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青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一

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王翦击楚，取陈以南至平舆，尽有楚国淮北之地。随后，秦国在此设置泗水郡，辖境约相当于今皖、苏两省淮河以北，临沂、枣庄以南，宿迁、泗洪以西，萧县、淮北市、涡阳、凤台以东地区;泗水南北纵贯全郡。郡领16县:在今安徽境内有城父(今亳州城父集)、铚(今濉溪县临涣集)、蕲(今宿县南蕲县集)、符离(今宿州市东北灰古集)、竹邑(今宿州老符离集)、取虑(今灵璧县高楼乡潼郡村)、僮(今泗县东北骆庙乡僮城村)、萧(今萧县城西北)、相(今淮北市)等九县，在今江苏境内有沛(今沛县)、留(今沛县东南五十里)、彭城(今徐州市)、下相(今宿迁市西南古城)、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在今山东境内有傅阳(今山东枣庄市旧峄县城南侯孟)、戚县泗(今山东临沂市西南)等县。［1］P9－10据谭其骧说，最初郡治当在沛，在泗水之滨，所以名泗水郡，至二世时已徙治相城。［2］P466也有人认为徐县置于西汉，戚县属于东海郡。［3］P2147、2329汉初，刘邦为提高家乡地望，改泗水郡为沛郡。郡下辖县三十七，郡治仍设在相城。

水郡处于当时全国之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人顾祖禹说:“盖彭城、邳、泗，北连青、齐，西道梁、宋，与中原形援相及，呼吸相闻，自古及今要会之处也。”［4］P869泗水郡在秦末特别引人注目，不仅是它重要的地理位置，更由于这里是反秦起义最早、最激烈的地区，关于泗水郡在秦汉鼎革时期的重要作用，程有为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在此，概括如下:

首先，反秦起义的三大主力要么首先从泗水郡起义，要么本身就是泗水郡人。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失期当斩，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銍、酂、苦、柘、谯，皆下之。”据《集解》引徐广曰:大泽乡“在沛郡蕲县”。当时沛郡称泗水郡。陈胜起义后首攻的目标即是泗水郡南部诸县，然后西向进攻砀郡诸县。

反秦起义中的另一支主力刘邦乃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据《史记·高祖本纪》载:

秦二世元年，秋……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所以，泗水郡沛县乃刘邦首事之地。

第三支主力是项梁、项羽军。项梁、项羽是泗水郡下相县(今宿迁市)人。虽然避仇来到了吴地，但听说陈涉起事，马上在吴郡会稽(今江苏苏州)起兵，领八千人渡江而西，紧接着渡淮，进入东海郡，军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

第二，和第一点密切相关，即这三支起义队伍中，泗水郡人通常都是骨干力量，泗水郡是他们反秦的根据地。陈胜的基本队伍，除了900戍卒外，大多为泗水郡及其附近人。陈胜初立时，陵人秦嘉(《集解》引《地理志》曰:“泗水国有陵县。”县治在今江苏泗阳县众兴镇凌城村)、铚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酇。符离人葛婴将兵循蕲县以东，铚县人吴徐将兵居许。可见，陈胜起义得到了泗水郡民众的广泛响应。刘邦的文臣武将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周昌都是沛县人，二三千丰、沛子弟是刘邦起事的基本力量。而项羽所建西楚定都彭城，将泗水郡作为自己的都畿之地。西楚九郡，其中心区域为梁、楚，即秦之砀郡与泗水郡。

第三，由于泗水郡是项、刘军队的根据地，因此围绕此一地区，曾与秦朝军队有过激烈的争夺，最终是起义军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二世二年(前208)，秦泗川监平将兵围攻丰邑二日，刘邦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周市来攻方与，未战。雍齿叛，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邯等人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丰邑再次回到刘邦手中。

