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研究述评

2013-04-12杨银慧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李宁，杨银慧

（河海大学，江苏南京210098）

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妇女参政”古老而又常新。围绕中国妇女参政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才有了很大进展。根据一些重要的数据库统计，以“妇女参政”为主题检索到的相关论文达2000余篇，其中大部分文章分布在1980年代以后，1980年之前有关妇女参政问题的文章很少，比如1964 年刊于《世界知识》的《美国妇女选民》，这篇文章具体介绍了美国妇女参政权获得的历程［1］。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妇女参政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隐藏在妇女解放思潮中的，即使偶有提及，也仅限于很小的篇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有关妇女参政的文献多见于各地地方年鉴，如四川年鉴《妇女儿童保护工作维护妇女权益》、河南年鉴《河南省妇女联合会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女干部参政工作》、如皋年鉴《群众团体—广大妇女参政意识逐渐增强》等，虽也有一些杂志如《领导科学》等刊载相关文章，但此时的文章大都不是以“妇女参政”直接为主体进行论述，而往往以“妇女问题”的方式进行研究；直到90年代，随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妇女参政研究才出现了高峰，一些专门刊物诸如《妇女研究论丛》等成为新的载体，其他的一些学术期刊也开始发表有关妇女参政的文章，研究者也多以管理培训干部、妇联组织、妇女学的专业人员为主；2000年之后，更多的学者加入妇女参政研究的行列，学科间的交融使得妇女参政有了更深的发掘空间，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博士硕士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妇女参政进行研究。

相较于期刊文献，以“妇女参政”为主题的论著则显得很少，王行娟《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妇女参政的具体行动进行了剖析；周长鲜《妇女参政：新中国60年的制度演进》以国家制度为切入点来看妇女参政的历程；李慧英《社会性别和公共政策》从社会性别的理论视角出发，揭示性别平等立法的原则和具体措施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而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则对世界与中国妇女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纵观六十余年的妇女参政历程，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总结和分析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发生基础，对妇女参政的现状、特点及模式进行探讨，并从客观、主观以及中介媒介三个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参政进展缓慢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发生基础

中西方妇女参政有着共同之处，但同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中西方妇女参政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不同。西方的妇女参政运动有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撑，妇女的从政意识、参与意识、主体意识都较强烈；而中国的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和父权的桎梏下主体意识较为薄弱，并且，女性的从政意识还会触及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男权统治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参政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什么？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一）政治动力：国家的型塑力量

中国的解放运动与西方不同之处就是国家强大的型塑推动力量，无论是解放初期妇女的参政还是其他的解放运动，国家都是关键因素之一。一部分学者从国家干预机制或国家政策角度来论述，如李小江的《50 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华中师范大学何平的《“国家在场”下的妇女地位提升——以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为例》、李巧宁的《1950 年代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华中师范大学杨翠萍的博士论文《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以河南宇县为例（1900—2008）》、浙江大学姚琛的《新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国家干预机制》等，在这些论述中都提到了国家在推动妇女解放历程中的型塑力量，刚成立的新中国在妇女参政乃至妇女解放的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少硕博士论文在探讨中国妇女参政模式、建构妇女参政体系的时候都强调“国家主导型的参政模式”、“政府主导型的参政模式”等，如张佳佳、蔡素星等。揭爱花在总结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妇女解放运动从属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主题，妇女解放的话语从属于国家的宏大叙事，都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客观的历史规定性”［2］。

事实正是如此，国家直接出面，要求和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工作，从城市到农村，没有例外；同时又通过各种手段诸如法律手段、意识形态、政治动员、行政干预等措施，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等思想，以“惊人的速度”试图突破千余年来中国妇女的从属地位，实现西方国家百年来妇女参政的诉求。不可否认，这是中央集权国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由此也导致了中国妇女参政中的依赖性、服从性，缺乏必要的自主性。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推动

中国的妇女参政，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优秀的女性把自身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后，妇女的参政活动渐渐摆脱了女权主义的影响，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正如顾秀莲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争取妇女解放的实践，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男性携手并肩，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具体利益，逐步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3］。

《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八十年》一书系统总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三代领导人的主要妇女理论观点，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该书认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是伟大的人力资源［4］。虞花荣《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参政思想研究》从党史的角度对不同阶段的妇女参政进行梳理，认为妇女参政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并指出了妇女参政的特点是政治色彩浓于社会角色，贤妻良母与事业强者并重等［5］。严华勇《江泽民妇女发展思想研究》从江泽民关于妇女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件中归纳和总结出了江泽民妇女发展的理论内容［6］。孙运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妇女参政政策探微》则重新梳理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妇女参政政策和理论［7］。张永英认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赋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是实现包括妇女参政权在内的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广泛参加经济建设，是妇女参政的物质条件；妇女参政关系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8］。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中国妇女参政的理论武器，而中国的妇女参政也践行和发展着马克思妇女观，不少学者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解放的途径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制度角度进行了强有力的分析和论证，但是对于妇女参政环节中的核心关键词“权力”和“权利”却鲜有详述。对于中国妇女参政权利的理论相关理解以及具体实施等方面的研究会更加充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内容。

