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惠珍，杨 楹

（1.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2.华侨大学 外语学院，福建 泉州362021）

一、文化领导权之意大利语境

文化领导权以希腊语的egemon，拉丁语的egemonia和英文的hegemony作为其初始形态。在汉语中这个词又根据不同的政治话语框架翻译为霸权或文化霸权。

葛兰西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著述中舶来hegemony，借以反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民族的政治跌宕。始于1861年的意大利“左右翼共治”以两党合作为表象，实则以温和党对行动党的吸纳为本质。这个所谓党派联盟以“分治策略”为导向，认为北方工业主等精英人士和南方农民大众属于不同阶层，拥有两种不同文化；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党也倾向于组建有别于意大利南方的总体性落后性的北方联盟［1］。这就促使葛兰西探究如何形成南北两阵营以及工农阶级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选择方面的共识。后来的意大利社会党、共产党内部党派斗争以及法西斯党的疯狂扩张迫使葛兰西反思法西斯的霸权生成理路，并反观社会党、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困境。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葛兰西看来是社会主义宣传的胜利，是有效凝聚了俄国民众集体意志的结果［2］。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更为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进一步丰富提供了国际参照。

葛兰西从没有系统阐述文化领导权理论，但是从他的狱前作品到狱中笔记，都在各种不同的题目之下反复辨析文化领导权的结构、功能和生成机制。

本文认为，文化领导权思想涵括了场域、主体、策略和价值指向四个维度。所谓场域维度，是指领导权的生成地乃至反向颠覆域。这个场域在葛兰西的革命历练中以都灵的“工厂委员会”为实体场域，以《新秩序》等党媒为话语场域，以“道德生活俱乐部”为伦理场域。在葛兰西的理论图谱中，市民社会是领导权衍生的综合场域，是意识形态接合的第一战线。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释义中的经济领域，而是从上层建筑层面来理解［3］。教会、学校、传媒、非政府组织等成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价值体系双向渗透的精密构造。

文化领导权的主体维度思考的是“谁的”文化领导权，“通过谁”实现文化领导权以及“对谁”行使文化领导权。这个三维主体以“对谁”行使领导权为核心，即如何使大众自发支持某政党的权利分配方案与言说体系。这个过程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中介主体。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是先进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当政治实践与大众福祉产生背离时，有机知识分子使命产生逆转，其智识话语以揭露性和批判性为特征，反向凝聚大众话语力量，在一定的积累下对统治阶层形成破坏力。

作为文化领导权的策略维度，阵地战与运动战相对应，是葛兰西结合意大利国情，对十月革命斗争模式辩证分析的结果。运动战适合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市民社会尚未成型的俄国；但是意大利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初步拥有市民社会机构的完整配套，不宜采纳集中火力的运动战形式，需要采取多环节突破的阵地战，以多元组织结构和灵活教育方式赢取权力保障。

“赞同”（consent）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指向。与“赞同”相对应的“强制”（coercion）暴力机器在既定范围内适用于震慑性内政治理和外交防务需要。但是“强制”本身需要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制规范，即“赞同”的软性规范，否则很容易蜕变为霸权。广泛的大众赞同无法一蹴而就，需要系统的社会组织布局规划，需要具有强大吸纳力的开放性政治话语体系，还需要兼具持久性和警觉性的战术预期。任何一个寄望于持续“保先”的政党都绕不开民意、民调建设工程，都必须精耕细作于大众观念领域。

二、弹性边界第一阶、第二阶：从反霸权边界（CHB）到防御型理性边界（PRB）

葛兰西认为，社会结构的力量关系（relation of forces）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关系三个层面，其中政治力量关系又分为三个时刻（moments），即行业集体利益意识生成时刻、阶级意识生成时刻以及最重要的跨阶级利益意识以及文化领导权生成时刻［4］。第三个时刻是社会力量关系从经济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的分水岭。

本文认为，在价值观芜杂和高流动性的当代国际政治交往语境中，文化领导权理论还应该补充弹性边界、领导权异化、领导权位移、防御理性和意识形态交叉渗透等五个要素。下文拟提出“弹性边界三阶论”（Three Stages of Elastic Boundaries，简称EB123），以对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创新性解读。

