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南

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偏好与制度的内生互动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个体偏好和制度都是外生给定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既定偏好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制度逐渐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畴。当前，比较流行的将制度内生化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放松了“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建立了制度与交易费用的关联，通过比较交易费用的大小，将制度内生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中。并且，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将完全理性选择拓展到有限理性选择。①其二，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制度被视为一种博弈的均衡结果而内生于参与者的策略互动中。制度的博弈论分析既包含遵循完全理性假设的经典博弈论分析，也包含遵循有限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论分析。②其三，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借助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将制度视为一种博弈形式(game form)内生于参与者的理性设计中。无论是完全合同理论中的最优合同设计，还是不完全合同理论中的最优产权结构设计，都体现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思想。③机制设计理论也是当前主流的制度理论。实际上，上述这些制度内生化的研究在本质上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仅仅从个体选择或博弈的视角来解释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而没有考虑制度本身对个体偏好生成和变化的塑造和影响。尽管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个体的微观动机是如何推动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但是，由于缺少对于这些微观动机的形成和变化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种单一维度的研究很难解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现象，并且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

偏好问题长期受到经济学的忽视，它通常被认为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研究领域。针对众多偏好变化的现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接受了Gary Becker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构造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化的元偏好(metapreference)函数或者扩展的效用函数，将许多看似变化的偏好(被称为次偏好)纳入元偏好稳定的解释体系中。④因此，在Becker看来，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模型依旧适合于解释许多次偏好或口味变化的现象。例如，个体通过控制未来人力资本的存量可以理性地选择其未来的次偏好。这种次偏好的内生化实际上是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复杂的超级理性选择模型来实现的。尽管如此，Becker本人也不反对发展其他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来解释偏好变化现象。近年来，随着脑科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演化心理学等认知科学与经济学的紧密结合，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尝试打开个体决策行为的黑箱，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偏好外生给定”的假设，重视对偏好形成和变化的研究。⑤同样的，更多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考察制度对个体行为约束的影响，而是更加重视制度对个体偏好本身的影响。⑥Hodgson将此研究方法称为“向下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⑦，有别于“向上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后者是指仅仅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个体与制度的因果关系。但是，同样的，仅仅从此单一维度考察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影响容易被贴上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标签，进而被视为制度或文化决定论。

Hodgson指出，在本体论层面上，个体和制度是共生存在的，它们构成了经济研究的二重本体，经济学的方法论必须突破纯粹的“个体主义”以及纯粹的“集体主义”(或“制度主义”)，而转向“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⑧近年来，如何从两个维度互动的视角来内生地解释个体偏好与制度的生成和变化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⑨随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共同演化理论为解释多层级互动的复杂系统演化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从共同演化的视角来分析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内生互动关系。⑩但是，当前对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诸多研究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上，尚未能够深入探讨偏好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从而未能够深入剖析二者的共同演化机制。

这里尝试进一步探索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在重新考察偏好和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偏好演化、制度演化以及两者的共同演化。

偏好和制度的再考察

(一)偏好的再考察

1．主流偏好理论遇到的挑战

随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等的兴起和发展，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偏好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满足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逻辑性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偏好存在系统性地背离上述逻辑性质的现象，诸如“偏好逆转”、“锚固效应”、“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和“现状偏见”等。（11）在实验经济学方面，“最后通牒博弈”的跨文化实验研究发现，个体的偏好并不是孤立的逻辑体系，而是受到社会文化制度的系统性影响和塑造。（12）“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研究表明，个体不仅拥有利己偏好，还拥有大量包含公平、正义、道德、规范等内在价值的社会性偏好，这些偏好都受到制度的影响，并且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不是独立的，一些显性、外在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利己偏好的同时，可能会损害社会性偏好，造成挤出效应，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水平。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个体偏好并不是外生给定不变的，而是内生于个体的行为选择或决策过程中的，偏好在被引出的过程中也同时被内生地构建。（13）

当前，经济学的许多前沿基础理论研究都在试图放松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对偏好的数理化定义，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研究个体偏好的实质内涵，进而构建各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决策模型。

2．偏好的四个维度

从广义上讲，偏好可以用来解释个体行为产生的原因，它包括个体的一系列诸如生理、文化和心理等特征，这些特征能够用来解释个体在特定的场景中所采取的行动。（14）偏好不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享乐主义效用，还包括各种由基因遗传的本能、个体心理倾向、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和习惯等。因此，偏好不仅包括享乐主义的心理偏好，还包括各种生理偏好、社会和文化偏好等。

