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文化模式的选择及其价值整合，是人们创造性的文化运作过程。当前，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我们正面临着文化模式的选择，并且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人们在文化各层面表现出来的争论、期待与忧虑无不与此有关。当代中国文化模式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选择中，人们越是从实际出发，就越能依照一定的目标来选择恰当的手段;人们在实践中越是坚持实事求是，对于目标的意识越明确，就越能趋向于运用恰当的手段来达到其既定的目标;而这种目标与手段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结果。价值选择的结果，既是价值目标的实在化，又是价值手段的对象化，即在选择的结果中实现了选择的目标。当代中国文化模式的选择，也是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三维实践过程。

一、文化价值整合方法及其运用

文化模式选择是指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可能的选择，也就是受某种文化的指导，在多种发展可能中确定向某个方向、某个目标发展。文化选择具有主体能动性，又具有客观制约性。作为主体的人可以积极能动地进行比较、思考和挑选，但却不能最终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并且要受到背景的制约和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文化通过对主体选择的制约，进而对社会发展的方向产生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如此模样，就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多次选择发展的结果。文化选择的客观制约性的存在，说明文化选择其实也就是文化规范，任何人都只能在既成的条件下进行一定的选择，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所要探讨的价值整合方法及其运用，就是建筑在上述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它是个从吸纳和同化(肯定)到拒斥和冲突(否定)再到演变和飞跃(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首先，文化吸纳和同化的价值整合。由于文化选择既有所吸纳，也有所排斥，在选择中常常要吸收一些外来的、其他的文化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文化整合将不同文化的方方面面连接、融合、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模式。文化作为特定历史的积淀，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自己特定的范围和形式，特别是作为文化精髓的核心部分，一般来说是难以改变的。如果文化的核心部分改变了，这种文化原有的性质也就根本改变了。所以，文化选择的价值整合，一般是在核心部分不变的情况下对新质的吸收和接纳。力图不改变核心部分、保护核心部分不被冲击的功能，便是某种文化为维护其存在、使其性质保持不变的同化过程。

其次，文化拒斥和冲突的价值整合。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拒斥作用，否则文化的特质与个性就不能保持。这种拒斥作用强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某种外来的、新的文化与本土的、传统的文化之间就会产生较激烈的冲突。文化冲突是两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理论原则之间的相互交错和相互批判。例如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外来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与之格格不入，如果要吸收和接纳，就要修改自身。当自身修改到一定程度，其核心部位被改变时，传统文化的性质就会改变。为了防止性质的改变，传统文化也会努力维护自身，但过分的自我维护，又会陷入闭关自守、顽固不化的境地。一般来说，相互冲突的两种文化之间有高下之分，和社会发展进步贴近的文化要比腐朽落后的文化居于优胜的地位，而且终将会成为对社会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文化，腐朽过时的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必将愈来愈小。由于两种或多种文化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体系，有时很难达到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对这种冲突往往不能作简单的是非评价，也不一定就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冲突，而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然障碍。这种冲突的缓解主要是通过渐进融合和贯通的方式。我们应在不断开放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这种冲突，形成一种现代的和多元的文化观。相反，以狭隘批判的、对立的、有你无我的态度来对待，是不合时宜的，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也是无益的。

再次，文化演变和飞跃的价值整合。文化演变是价值整合的基本方式，文化飞跃是价值整合的直接成果，它们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整合一般都是对其他文化内容的吸取接纳，原来的文化类型就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改革，与之相应的社会发展方向自然也会有所改变。例如从中国近代开始，西方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渗透，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重视，使一贯鄙视技艺的传统文化有所改变。文化的这一变化对社会发展又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处于崩溃边缘的封建王朝的瓦解以及其后新社会形态的建立都起了推动作用，使社会发展方向更为明确。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文化选择的价值整合，目的在于使文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对特定的环境条件具有既顺应、又指导的作用。通过选择和整合的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可以得到积极的调整，其社会价值行为也将更为明确，更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211－212

