时代局限，其在事变期间种种言论、行迹，历历可见与清朝政权、维新党人、幕主张之洞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晚年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曾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钱恂:“他是清末的外交官，曾任驻日参赞，驻罗马公使，可是并非遗老，乃是所谓老新党，赞同改革，略有排满的气味，可以算是一个怪人。”（77）除“驻日参赞”一说微误，斯言颇值得玩味。本文考述钱恂事迹，不在表彰个人业绩，也不为针砭时代谬误，只是私心以为，这样一位本不显于世而或具标本意义的“中等人物”(取非达官显贵亦非草根平民、既富传统素养又经新学熏陶之意)，其实也折射了一个年代的风云晦暗。

①伯钧、世博:《清末进步学者、外交家钱恂》，《历史教学》1992年第3期;范铁权:《钱恂生平史事述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②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30页;邱巍:《钱玄同家族留学日本考述》，《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又，邱巍近著《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辟专章研讨“钱恂的生平、知识体系与思想”，大大推进了钱恂研究的水准。

③高木理久夫:《銭恂年谱》。按，钱恂在日期间曾向当时处草创期的早稻田大学寄赠大量汉籍图书(《清國錢恂図書目録》，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请求記号ト10－2692－2)，高木综合日文相关史料及大陆公刊之《清季外交史料》、《张文襄公年谱》，辑成年谱，虽因取材限制，尚多缺漏，但仍可谓是迄今最详尽的一种钱恂史料汇编。

④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⑤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按:钱恂生卒年，据钱稻孙《钱恂生平事迹》(国家图书馆藏)，此条史料承邱巍提供。

⑥鲁迅日记中有关于钱恂在教育部任事的记载，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0页。并可参看钱秉雄《我的伯父钱念劬》，《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⑦钱恂:《吴兴钱氏家乘》卷三，收入《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9页。

⑧1893年钱恂任满返国，因翁荐举，随使龚照瑗出洋。按，钱父钱振常，字竾仙，1871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振常兄钱振伦，字楞仙，道光十八年翰林，翁为其乡试座主，并将女许之为妻。因故翁钱两家有姻戚关系。参见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按，《光绪通商综核表》、《中外交涉类要表》两种均光绪十三年(1887)撰刊，参看钱恂《吴兴钱氏家乘》卷三，(版本同前)第17页。

⑨《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387页。

⑩《姚锡光江鄂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1页。

（11）参看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91～98页。

（12）《保荐人才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保荐使才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9～1120、1317页。

（1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14）《致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辰刻，菀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54页。钱恂在京坐探的情况，亦可参看《钱恂と姚錫光》，明治33年9月19日，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日本原书房1975年版，第45页。

（15）《札委钱恂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并饬张斯栒回鄂当差》，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6页。

（16）其出国载记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两种，均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杨坚校点，岳麓书社1981年版)。

（17）（20）（53）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岳麓书社 1981 年版，第 23、40、32页。

（18）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版，第99～100页。

（19）茅海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载《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9～208页。

（21）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9页。

（22）《致总署》，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51页。

（23）《致小田切万寿之助》，1898年9月11日，东方晓白编:《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24）《致上海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02～7703页。

（25）李廷江编:《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日本原書房2004年版，第101～102页。

（26）《钱恂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27）《钱监督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95页。

（28）《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酉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94页。

（29）（35）《致日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32。

（30）《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巳刻发;《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65页。

（31）（61）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4 页。

（32）（55）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日本岩波書店2007年版，第89、88页。福岛安正(1852－1919)，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少将衔，义和团事变爆发后出任日本临时派遣军司令官。

（33）《致东京钱念劬与吴镇张游击同阅》，庚子五月十九日辰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32。

（34）《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2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73。

（36）《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页。

（37）（39）（4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65、82、130 页。

（38）冯自由:《章太炎事略》，《革命逸史》第1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页。

（4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42）有记载称，钱恂后加入了光复会。此说见于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9页)，惟系孤证，尚无其他史料佐证。

（43）《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7～1098页。汪有龄，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1897年以浙江蚕学馆官派生赴日留学，后改习法律，民国后官至司法次长。

（44）《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9页。“木斋”，驻日公使李盛铎，号木斋;小林光太，外务省翻译官。

（45）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5页。

（46）（47）（51）（59）（60）（66）（68）《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012、3008、3013 ～3014、3009、3015、3009、3010页。

（48）《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9、3010、3015 页。

（49）《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言论中表现出清晰的种族意识，钱恂认为无论白种或满洲，之于黄种，都是奴役关系，而且当前情况下，前者犹胜于后者，这一思路和革命派鼓吹的排满实际有相当大的重合部分。

（50）《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0、3015～3016页。

（52）后通信时钱径以“毅伯”冠汪，而自署“沉挚”，由这番自我认知，亦可推想两类知识人付诸行动的不同轨迹。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页。

（54）鲁迅后来在评价钱玄同时，尝说过这样一段话:“疑古玄同，据我看来，与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不做实事。”(《(30022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书信》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可借用为观察钱恂性格特质的参照。

（56）说详见拙文《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中的几个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57）《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廿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32。

（58）《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16页。傅慈祥，湖北潜江人，1898年赴日留学，1900年归国参与自立会之役，事败遇难。参看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70页。

（62）《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9、3010页;《致东京李钦差》，庚子十一月十一日，《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75。

（63）《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十月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75。

（64）《致东京李钦差、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丑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75页。

（65）《致东京钱念劬》、《致东京李钦差》，庚子十月十三日寅刻发、十六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75。

（6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1页;《致上海盛大臣》，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9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98。

（69）《札委钱恂充湖北交涉委员并饬善后局遵照办理》，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3页。

（70）《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96～197页。据是年12月郑孝胥日记，记张之洞言:“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璧、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孝胥)、黄(绍箕)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13、817页)至此时张氏仍对钱恂念念不忘，欲用其辅佐新政。

（71）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三编第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清季外交史料相片十六“清光绪壬寅中英商约大臣及随员等摄影”(右起第二即为钱恂)。

（72）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自序，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22页。

（73）参看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9页。

（74）参看钟叔河《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收入氏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81～489页。

（75）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2 页。

（76）钱恂自谓“以两年之期，任便二国，良称奇遇”，在短短两年中上折片55道，后辑为《二二五五疏》二卷，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钱恂日记函稿》、《钱恂咨呈稿》、《出使和国大臣钱恂咨札》等史料数种。关于钱氏此期的外交活动，拟另文专论。

（77）周作人:《钱念劬》，钟叔和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页。

〔责任编辑:潘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