从偏好形成的视角，可以不严格地用以下四个维度来阐释偏好的内涵:其一是生物演化的维度，即人类作为物种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演化形成的各种基本偏好。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偏好是先天存在并由基因传递的(例如，各种本能的行为倾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遗传学和演化生物学等领域。其二是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维度，即个体某些偏好是在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偏好也是先天存在并由基因传递的。但是，较之于前一类偏好，这种偏好还受到早期人类文化制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许多社会性的本能(例如，一些公平、互惠和利他的偏好以及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偏好等)，它们几乎在更新世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生物经济学、群体选择理论和双重遗传理论等领域。其三是社会文化制度维度，即个体的某些偏好受到社会文化制度的塑造。这种社会文化制度既包括习俗、惯例、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也包括政治体制、宪政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它们系统地影响了个体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尽管流行的偏好可能在个体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偏好并非由基因传递，而是由文化传递，它们是由个体在后天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学习获得的。Gintis归纳了三种类型的文化传递模型:垂直传递(从父母到儿女)、倾斜传递(通过包括世俗、宗教仪式、学校和传播媒体的社会制度)和水平传递(同辈之间)。（15）其四是个体认知心理维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个体的偏好受到个体认知心理状态的影响。这种类型的偏好既不是由基因传递，也不是由文化传递，通常是由个体学习获得的，个人经历会直接影响此类偏好(例如，个人独特的口味)。随着个体信息和知识的更新，这种类型的偏好会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在上述四种维度中，偏好的稳定程度依次递减。生物演化维度的偏好是最为稳定的，反之，个体认知心理维度的偏好则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维度的偏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同质性。第三种维度的偏好是拥有相同社会文化制度的人们共同拥有的，它体现了同一文化群体中个体间的同质性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中个体间的异质性。第四种维度的偏好则凸显了个体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这四种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共同作用于个体，塑造了个体的具体偏好。个体后天形成的偏好既受到先天基因遗传的影响，也受到文化传递的影响以及个体自身认知心理的影响。至今为止，人类对于这四个维度相互关系的了解还相当匮乏，这方面知识的改善还有待各种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融合。

(二)制度的再考察

1．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与局限

当前，有关制度的定义众多，尚未形成一个取得广泛共识的制度定义。但是，随着博弈论被广泛地运用到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从博弈论的视角来阐释制度。制度通常被视为博弈的规则、博弈的参与者或者博弈的均衡结果。制度的博弈规则观是将制度视为博弈的外生规则，它是所有参与者事前必须共同遵循的规则，是参与者之间有关博弈场景的共同知识。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机制设计理论中。但是，如果将制度视为博弈规则，那么制度的生成和实施只能诉诸一个更高层级的博弈，而后者博弈规则的生成和实施又必须再次诉诸更高层级的博弈，如此递推直至无穷，很难真正回答制度生成问题。（16）制度的博弈参与者观实际上是将制度视为一个特殊的参与者，通过引入这个参与者(例如，政府)，能够改变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集合、支付集合、信息集和博弈的次序等，亦即能够改变原有博弈的外生规则，这实际上是形成新的博弈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博弈参与者观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博弈规则观。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是将制度视为一种内生于博弈过程的均衡结果，既包括博弈策略均衡结果，也包括有关博弈如何进行或如何达至某一具体策略均衡的共有信念。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既可能源自经典博弈论的重复博弈，也可能源自演化博弈论的动态演进过程。Grief尝试整合上述三种制度观，给出一个更为综合的制度概念，将制度定义为由规则、信念、习俗和组织等组成的系统，它能够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行为。（17）但是，由于Grief没有在学理上深入阐释这种制度系统是如何构成的，他的制度观显得比较繁杂，更多停留在对各种制度类型的罗列上。

尽管博弈论能够为我们理解制度的内涵提供有益的洞见，但是，博弈论还存在固有的局限。无论是经典博弈论还是演化博弈论，博弈规则都是外生给定的，这意味着当前流行的制度博弈分析都是基于某种外生给定的制度(即博弈规则)，参与者都是这种外生制度的接受者，并不会对这种外生制度产生影响，该理论也不能解释这种外生制度，亦即制度是独立于该理论的解释体系。因此，当前流行的博弈论(包括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并不能彻底解释制度生成和演变等问题。此外，由于仅仅从个体的视角研究制度，偏好被视为外生给定，博弈论完全忽略了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影响。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来阐释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2．参与者互动视角下的制度