二、以内源价值选择为实践目标

当代中国文化模式的选择，首先是对目标的选择。这个目标相当于实践活动中的目的范畴。在传统教科书中，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这是因为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因此只有满足需要，才是认识的目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彻底的。认识的目的是满足实践的需要，那么什么是实践的需要呢?人们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价值问题，答案应该是人的价值性需要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所说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实践的需要，实际上说的是为了满足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目标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极大，它决定着整个价值选择的成功与失败。

首先，内源价值的实践方式。这是价值目标在质上的规定性，即内源价值以实践为运行方式。在这种运行方式中，通常是个民族文化的内化过程、族群智能的内化过程、以及个性品质的内化过程。一是民族化。这是本民族特点与新文化内容有机统一的实践方式，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发展起来，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内源价值及其外在形式。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对民族形式的内涵作了科学规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与此同理，当代中国文化的模式，显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建筑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社会心理、民族风俗习惯基础之上的，既保持着民族文化的连续性，满足了人们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稳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要，又具有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有机统一。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智能化。民族文化心理建构也体现在为促进族群和谐、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上。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这种智力支持最重要的特点是人脑与电脑的结合，实现了人的认知和操作系统的智能化，即利用视频、音频、显示、电子、控制、网络、计算机等科学技术，采用各种现代化的产品、设备或软件，减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手工操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性和舒适性。例如智能大厦、智能住宅的出现，在家中就可以与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多媒体通讯，既可在家办公，也可在家休闲。智能小区的居民则成为那些不受工作场所限制的人，包括软件设计师和工程师、证券经纪人、信息转换员和翻译、艺术家、作曲家、作家的工作车间。三是个性化。从民族文化到族群智能再到个性品质，完成了文化价值内源化的一个周期。事实上，民族心理构建更多的体现于群体，而内源价值则更多的体现于个性，因而内源价值也可以与本土文化或者民族文化发展不同步，它是单个个体稳定的心理特征，即兴趣、性格、能力、气质等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生理素质基础上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个性。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出身、环境和受教育情况的不同，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在传统教科书中，个性化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似乎与社会主义无缘，这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2］P208这既需要我们广为宣传，也需要我们把它落到实处，否则就是空谈民主主义、空谈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看成是人类彻底解放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强调的还是个性解放。但因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的制约，当前还无法做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自由”，无疑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其次，内源价值的增长方式。这是价值目标在量上的规定性，即内源价值以增长为实现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通常表现为内源价值的存量增长、增量扩张、以及转变方式等三种实现方式。一是存量文化资源的内涵增长。一种文化具有独立性的标志，就在其文化资源存量以内涵增长为实现方式;一种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其文化资源存量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无论是从国际文化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文化资源存量不断出现短缺的新情况新压力来看，我国文化产业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等来推动，这是文化资源存量实现内涵增长的新阶段，其实现方式已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或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增量文化资源的外延扩张。当一种增量文化资源在其外在扩张中，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且还给予数个国家数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塑造着地区或世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资源的增量，我们把它称之为正能量，反之则称之为负能量。只有这种正能量的文化扩张，才具有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世界资源的意义。所以，我们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要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国际化的文化市场。三是加快文化资源增长方式转变。要加快文化资源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数量型增长方式片面追求文化产业的数量、产值和速度，致使文化资源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质量型增长方式则改变了这些弊端，注重文化产业增长中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要加快文化资源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技术引进型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乏知名文化品牌，只能靠低端技术生产低端文化产品，充当“世界工厂”;自主创新在强化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培育出高端自主创新品牌，它是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与关键。要加快文化资源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不可持续增长主要靠对文化企业增加物质投入和更新厂房设备来扩大再生产;可持续增长主要靠对文化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提升人员素质来扩大再生产。