强制与赞同之间没有绝对的隔阂。更多时候强制与赞同之间，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道弹性边界。当政治社会试图单纯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经济制裁等“强制国家机器”推行其价值体系时，其政治思想的专制性和荒谬性会逐渐原形毕露，文化领导权渐次异化为独裁霸权。在大众的基本利益受到大范围的侵害后，原本隐形的边界会蓄势发酵，关闭渗透窗口，形成“反霸权边界”（Counter Hegemony Boundary，CHB），是为“弹性边界三阶论”的第一阶（EB1），即CHB显性化过程。CHB具有强烈反弹力，可以将统治阶层的虚假意识形态弹回政治社会核心，同时添加怨愤等各种反抗性群众政治情绪。此时，当权集团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联盟不可想象，“赞同”失去了群众根基。而被统治群体内部的跨阶层联盟反而有了共同的道德立场。如果市民社会中活跃着能够有力聚合大批有机知识分子的在野先进政党，那么各个被统治阶层的多种消极政治情绪有可能得到整合。负面政治情感通过CHB进入政治社会内部，破坏上层建筑核心，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激荡，导致文化领导权的位移（displacement of hegemony）。如 Williams所说，文化领导权涉及革命思想，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迁移，还强调通过创造新的“替代性文化领导权”（alternative hegemony）来推翻旧的霸权［5］。如果这个先进政党还兼备较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那么产生位移的就不仅仅是文化领导权，还有可能进一步发生经济、军事领导权乃至完全的政治领导权位移，即彻底的革命。

文化领导权的异化和位移不为执政党所乐见，也不是其必然命运。单纯使用强制手段在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在现实生活中只发生在少数极权政体中。具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是从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衔接性。这就是下文要讨论的弹性边界第二阶（EB2）：从“反霸权边界”（CHB）到“防御型理性边界”（Preventive Rationality Boundary，PRB）的转换。

在当代，强制性国家机器依然是政治社会的安全底线和博弈筹码，既服务于内政治安与外交防务等威慑国内外“恶”势力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也用于打压性、反动性“施恶”。“强制性国家机器”本身并非纯粹的“恶”，其属性应根据其使用目标而定。如果执政党希望将本党的主流价值体系推广到市民社会，那么这些强制性机器就需要策略性出场（strategic staging），淡化暴力功能，前台化正义、安全功能。此外，这个宣传工作还需要搭盖沟通桥梁，渗透弹性边界。桥梁的搭盖需要大批有机知识分子的自觉参与，需要执政党采用灵活的管理手段有效整合各类社会机构，使其自觉承担主流价值体系的传播任务，实现“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的链条式价值观传递。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何培育这种传递的自觉性，如何在传递的链条中减少信息失真。

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性质迥异，利益多元。执政党要提高自己对这些机构的影响力，除了对某些机构（如部分媒体、学校、艺术团体）进行公有化管理之外，还必须根据各种机构的特性区别对待。如执政党在对待媒体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特点以及追求独特性之要害。因此执政党要适应媒体的话语需要和传播速度，周期性地向各类代表性媒体提供贴近当代媒体话语风格的政论文本。这些文本以文化为载体，或含蓄或明确地宣传执政党的政治思想。同时，执政党需要常规性地化被动为主动，以独家专访等形式拉近各类媒体，允许媒体适度接近国家机器的不同部件，通过大众传媒提高执政透明度，多声部阐释政治理念。再如对待宗教组织时，执政党需要兼备容忍性和共同价值观提炼能力，尊重其宗教教义，在博爱、仁慈、向善、和平等伦理维度上与各类宗教组织形成精神联盟，在道德基础上对其规范管理。