秦二世三年(前207)，项、刘军队分别遭到挫折，项梁在定陶被秦将章邯击败，死于非命。沛公攻陈留不克。项羽闻讯，从陈留东归，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今河南永城北)。这时楚怀王从盱台(今江苏盱眙县东北盱眙山麓)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在稳定了军心之后，才慢慢西进至安阳。由此，可看出彭城地区在项、刘军队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三点都说明，泗水郡有很浓厚的反秦思想，有很强烈的反秦力量，反秦的义旗一举，往往一呼百应。

第四，也许是巧合，泗水郡是陈胜与项羽的败亡之地。秦二世元年腊月，陈胜之汝阴，还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西北)，其御者庄贾杀以降秦。陈胜在泗水郡起事，也死在泗水郡。汉五年(前202)，汉军及诸侯从固陵一路追击，将项羽围于垓下，在此地将其彻底击溃。垓下之所在学术界尚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地在今河南，这又可分为陈下说①持“陈下说”的论文有苏诚鉴.垓下战场在河南不在安徽［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2);苏诚鉴.从“四面楚歌”再探垓下战场所在［J］.安徽史学，1988(3);蒋若是.垓下方位新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3);王汝印.刘永君.垓下地望考辨［J］.中州古今，1992(1);楼圣耕:垓下战场空间在何处［J］.中州古今，1994(3);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J］.中国史研究，1998(2);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等。与苦县说②主张垓下在鹿邑亦即今苦县的首先是《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中认为以张说为是。目前主张这一观点的有王汝印.刘永君.垓下地望考辨［J］.中州今古，1992，(1);楼圣耕.垓下战场究竟在何处［J］.中州今古，1994，(3);马义龙.楚汉相争之固陵之战与垓下之战地望考辨.周口师专学报，1998，(1);叶永新.垓下在河南不在安徽一证［J］.中州今古，2002，(4);叶永新.垓下在河南鹿邑不在安徽灵壁新证［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3)，等等。两种意见;大部分学者主张地在今安徽，细分也有灵璧说③灵璧说是见之于《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主流说法，为顾颉刚等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C］.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C］.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C］等沿用。主张此说的论文有魏嵩山.邹逸麟.垓下在安徽不在河南［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4);彭铭华，垓下辨—— 《垓下战场在河南不在安徽》质疑［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4(1);潘有庆.项羽溃围路线考略:兼谈垓下古战场方位［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1);施丁.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1998(6);施丁.再谈陈下之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6);马道魁.垓下故址考辨:与陈可畏同志商榷［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1);施丁.陈下战、垓下之战是两事:与陈可畏、辛德勇商榷［J］.中国史研究，2003，(1);邹逸麟.垓下之战的“垓下”到底在哪里:垓下之战的地理方位之争［N］.《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9月7日第12版;施丁.垓下之战新谈［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5);王健.楚汉之际黄淮、江淮间军事交通地理与垓下地点的推定［J］.军事历史研究，2011，(1);周运忠.楚汉决战之垓下在今灵璧县考［J］.宿州学院学报26卷，2011，(6)，等等。与固镇濠城集北说④主张固镇濠城集北说有李广宁.垓下古战场考察［A］.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论文［C］;陈怀荃，垓下和垓下之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有关此一问题的争议有过两篇综述性文章:卜宪群.刘晓满.垓下位置研究评议［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4);陈立柱.垓下故址方位研究评议［J］，宿州学院学报第26卷，2011，(3)。两篇文章的作者都赞成灵璧说。两种不同的主张。在此我们赞同安徽说，无论是在灵璧还是固镇，都不出泗水郡之范围。总之，在秦汉之交的反秦起义中，泗水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P110－113