再次，内源价值的度量方式。这是价值目标在度上的规定性，即对内源价值总要有个衡量的尺度。由于内源价值通常是“多”和“三”、“三”和“一”的统一体，所以内源价值的总量为“多”、内源价值的基本量为“三”、内源价值的归属量为“一”。这构成了三种度量方式，其本身就是个“三分法”。一是用“多”度量。生物多样性原理同样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那种试图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思想斗争来概括文化生态的想法，注定将走向失败，因为它不符合多元世界的本来面目。在植物学家那里，用“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来形象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前者尽显了文化价值观百家争鸣的气派，后者展示出文化价值观气象万千的风貌;在数学家那里，提出把世界抽象为“N维”，这可能有点玄乎，但客观地反映了人们对世界本来面目的认知既是无限的也是多样的;在哲学家那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源自物质世界的多样性，而多样性世界的本来面目决定了无限的意识内容与有限的意识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它将永恒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二是用“三”度量。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说，“三”是“一”与“二”的最高环节，“三”是万物世界的最初基元，也是多元文化价值的基本量。虽然这“一”也包含着“多”，但那就像海水里包含着盐，但并不等于盐一样;虽然这“二”是“一”的展开，但“二”并不是“多”，只有说到“三”时才开始称为“多”，正像人们平常所说“一个人为一，两个人为双，三个人为众”，所以龚自珍说“万物之数括于三”。依此来度量文化价值的量，人们就会发现:在正价值与负价值之间有个文化轴心(它相当于数轴的“0”点)，以它为中介和参照系，或走向正能量文化，或走向负能量文化，这显然是个由负值文化到文化轴心再到正值文化，或由正值文化到文化轴心再到负值文化的三分过程，这显然遵循和运用了三维世界观与方法论。问题在于对这个文化轴心(参照系)到底如何来描述和建立，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给出令人信服的准确回答，让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三维智慧面前得到化解。三是用“一”度量。事实上，无论是“多”还是“三”，最终都将归于“一”，“多”是“一”中之“多”，“三”是“一”中之“三”。这就是说，我们面对多样性的自然世界和繁琐性的社会生活，必然产生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文化价值观念，这只有通过对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才能达成或趋于价值观的一致和统一，不然的话，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何以形成，多样化社会生活何以为继;反过来说，通过实践所形成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不仅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而且成为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奋斗的思想武装，以及人们在进行社会实践中能够取得成功的行动指南。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多元价值结构中，需要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成为文明精神的显著标志，以及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

三、以多元价值整合为实践手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1年11月2日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由于多元文化并存，未来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再是意识形态性或经济性的，而是文化性的。因而，多元价值整合就成了实现内源价值目标的根本性实践手段。

首先，多提供一些必要的价值选择手段。文化的多元价值是指由于人和人类社会价值选择目标具有多样性，因此价值选择的手段也是多元化的。每一具体的价值目标，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价值手段。当然，手段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作为有生命力、活的东西，不仅有巨大的选择和创造的力量，自身也在日新月异地变革和发展，它能够保存留传下去，为新的选择服务。如果科学认识还能够有利于人们的价值选择的话，那么这就是在建立了十分明确的目标的情况下，它可以分析达到此种目的种种可能的途径和手段。所以，当代中国文化模式，一旦选择了内源价值的多样化目标时，同时也就选择了整合这种多元价值的实践手段。多提供一些价值选择实践手段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自我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有缓解价值冲突的作用，因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丰富的、由各方面的价值构成的。如果集体的社会选择只侧重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如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产，那么这种集体社会选择就不仅背离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也忽视了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这样就会使社会文化价值状态失去平衡。只有按照不同民族、社区、国家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安排多种多样的价值实践手段，才能适应不同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使不同价值选择的冲突得到缓解。