为了摆脱博弈论的困境，这里从参与者互动的视角来阐释制度。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指两个或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的行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它既包括经典博弈论所描述的策略博弈，也包括演化博弈论描述的策略学习，还包括其他非博弈论所描述的各种社会互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不是在外生给定的互动规则下进行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内生于参与者的互动之中，而这种互动规则一旦形成，对于某个具体的参与者而言，便构成了他与其他参与者互动的外生规则，但是，这种规则不是给定不变的;随着互动场景的变化和参与者认知的变化;这种规则会进一步演化。例如，在某些互动场景中，参与者之间可能不拥有关于互动场景的共同知识，参与者凭借各自的主观认知模型来理解和解释互动场景，随着互动的展开，参与者之间可能形成共同的主观认知模型，这便构成了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规则，这种共同的主观认知模型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塑造个体的偏好和认知，并且随着参与者自身主观认知模型的变化，作为共同认知模型的互动规则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从互动的视角能够内生地解释互动规则的生成和演变。此外，由于这种互动不仅发生在个体之间，还发生在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与制度之间，因此，它也考虑了个体偏好与制度的相互影响关系。

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互动规则系统的制度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规则:其一是行为层面的规则，即共同遵循的行动规则，它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均衡，是可以观察的层面。其二是信念层面的规则，即共享信念，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状态不确定性的共享信念。当存在多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时，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有关达至某一具体结果的共同信念，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信念均衡。其三是价值层面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拥有的共享价值观，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行动意义和重要性拥有的共同的评判标准，它通常塑造了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其四是认知结构层面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18）它是指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模式(即共同的信息结构)，包括共同的信息编码规则、抽象规则和解码规则（19），刻画了参与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均衡。它使得参与者之间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来感知和解释其所处的互动场景。在这四种规则中，除了行为规则，其他层面的规则都是很难被直接观察的，但是，其他层面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行为规则，并且影响行为规则的稳定性。

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

(一)偏好演化

在许多研究中，偏好变化并不等于偏好的演化，而对于偏好变化的解释也不一定要诉诸演化的方法。一些研究通过改造效用函数而将偏好变化纳入更高层次的偏好稳定分析中，这些主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广义效用函数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等研究中。例如，由偏好相关性引起的偏好变化以及由认知心理因素引起的偏好变化，前者主要集中在“偏好的相互依赖性”模型和“习惯形成”模型中，Becker将这两类偏好的变化归结为社会资本的变化和人力资本的变化;后者主要集中在时间偏好变化模型、保持一致性的偏好变化模型和偏好逆转模型等（20），偏好的变化通常被解释为合乎人类某种稳定的认知心理因素，因此，构造包含更多认知心理因素的效用函数成为此研究的重点。

偏好演化是指从演化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偏好的变化。从个体或微观的视角看，偏好演化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个体放弃某一种偏好而转向另一种偏好，而这种偏好变化不是完全理性的选择，而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或调整过程，也是个体对其演化环境的适应过程。因此，偏好演化实际上是参与者对更具有适应性或者更好的偏好的学习或搜寻过程。根据不同的学习规则(例如，创新和模仿)，偏好演化既包括个体在已经存在的偏好空间模仿更具有适应性的偏好，即在既定偏好空间中从一种偏好转向另一种偏好，也包括个体通过创新产生新的偏好，促使偏好空间不断扩展。从群体或宏观的视角看，偏好演化也可以描述为偏好空间的扩展以及不同偏好类型在群体中频数分布的演变。