二

那么，泗水郡为什么会成为反秦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呢?无论是古人和今人一直用秦楚矛盾深重加以解释。范增曾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6］P300程有为对此解释并发挥:“楚国都城东迁以后，淮泗流域成为其政治、军事中心，楚国贵族都东迁于此。楚国后期的三个都城陈、巨阳、寿春都在秦泗水郡附近。因而泗水郡是战国后期至秦代秦、楚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这种矛盾与秦朝实行严刑苛法导致的阶级矛盾互相交织，最终导致人民的反秦起义。”［5］P111但是，我们依然会有疑问，既然反秦起义是因为秦楚矛盾而激发，为什么没有在楚国定都时间较长的中心区域如南郡、陈郡、九江郡策动呢?如果我们将历史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中来观察，就会发现发生在泗水郡的反秦起义可能是一个古老的地域、族群矛盾的延续。要了解这一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泗水郡居民的族源。

根据现有的材料，自周初以来，见之于文献的泗水郡主要居民应该是徐夷与淮夷。据顾颉刚说，周成王时，本来在今山东省境内参与三监之乱的徐、淮夷，经周公东征之后，除淮夷留下一部分之外，都迁到了淮河南北，即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 。［7］P28除徐夷、淮夷外，同在山东省的蒲姑氏第一次也迁居到了下邳之取虑(今睢宁县)。［8］P5－6尽管蒲姑氏以后继续南迁，但总有一部分居民停留在第一迁居地定居了下来。徐夷、淮夷、蒲姑氏分别属于不同的部落，但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他们都属于所谓“东夷集团”。傅斯年曾经敏锐地注意到三代以来处于东方地区的东夷集团与处于西方地区的华夏集团的矛盾冲突 ，［9］P181－232但如果进一步追溯，这种矛盾可以上推至上古传说时代。

在炎黄时代，有涿鹿之战的传说。涿鹿的地点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世本》宋衷注云:“涿鹿在彭城南。”《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颜注引郑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路史》卷一四《后纪·黄帝纪上》注引《魏土地记》对涿鹿所在有另一种说法:“济城南东六十里，有涿鹿城。”这一传说透露出来的史实是:出自于西方陕甘黄土高原的炎、黄集团进入中原以后，侵犯了东夷集团的利益，从而与散布于淮泗河洛之东方平原的以蚩尤为首的风偃集团(即后来的东夷诸族所在)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战争。［10］P133－135

这以后，有尧舜之争。《孟子·万章》云:“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韩非子·忠孝》云:“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说疑》则更明确地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杀戒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史通·疑古》引《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这些材料，都表明舜曾经武力进逼并拘囚过尧。《孟子》说舜乃东夷之人，而尧据《史记正义》引《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当属于华夏集团之首领。［10］P141－142

夏代建立之后的重要史实如益启之争，后羿代夏，相征凤夷，杼征东海，桀伐岷山、克有缗，都是出自于陕西的夏部落与处于今山东、河南东部的东夷之间的矛盾争斗。最后，来自于东方的商族成为天下共主，东方暂时战胜了西方。

徐夷在商代即已形成方国，称徐方。徐方可能是东夷集团中最强大、最有作为的一支。淮夷在商代也建立了国家，分处于淮河南北，曾有与商王朝争夺控制权的冲突。尽管徐夷和淮夷和商王朝也有冲突，但与来自于西方的周民族相比，从地理位置与感情上似乎都与商朝更为亲近。当周朝建立之后，历整个西周时期，徐夷与淮夷都处在与周统治者的激烈冲突之中。