对于各类型社会机构的差别管理可以较好地培育市民社会各机构传递执政党政治理念的自觉性，减少信息失真，降低个别机构的抵触乃至反抗几率。这个意识形态接合过程需要长期审慎的工作，以多数机构的自发赞同和部分机构的不抵触和平共处为现实标的。如果执政党能够较好地缝合从强制性机器到市民社会机构的衔接，那么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有望得到夯实。在最后环节上，执政党最不能忽视的是作为社会原子成分的“个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这就需要执政党从“人”的角度出发动态革新执政思路。如果说对于“整个的完整的人”的追求目前还只是一种政治远景，那么一个力图葆有领导地位的政党至少需要对人的本质需求有深刻认识，不能“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6］。一个“现实的个人”首先需要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的基本满足，其次还有安全感、归属感、社会认可等情感需求；此外，“现实的个人”还具有尊严、自我价值感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求［7］。作为政治动物，个体往往还有了解信息、表达立场和参与决策等权利需求。执政党要长期葆有文化领导权，首先必须尽可能满足大众基本需求并做到合理平衡。在积极调动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如果执政党能够较好地制定和阐释兼具合理性、现实性的分配方案，同时这些方案能受到市民社会的近距离监督并动态调适，那么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就能够有比较稳固的物质保障。其次，“个人”对于安全感的底线需求为强制性国家机器的运作提供了合法性前提。但是执政党需要保持高度自律，不可滥用个体的安全需要，将安全保障作为超出合法范围的暴力行为的幌子，形成独裁霸权，摧毁文化领导权的合法基础。再次，个人出于归属感和被他人认可的情感需要，会尝试吸纳某个乃至多个社会机构的价值观。如果执政党与社会机构之间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文化共识，那么个人与机构之间所进行的双向“赞同”过程也就是个人给予执政党文化赞同和政治支持的间接过程。最后，执政党需要时刻自审权力边界，在执政过程中秉记维护个体尊严，为来自不同阶层的个人提供人性化、多渠道的政治参与机会，形成大众对政治活动公允性的多方认可。

纵观“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的意识形态传播链条，有两个因素在每一个环节都具有关键作用，即“个人”与“有机知识分子”。“个人”无处不在，既是执政党领袖、党员，是操作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法官、警察、军人，是市民社会组织的管理者，还是来自普罗大众的个人。因此，培育可持续性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就是对人的本质、需求有深刻认识，引导个人对于好生活和崇高性的追求，规范人性弱点，以先进思想文化体系打造有机领导权。除了“个人”因素，“有机知识分子”也贯穿了整个意识形态传播体系。“有机知识分子”建设工程有四个层面，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有机知识分子化，其次是对军事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强制国家机器管理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再次是对市民社会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吸纳和管理，尤其注重对教育研究机构里的知识分子进行执政党主流价值观熏陶，最后才是社会大众的“知识分子化”。这个工程的落脚点是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和教育培训周期的稳定性。当“知识分子”思维和称号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时，当大众开始形成兼具批判性和理性的集体意志时，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链条如果得到有机衔接，原“反霸权边界”（CHB）会自觉遁形，收缩为半透明、半开放的“防御型理性边界”（PRB），达到弹性边界三阶论的第二阶（EB2）。PRB既允许自上而下的执政党价值体系对市民社会的渗透，也吸收自下而上的多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反向渗透。PRB以防御性为第一特征，所谓“防御”指的是从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之间的双向防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市民社会机构有必要对政治社会核心意识形态的传播进行审视，谨防权力核心以文化大同为名抹煞多元文化生态，以亲民爱民为幌蚕食大众利益，以同心同德为外观围剿个体批判精神。防御性的反向维度是政治社会核心对于纷繁芜杂的市民社会组织的防御，警惕来自个别民间组织、异议党派、偏激媒体等对于执政党核心机构的渗透和腐化。如果丧失了这种双向防御性，执政党艰苦获得的文化领导权很可能被二次异化，或异化为独裁霸权，或异化为无政府主义乱象。

PRB的第二特征为理性，既是权力理性也是文化理性。为了防御文化领导权的二次异化，包括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在内的各种机构、个人都需要尊重理性，慎思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边界，以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良性平衡为准绳，以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健康协调为标尺，才能够确保某执政党所维护的“文化领导权”既不是一小撮人的极权，也不是一大帮群氓的特权，而是你、我、他的生存权、话语权、思考权和发展权。

三、弹性边界第三阶：从防御型理性边界（PRB）到反吞噬二重边界（ADBs）

如前文，如果“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智识与道德观念传播链条得到流畅衔接，那么执政党有可能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阶段性巩固，但仍需要“防御型理性边界”（PRB）以防范领导权二次异化，此阶段即弹性边界第二阶（EB2）。以上理论以单国内政为假设。在国际政治图景中，各国的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抑或文化霸权都不免受到他国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干扰。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发生文化领导权吞噬现象。