(二)制度演化

制度是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制度演化则是指参与者放弃了原有的规则系统，转向另一种新的规则系统，它经历了原有规则系统的失衡、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学习以及新规则系统的形成等过程，前后两种制度通常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制度演化本质上是旧共同知识瓦解和新共同知识形成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参与者之间互动学习形成均衡的过程。如前所述，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关乎经济利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是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制度演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演化，它不仅仅包含着可观察的、外在的行为规则的变化，还可能包含不可观察的、内在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的变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行为规则通常比较容易变化，而共享心智模型则变化较为缓慢。一个启发式的制度演化过程可以简单描述如下:某些创新者发现偏离原有行动规则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如果这种行动偏离不影响原有的共享心智模型，而且其他参与者也发现偏离原有行动规则能够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他们会学习创新者的行动偏离原有的行动规则，原先的行动规则将会失衡，而新的行动规则可能在参与者的互动学习过程中产生。由于此时参与者之间的共享心智模型还较为稳定，参与者之间拥有相同的认知模式，不存在认知的冲突，这使得他们相对比较容易形成新的行动规则。如果创新者的行动可能动摇原先的共享心智模型，例如，创新者的行动在原有心智模型中被解读为不道德或不具有合法性，即便偏离原有行动规则能够获得较高物质收益，其他参与者也可能不会去学习创新者的行动。当创新行动的收益足够大、创新者的数量达到一定的阈值、创新者的谈判能力足够大或者原制度下的群体遇到其他群体激烈的竞争，其他参与者才可能去学习、响应或顺从创新者的行动。随着偏离原有行动规则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与者之间原有的共享心智模型可能被瓦解，参与者之间存在认知冲突。此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新的行动规则和新的共享心智模型将在参与者之间较为漫长的互动中形成。因此，如果制度演化不仅仅涉及行动规则的变化，还涉及共享心智模型较为深刻的变化，制度演化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而，在制度演化过程中，参与者之间不仅要学习新的适应度高的行动规则，还可能要学习新的认知模式或心智模型，亦即搜寻新的学习规则。由此，制度的演化不仅仅涉及参与者共同遵循的行动规则的变化，还可能涉及参与者共同遵循的学习规则的变化。同样，制度演化过程中会伴随着制度创新、选择与扩散。从宏观看，制度演化可以被描述为制度空间的变化以及不同制度类型使用频数分布的变化。

(三)共同演化

共同演化是指两个或多个互动者之间的演化轨迹相互影响，而这种相互影响能够改变彼此的适应图景(fitness landscape)。（21）在共同演化的视角下，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偏好与制度在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机制。

偏好演化通过以下一些方式对制度演化产生影响:一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行为来影响制度演化。当偏好发生变化，参与者的主观评价发生变化，这会进一步引起行为的变化，参与者偏离原来的行动规则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进而促使制度演化。二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来影响制度演化。不同类型的偏好会塑造参与者不同的行为动机。例如，利己偏好促使参与者只关注行动结果给自身带来的效用，而道德、公平、正义和利他等社会性偏好促使参与者关注行动本身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等，参与者的行为动机通常会服从某种道德标准或社会价值。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制度的研究发现，在参与者群体中，不同类型的偏好分布的演变会对制度的演变产生影响。（22）

制度演化对偏好演化的影响则表现为:一是通过影响行动报酬来影响偏好演化。制度决定了参与者行动的成本与收益，构成了参与者偏好的选择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会学习或搜寻行动报酬高的偏好，放弃行动报酬低的偏好。二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价值观来影响偏好演化。制度通过各种社会奖惩机制来强化对某种社会价值的遵循，而这种社会价值会塑造参与者对某些行动的价值评判，从而影响参与者的行动偏好。当某种偏好被认为是符合社会价值时，这种偏好会被更多人接受;当偏好不符合社会价值时，即便这种偏好能够带来较高的物质报酬，也可能被摒弃。那些符合社会价值的偏好会被选择出来，并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传递和扩散。三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认知模式来影响偏好演化。制度演化可能引致参与者认知模式变化，这会影响参与者搜寻规则的变化，从而影响偏好的演化。