其次，尽可能提供一些合理的价值补偿。集体的社会选择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价值偏好，社会机制也不能完全确保社会价值状态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应尽可能地提供合理而且必要的补偿。这并不是说集体的社会选择应该四平八稳、没有价值倾向和先后顺序。社会在一定时期重点选择某些价值，或者有计划地重点解决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需求，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在进行这种价值选择和满足这一部分人的价值需求时，还应该用其他的价值选择补偿另外一部分人的价值需求。这样可以缓解价值矛盾和冲突。如果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某些人，而置其他人的价值需求于不顾，就会加剧价值冲突。使社会价值状态失去平衡。搞平衡常常被人责备为四平八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种价值选择和冲突，搞平衡却是进行社会决策与实践活动的有效手段，因为社会不仅需要急剧的变革，也需要稳步的发展。

四、以价值体系重构为实践结果

如果仅有选择的目标和手段而没有结果，还不算是完整的价值选择过程。价值选择的过程大体上是先是确立了选择的目标，再选择能达到这个目标的种种手段，这时价值主体已掌握了作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但这只是观念地掌握，还是一种理想模型。它还必须在选择活动中将这观念性的模型，转化为客观的实在。

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重构文化价值体系为先导。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变故迭起，军阀混战，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了第一位，以寻找解救近代中国的正确道路。由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五四”时期新旧文化的论战为开端，它以如何重构中国新文化价值体系为先导。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为探求和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与民族文化形式如何有机相结合的时代化课题，以及如何重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实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革命性转变与重建，历史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文化纲领，为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做出了划时代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但没有适时地实现文化转型和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历经风雨和艰难探索中前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强调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崭新社会，也是物质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者协调发展的社会。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江泽民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包括树立和落实“和谐文化观”在内，它是指在以人为本原则下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在最大限度满足公民文化权益及需要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对话、竞争中彰显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进而形成缓释矛盾冲突的文化氛围、文化机制、文化精神。为此，“一切有益于、有助于、无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长的各种文化因素，一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科学和进步的思想精神和道德观念，等等，都应当是21世纪中国文化形态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在实现中华文化从意识形态对抗向文化形态回归的基础上，建构统一的中华大文化的文化新形态和新秩序。”［3］P84只有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推进和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当代中国改革攻坚以重构现代核心价值观为难点。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后，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累积并凸现出来，其难点在重构现代核心价值观。例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价值观必然带来贫富差别，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也必然助长这种矛盾，使之难于解决又必须加以解决。社会转型也意味着原有价值体系的“解构”，从而形成价值观的多元甚至价值体系的“真空”。一旦社会上缺乏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就极易使人们产生“价值迷惘”、“价值迷失”，即人文精神的衰退、道德理想的失落，价值选择的失控，并使得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物欲横流、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享乐至上、个人至上等为代表的腐朽价值观念滋长起来，横行无忌。只有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利于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鉴此，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只用了24个字，就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既注重国家的目标、讲求效率，也注重社会的进步、讲求幸福，同时强调个人的尊严、讲求道德。毛泽东曾经多次讲过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方法。它是个覆盖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并引导和推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

再次，重构文化价值体系以超越民族文化为课题。对此，我引用拙著《新生产力论》中的以下文字来说明［4］P240:民族文化的局限性不断为世界文明打破和超越，乃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人类历史屡屡表明，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也就是文明大发展的时代，一个能适时地批判本民族劣根性的民族也就是最有前途的民族。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狭隘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圈子，以一种世界人地球人的眼光，将整个一部人类文明史作动态考察，则不难发现，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具体说就是:在封闭的社会里，民族文化受到地域等空间条件的限制，而在今天和未来的开放社会里，民族文化已驶入世界文明的大海，它主要是世界性的。鲁迅曾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5］P53这就提出了超越民族的局限性，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与哲学、参与世界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性任务。因此，21世纪的文化创新必将以此为课题，重构人类的精神结构或文化—心理结构，重建人类的文化世界或文化精神。

［1］王宏雄.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毛泽东文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3］胡惠林.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J］.学术月刊，1998(10).

［4］王征国.新生产力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萧萐父.吹沙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1.

责任编辑:肖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