从周公旦开始，周成王、周康王几代中，西周和徐的战争是最频繁的。徐夷与淮夷都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遭到周公所率军队的征伐，被迫迁徙到淮河以北。［11］P1－11尽管如此，徐夷、淮夷对来自西方的统治者的反抗从未平息过。鲁侯伯禽(周公旦的儿子)经常不断地与徐国磨擦。《尚书·费誓》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至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周康王时，东方各族又有一度反叛西周的军事行动，因此有召公奭与伯懋父的东征 。［12］P1－6周昭王时，曾有过对南淮夷的征伐，居然南征不复。周穆王时，徐国在徐偃王的率领下，国力达到极盛，徐偃王率淮夷以伐宗国，势力范围曾北达洛水、伊水流域，迫使周穆王不得不承认其在淮河流域的宗主地位，远近臣服三十六国。《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路史· 后纪七》曰:周王“命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义而宾国三十六，周王剡之，乃录其子宗。”据《礼记· 檀弓下》记载，徐国使者容居去邾国吊丧时也曾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后穆王命楚灭徐，开拓在徐淮地区的领域，盖即导因于此。但徐国之灭是暂时的，周厉王之时，南淮夷复强盛，而王朝衰弱，虢仲的征伐并没有成功。宣王六年(前822)，周宣王命召穆公及卿士南仲、太师南仲皇父及程伯休父率周六师征讨淮夷。经过激烈战斗，周军击败淮夷中势力最强的徐国。徐国归降后，淮夷各方国、部族才臣服于周。然而，不久西周复亡，从此来逢于西方的王朝势力再也不能到达徐淮地区。［13］P37

明确了东方的东夷集团与西方华夏集团长期冲突的历史，了解了泗水郡居民徐夷、淮夷对抗西方周族统治的长期斗争，我们就会意识到，泗水郡的反秦意识与反秦行为是古老的、根深蒂固的，它来自于反抗西方异族统治者的历史传统。这种对西方统治者长期的不信任与仇恨、加上秦王朝暴政引发的愤怒，在民众心里积聚已久，只需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可燃起熊熊的大火。所以，陈涉、刘邦一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此一地区便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三

泗水郡是秦王朝划定的一个行政区域，但由于这一地区居民的族源大致相似，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其视之为一个文化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特点，今人一直以“楚汉文化”为名加以揭示，但情况恐怕未必这么简单。

首先，泗水郡的居民徐夷和淮夷是东夷这个大族团中两个最有影响的族团，来到淮河、泗水流域以后，这两大集团和当地土著慢慢融合。据李国华说:徐夷、淮夷依傍着淮水，与原居住在淮河、泗水流域的土著人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盟邦。该盟邦概称“淮夷”。在徐夷和淮夷合体时期，淮夷中之徐人在历史上就有伯主之封，因而淮夷盟邦宗主当仍为徐夷人。是以史籍和今人才会有徐即淮、淮即夷之说。史书中所谓伐淮夷，即为伐以徐夷为盟主的诸淮盟邦，概含徐夷;而所谓伐徐则仅指宗主国徐国，以宗主代全体，徐为淮夷之一支，暗涵淮夷。［14］P68所以，在分析泗水郡居民的文化基因时，首先应该考虑徐、淮夷本身具有的鲜明的文化特质。就族源而言，我们可以将泗水郡文化称之为徐淮文化。

其次，泗水郡的地理位置处于四方之要冲，“北接中原，南通吴会，所谓梁、宋、吴、楚之衝，齐、鲁、汴、洛之道也。”［4］P1035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与四方的诸多文化有过冲突与交融，因此深受异地、异族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其一为商宋文化。

徐夷和淮夷早在迁居淮水、泗水流域之前，就已经是商朝的方国。郭沫若在研究殷商青铜器之后曾说:“徐方文化是殷商文化的嫡系。”［15］P91南迁以后，与商文化的核心区域——商丘的地理距离更近了。《尚书·立政》说殷商有“三亳”﹐晋人皇甫谧认为系三地﹕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据《括地志》﹐南亳在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今河南商丘东南)﹐为汤都﹔景亳(即北亳)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今商丘北)﹐为汤所盟地﹔西周以后，商丘又是商朝遗民的迁居之地。说商丘是商文化的核心区域是一点不过分的。泗水郡与商丘地区不但距离不远，更有睢水作为便捷的交通通道，受商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泗水郡离产生庄子的宋国蒙地并不遥远，与产生老子的陈郡鹿邑(今河南苦县)更是接近，从地理位置而言，接受道家文化应该是很容易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能在丰县诞生张道陵这样的道教创始人。更何况，宋君偃十一年(前318)，曾经将淮北之地纳入宋国，一直到宋国被齐、楚、魏三国所灭，此一区域为宋国控制达三十余年之久。因此，在考虑泗水郡的文化基因时，还要考虑商宋文化的影响。