偏好和制度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参与者之间通过互动学习搜寻收益更高的偏好和制度的过程，这里的收益既包括可货币化的物质收益，也包括各种诸如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内在价值收益等。因此，学习规则(或搜寻方式)和收益共同决定了互动者在演化过程中的“适应度”。如前所述，共同演化本质上是指互动者之间在演化过程中相互改变对方的“适应度图景”。因此，共同演化机制本质上是互动者之间如何影响彼此“适应度”的机制。这里尝试归纳两种重要的共同演化机制:一是通过改变互动者的“收益”而引起的共同演化，即偏好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源于各自演化会引起对方“收益”的变化，从而促使参与者搜寻收益更高的偏好和制度。这是一种较为普遍和表层的共同演化机制。偏好和制度各自通过改变对方的收益结构来影响对方的演化轨迹，从而建立两者的共同演化关系。二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而引起的共同演化。在这种机制中，偏好和制度各自演化会引起对方参与者学习规则的变化，进而改变对方的演化轨迹，从而形成共同演化关系。较之于第一种机制，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共同演化机制，它涉及参与者认知模式或学习规则的变化。偏好和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增长，参与者的认知和认知模式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会改变参与者的学习规则，亦即改变参与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从而影响各自的演化轨迹。例如，参与者的学习规则可能从无意识的强化学习转变为弱意识的模仿学习以及强意识的信念学习。如果将学习规则的变化视为认知模式的演化，这实际上涉及制度、偏好和认知的共同演化。

较之于收益的变化，学习规则的变化较为缓慢。通常来讲，偏好和制度的共同演化首先由第一种机制驱动，即各自收益结构的变化驱动两者的共同演化。当经历一段时间后，直到参与者的认知模式发生变化，第二种机制才开始起作用，即由参与者学习规则变化驱动两者的共同演化。在第二种共同演化机制发生作用的同时，第一种机制依旧存在。此时，偏好和制度的共同演化受到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

结论与展望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可以从四个维度来阐释偏好的内涵:生物演化的维度、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维度、社会文化制度维度和个体认知心理维度。(2)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互动规则系统的制度包含参与者之间的行动规则、共享信念、共享价值和共享心智模型等。(3)偏好演化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个体放弃某一种偏好而转向另一种偏好，而这种偏好变化不是完全理性的选择，而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或调整过程。(4)制度演化本质上是旧共同知识瓦解和新共同知识形成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制度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演化，它不仅包含着可观察的行动规则的变化，还可能包含着不可观察的共享心智模型的演化。(5)偏好演化通过影响参与者行为和改变参与者行为动机来影响制度演化，制度演化通过影响参与者行动报酬、价值观和认知模式等来影响参与者偏好演化。(6)存在两种重要的共演化机制:一是通过改变互动者的“收益”而引起的共同演化，二是通过改变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而引起的共同演化。

构建一个能够全面描述偏好与制度共同演化的模型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这种模型必须涵盖参与者收益变化和学习规则变化，并能够阐释两者变化的关联机制。这种共同演化模型必须超越现在流行的演化博弈模型。此外，通过行为实验、仿真模拟和计量等方法来检验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关系也是未来有待深入研究的重点。

①黄凯南:《认知理性与制度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②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③黄凯南:《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新视角——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④加里·贝克尔:《口味的经济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0页。

⑤黄凯南、程臻宇:《认知理性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发展》，《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⑥Hodgson，G．M．and Knudsen，T．，“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a simple traffic convention:The func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habi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54，2004，pp．19 ～47．

⑦Hodgson，G．M．，“Choice，habit and evolution”，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2010，pp．1 ～18．

⑧Hodgson，G．M．，“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Organization Studies，28(1)，2007，pp．95 ～116．

⑨Hodgson，G．M．and Huang，Kainan，“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Are They a Different Specie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2(2)，2011，pp．345 ～366．

⑩Bowles，S．，Choi，Jung － Kyoo．and Hopfensitz，Astrid，“The co－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23，2003，pp．135 ～147．

（11）Kahneman，Daniel，“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2)，2003，pp．162～168．

（12）Henrich，Joseph，“Cultural group selection，co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large－scale cooper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1，2003，pp．1～31．

（13）Lichtenstein，S．and Slovic，P．，The Construction of Prefer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6 ～156．

（14）Bowles，S，“Endogenous preferences: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6，1998，pp．75 ～111．

（15）Gintis，H．，“Solving the Puzzle of Prosociality”，Rationality and Society，15(2)，2003，pp．155 ～187．

（16）Aoki，M．，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ambridge，MA:MIT Press，2001，pp．123 ～145．

（17）Grief，A．，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ions from medieval tra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1 ～123．

（18）North，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 ～15．

（19）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版，第20～30页。

（20）Loewenstein，G．，“Emo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90，2000，pp．426 ～432．

（21）黄凯南:《共同演化理论研究评述》，《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2）Bowles，S．，“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 － 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The Moral Sentiments’: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Science，320，2008，p．1605．

〔责任编辑:李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