二、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其参政模式分析

纵观60多年来的妇女参政历程，虽有起有落，但总的来说是逐渐进步的，实现了妇女参政的历史跨越，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

（一）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现状

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女性参政创造了令世界女性钦羡的优越条件，作为国家的主人，她们在法律上获得了同男性同样的平等权利。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批女性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人大、政协、政府、政党和社会团体中参与率稳步上升，形成了一定规模和阵容的女性领导群体，她们以其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姿态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彰显着自身的风采，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在肯定进步的同时，我们不能无视女性参政的缺憾。华艳君在《多维视角下透析当代中国妇女参政问题》一文中分析了这种缺憾，认为其主要表现在妇女参政比例偏低，妇女参政发展速度明显滞后，妇女参政民主参与普及而权力参与滞后，妇女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相称等［9］。按照目前国际衡量一个国家妇女参政水平的重要指标——女议员的数量和比例，中国虽然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世界的排名中却不断下降，从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51位，仅为21．3%。在政府任职方面，上届全国的省部级以上女干部比例为11%，正部级只占7．3%（2009年）。与此同时，截至2010年1月，有47个国家的女性正部长比例达到了25%以上，其中芬兰的女部长比例最高，为63．2%，遥遥领先于排在第62位的中国［10］。

同时，就权力参与而言，进入高层决策中的妇女，在主干线担任正职的很少，女性较多地停留在中层和副职，成为高级干部的比例较低，地厅级为13．7%，县处级为16．6%（2009）。2008年，全国妇联研究所进行了有关女干部成长规律及培养方式的调研，发现女官员成长存在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等问题，被称作“三多三少”［10］。诸如“权力尖损现象”、“三多三少”等现象，不但是当前中国妇女参政的一些特色，也是当前妇女参政所遇到的“瓶颈”。

正如李小江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将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地解放了［11］。中国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西方两百多年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生的力量，即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不难看出，中国的妇女参政乃至整个妇女解放思想的历史渊源并不是来自广大妇女阶层的自身诉求或觉悟，而是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策思想，快速发展来源于外生力量的推动；正因如此，中国的妇女参政又难以跨越目前遇到的瓶颈。

（二）中国妇女参政的模式分析

妇女参政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也由于不同的国度而不同。当前国际上的妇女参政模式主要是南亚模式和北欧模式。复旦大学研究生肖莎认为“北欧模式”的特点是各国妇女从政人数多，进入高层决策领域的人多，从政妇女与权力的结合很紧密，能够部分参与实质性的决策过程。她们的从政主要是以女权运动为依托的主动参与，从政妇女与一般妇女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妇女支持从政妇女，而从政妇女代表一般妇女的利益［12］。而南亚模式却与此截然相反，“南亚模式”的特点是在妇女整体社会地位并不高、从政活动并不广泛的背景之下，涌现出不少女性当权者，但这些从政女性与权力的结合不紧密，与一般妇女也存在着某种“脱节”，被称为男人的“政治替身”，是一种被动的、封闭性的模式［13］。

那么，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的模式属于哪一种？张佳佳把南亚模式称之为“精英模式”，把北欧模式称之为“普遍参与模式”。在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中，她认为虽然中国精英女性的参政带动了广大妇女的参政热情，从根本上为妇女赢得了权利，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女性参政的资源与动机仍然不足，因此激发广大妇女群体的参政热情，与少数从政妇女共同争取更多权利更显必要［14］。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妇女参政的模式探讨的相对比较少，蔡素星借用现代经济学上的“政府主导型制度”中“政府主导”概念与妇女参政相结合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型妇女参者模式”，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15］。周娟则在《我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回眸与当代中国妇女参政模式的立体构建》一文中从国家对妇女参政影响的视角，对我国妇女参政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分析，从中探寻国家与妇女参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构建“国家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的设想，以期对新世纪我国妇女参政的发展有所裨益［16］。总之，对妇女参政的模式探析或路径选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当代中国妇女参政进步缓慢的原因透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参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也正如前文所述，妇女参政的步伐却相对缓慢。关于妇女参政进步缓慢的原因，学术界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看，妇女参政缺乏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最早是由西方学者杜威在研究社区时提出的，它的基本思路是：社会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要保持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的发展状态，就要注意这些生态系统所处的环境。在社会生态环境中最应注意的就是政治与政府生态环境。对此，王妍从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以及经济生态四个维度分析了它们与妇女参政的关系［17］。崔榕从政治环境角度质疑干部任用选拔标准，认为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表面看是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但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就会发现许多条例是以男性的生理和成长规律为标准设计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这种规则在执行中对女干部的发展明显不利，是社会性别盲视政策［18］。司马俊莲则从经济、教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某些贫困地区，人们不得不为温饱而挣扎，为生计而奔忙［19］。学术界纷纷就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多角度进行分析，但从地缘环境、人事环境进行剖析地文章不是很多。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看，妇女自身的局限或不足导致妇女参政的边缘性。妇女自身的不足包括很多方面，有可能是妇女自身具备的诸如参政意识薄弱，也包括由客观环境所导致的诸如教育水平低下等。有学者进行过个案的参与性研究，在对农村妇女进行跟进研究时，有意识地安排妇女去上相关课程，尽管邀请函上明确写的是邀请女主人，但是女性朋友来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很多妇女都说“这是男人的事，他们去就行”、“听不懂，还不如男人去”、“家里走不开，要喂猪，要照顾小孩老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一方面是妇女角色矛盾引起的，更为重要的是妇女自身性别角色的定位使得其主体意识、公民意识缺失。中国的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是与民族革命继而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的，其解放仅仅是妇女为了民族安危、国家建设而产生的附属品，并不像西方妇女那样寻求自身的解放。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先赋性质的，不是妇女自身奋斗的结果，而是国家制度所造就的，这样形成的中国式的妇女解放在参政上更倾向于服从性、依赖性。