影响徐淮文化的第二种文化要素为齐鲁文化。据顾颉刚说，徐夷、淮夷均原居山东，淮夷偏北，在今诸城、日照一带，潍水流域是他们的根据地，徐国偏南，在今兰山、郯城一带。［7］P18－28西周初年，一直危胁着鲁侯伯禽的封国，鲁国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以至鲁国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而在春秋早期，徐淮夷迁居淮泗流域以后，作为霸主的齐国经常与楚国争夺对徐国的控制权，多次攻打也多次支援过徐国。我们知道，争斗、磨擦是另一种形式的交往。作为徐淮夷的北方近邻，两地之间又有泗水直接贯通，交通应该是便利的。所以，徐淮文化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忽略了这一影响，就很难解释两汉时期徐州经学的兴盛。［16］P29－34

影响徐淮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要素为楚文化，此一区域与楚文化关系密切。据顾颉刚说，徐夷在周公东征以后，首先迁居于江汉流域，为楚国所逼迫，才在徐偃王时期转而迁往淮泗流域 。［7］P12－16也就是说，徐夷与楚国的文化交往较我们想象的为长远。而在春秋中期以后，徐国在晋楚争霸时一直是楚国的盟国甚至是属国，和楚国保持了紧密的关系。从江西靖安县出土的徐器者旨荆炉中的铭文我们知道，当时的徐国有令君这一官职，［17］P14由此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响。战国中期以后，此地长期受楚国控制，虽一度为宋国所夺，但在公元前 286年，齐、楚、魏瓜分宋地，楚得沛，淮北全属楚。尽管接着齐楚发生战争，齐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南割楚之淮北。”但很快，也就是在公元前284年，楚国就夺回了淮北之地。这以后，楚、齐、魏三国之间虽然仍有小规模的战争，但淮北属楚基本已成定局。所以，此地受楚文化的影响自不待言。出生于下相、定都于彭城的项羽将其国号确定为西楚，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之深。

影响徐淮文化的第四要素是吴文化。春秋晚期，徐国夹居于吴楚两个大国之间，最后终于被吴国吞并，所以，此一地域又曾经受吴国统治。李学勤说春秋中晚期的徐国铜器:“大都制作精良，铭文字体秀丽，纹饰细致优美，为长江流域的风格，与北方的肃穆雄浑不同。”［13］P38因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吴文化对徐淮文化的影响。

总之，由于徐、淮夷生活的泗水郡在地理位置处于四方之要冲，与很多重要的文化区域有着便捷的交通来往，与很多重要的族群在历史上有过复杂的交流与冲突，并曾经接受过诸多政权的行政管理，因此，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必然是多元的，仅仅是楚汉文化这一标签并不能揭示徐淮文化的复杂性。

［1］［秦］谭其骧.山东南部诸郡［A］.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C］.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2］谭其骧.泗水郡治［A］.长水集续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程有为.泗水郡与秦汉鼎革［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A］.文史第三十二辑［C］.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顾颉刚.奄和姑的南迁——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四［A］.文史第三十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8.

［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A］. 傅斯年全集第三册［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0］王青.中国神话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顾颉刚.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三［A］.文史第二十六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顾颉刚.康王以下的东征与北征——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二［A］.《文史》第二十九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J］.文物，1980，(8).

［14］李国华.徐夷与淮夷关系之浅说［J］.东南文化，1995，(1).

［15］郭沫若.杂说林钟、句鑃、钲、铎［A］.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16］王健.两汉徐州经学探论［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2).

［17］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县出土春秋徐国铜器［J］.文物，1980，(8).

责任编辑:秦小珊