每一个主权国家恰如一个生物细胞。在一个国家细胞中，以强制国家机器为盔甲的政治社会就是它的细胞核，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则是这个细胞核的核仁。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细胞的细胞质，而个体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赞同构成了国家细胞的细胞膜。个别封闭型国家在细胞膜之外还有一层封锁思想、禁闭文化交往的细胞壁。

在前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间疆界森严，各自为政。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除了个别封闭型政体，大多数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无时不刻处在他国、他种族的文化交叉乃至文化激荡之下。当我们把国际政坛想象为一个细胞培养皿，以政治哲学的显微镜透视，会发现有的国家（细胞）依然推行强悍的暴力统治，政治社会（细胞核）不断膨胀，畸形占据市民社会（细胞质）的发展空间，迫使细胞膜（大众赞同）处于崩裂的边缘，执政党领导权（核仁）无法得到大众赞同的保护。我们还会发现，有的国家试图压缩政治社会（细胞核）空间，为市民社会（细胞质）里的各种细胞器（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成长让出余地。这种生长态势的细胞以民粹主义为主流价值观，有的以健康平衡的方式生长，有的却过度挤压了细胞核（政治社会），致使代表本国本民族特质的DNA流失，不得不以模糊的身份游离在国际政坛。

以各种经贸、科教、文艺、宗教活动为载体，当代各国的文化价值体系纷纷跨越国界，向他国传播和渗透。如果某主权国家的执政党不忘保持本国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特点等DNA特质，而且在内政治理时较好地保护大众利益，那么这些国家在国际文化交往中就拥有“反吞噬二重边界”（Anti－phagocytosis Dual Boundaries，ADBs）的保护，即大众赞同（细胞膜）的第一重边界（ADB1）以及良性政治社会建设（细胞核核膜）的第二重边界（ADB2）的保护，达到弹性边界三阶论的第三阶（EB3）。拥有ADBs保护的国家可以与他国进行积极的细胞膜碰撞和适度的细胞质层面（市民社会）交流，不至于产生由外因诱发的文化领导权第三次异化。反之，如果某主权国家本身的政治社会建设就存在过度膨胀或者畸形萎缩的弊病，又缺乏大众赞同的保护，那么他们在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中就处于劣势，其文化领导权很容易受到局部或完全吞噬。尤其当这类政体遭遇美国等类似于巨噬细胞的文化霸权国家，更容易产生意识形态崩溃，逐步丧失文化领导权，甚至丧失经济、军事、政治领导权。在细胞学中，吞噬现象分完全吞噬和不完全吞噬两种，其中不完全吞噬又包括吞噬主客体共存，吞噬主体被反吞噬和吞噬客体四处游走引起广泛病变等三种情况。把这种不完全吞噬理论借用于国际文化领导权争夺域，可以说多极文化共存和交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生存态。而吞噬客体的游走活动和对宿主的“反吞噬”现象对各国的民族文化独特性、政治主权独立性保护敲醒了警钟，也为击溃霸权国家的文化侵略提供战术参考。

四、结语：文化领导权三重异化与边界防范

综上所述，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和稳固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执政党一味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忽略市民社会建设与大众赞同的获得，那么该党的核心政治思想无法穿越“反霸权边界”（CHB），只能导致领导权异化为独裁霸权，最后被其他先进政党夺取文化领导权。反之，如果“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链条得到良性衔接，执政党有可能获得阶段性的文化领导权。但是此时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仍然需要一道双向的“防御型理性边界”（PRB），以抵御文化领导权二次异化。在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中，必须强化“反吞噬二重边界”（ADBs）的防御作用，避免霸权国家对于他国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吞噬，引发文化领导权三重异化。

在葛兰西革命时代，意大利共产党始终无法真正获得文化领导权，最终使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导权落入法西斯手中，肆虐意大利长达21年。追思历史，审视当代，文化领导权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边界意识是对权力和权利的双向敬畏，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必要维度。

［1］Jones，S.Antonio Gramsci［M］.New York：Routledge，2006：18.

［2］Gramsci，A.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In Gramsci Pre－Prison Writings［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9－42.

［3］仰海峰.实践哲学与霸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4.

［4］Gramsci，A.Prison Notebooks，Volume II［M］.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uttigieg，J.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179－181.

［5］Williams，R.Keyword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14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7］Maslow，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4），370－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