最后，从中介环节来看，主要是妇联组织和媒体的力量。梁旭光在《大众传媒与妇女参政》一文中从理论层面指出，大众传媒宣传面广，受众人数多，对政府决策、社会规范和人们的价值判断有着巨大的影响，妇女参政亟需大众传媒的支持；而目前，媒体对妇女参政的支持还缺乏力度，必须改变这一状况，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和压力机制的作用［20］。金一虹则从实证视角论证了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及这种认知的来源与传媒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指出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宣传女性优秀分子，为她们“脱颖而出”进人领导岗位创造条件的积极影响，也有“忽略”女领导干部的政绩和将扭曲了的女领导干部形象刻板化、类型化［21］。对于妇联组织的研究则可单独成为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比如妇联组织的运作机制、妇联组织的作用、妇联组织的结构等等，当前妇联组织虽为妇女联合的团体组织，但在当前中国国家境遇里，中国的妇联组织听令于国家的指挥棒，在某些领域也未能很好地代表广大妇女的权益。

四、结论

综合当前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我们发现，学者们对当代中国的妇女参政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从学科属性来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心理学、女性学等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内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并且当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状、原因、对策、比例的探讨，而对于妇女参政的模式或是路径探究不多；同时，在妇女参政环节，更多的学者将视野集中在相关的数据比例上，而对于妇女参政的深层次问题未加深思，比如妇女参政群体利益表达权的行使、参政妇女与大众妇女的利益关系、参政妇女与当政的男性同胞之间的相关问题以及“权力、权利”视野下的妇女参政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其次，当前的研究更偏向于问题应对型的研究，偏重于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对策的探讨，缺乏理论的升华，还没有形成中国妇女政治参政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并且目前的众多研究中鲜有对妇女参政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探索，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理论界对此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个别研究也只是从我国现行的妇女参政规律和特点加以概述，而未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样就显得较孤立、片面，缺乏立体感。

最后，当我们都在高歌妇女参政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时，还需要深刻反思妇女“解放”问题。诚然，国家为妇女解放提供了空间，反过来，妇女在得到这种解放的过程中也似乎依赖上了国家的这种解放。当国家制定出有关保护妇女政治经济等权益的法案时，作为当事人的中国妇女群体是真正感受到自身权益的变化，还是仅仅跟随着国家的脚步亦步亦趋，这是我们政策制定者、更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国家话语权是否已覆盖了女性同胞的话语权。换言之，如果脱离了国家这一工具的推动作用，妇女参政又会走怎样的一条道路？中国的妇女参政未来的路应该迈向何方，又以何种方式迈出去？中国妇女参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将妇女参政纳入到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继续深化和推动妇女参政的研究，是21世纪紧迫而重要的时代课题。

［1］上官．美国妇女选民［J］．世界知识，1964（4）：29．

［2］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J］．浙江大学学报，2008（4）：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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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妇联党组．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八十年［N］．人民日报，2001－06－23（5）．

［5］虞花荣．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参政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2：32－37．

［6］严华勇．江泽民妇女发展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1．

［7］孙运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妇女参政政策探微［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36－142．

［8］张永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妇女参政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J］．妇女研究论丛（增刊），2001（6）：43－50．

［9］华艳君．多维视角下透析当代中国妇女参政问题［J］．社会科学家，2007（5）：132－138．

［10］杜洁．妇女参政——老议题新挑战［OL］．中国妇女研究网，［2012－03－08］．http：／／www．wsic．ac．cn／internalwomenmovementliterature／79847．htm

［11］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J］．浙江学刊，2000（1）：59－65．

［12］肖莎．北欧妇女参政模式剖析［J］．欧洲，1998（1）：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